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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远东地区唯一一个犹太人连续生活了千年的国家。
从19世纪末起，散居中国的犹太人开始吸引国际学界的持续关注。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对近代来华犹太人，尤其是对上海和哈尔滨两地犹太人的中外研究与史料整理大量涌现，堪称中犹关系研究中的一个亮点。
近代来上海的犹太人前后共有三波。最早是1843年上海开埠后到来的英籍巴格达裔犹太人（又常常被称作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是追逐商业利益的巨贾和银行家。从19世纪末开始，不少俄国犹太人来到我国东北定居，其中又有人继续南下，最终定居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俄国犹太人在上海的人数已大大超过巴格达裔犹太人。由于很多俄国犹太人是十月革命后来华的，他们当中的无国籍移民占了多数，这些人具有较强的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并经过个人奋斗跻身于上海滩的中产阶级。最后一波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为逃离纳粹反犹迫害，而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陆续抵达上海的德国和德占中欧地区的犹太难民，共计大约2万人。
当前国际上对近代来华犹太人研究的热点正是这波犹太难民。
这个热点能够形成，既与眼下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全球对日益突出的难民问题的关切、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战略息息相关，也是因为曾经的上海犹太难民纷纷开始口述、撰写和出版往事回忆，从而为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史料支撑。如今，各种回忆录已经多不胜数，甚至出现了不少上海犹太难民题材的小说创作，其中，严歌苓的《寄居者》和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的《上海，远在何方？》尤其引人瞩目。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作为史料，其价值和重要性毋庸赘言，但追忆容易掉进的陷阱也不容忽视。一方面，追忆是可塑的，追忆者会借助别人的记忆和研究不断修正自己的记忆。另一方面，追忆还可以是自我辩护，年少时的摸着石头过河乃至一意孤行，再回首往往就成了冥冥中的定数，仿佛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追忆不仅仅是再现往事，也是要为这种再现找寻连贯的叙事，从而有助于理解怎么就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向自己、向他人有所交代。普里莫·莱维对自己的纳粹大屠杀记忆有过犀利的反思：“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地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相形之下，对于所谓的“原始记忆”，也就是当时关于这些犹太难民的文件、报道，以及他们流亡上海期间留下的文字，这类史料的整理和汇编迄今依然屈指可数。在这方面，以色列学者伊爱莲（1929—2019）取得的成就在国外学者中首屈一指。她先后出版了两本“原始记忆”汇编。一本就是2008年出版的本书，其中汇集了避难上海的中东欧犹太人的诗歌、日记、信件、小品文和短篇小说，这些文字以意第绪语、德语和波兰语写就，不少发表在当时的上海犹太报刊上，另有一部分从未发表过，或以手稿形式尘封在档案馆里，或由私人收藏。2018年，她又出版了一本700多页的巨著，辑录了以6种语言（德语、英语、俄语、意第绪语、希伯来文和中文）写的184份史料，并配有详细的注释和导读，这也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 [1] 放在日渐繁盛的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的回忆录、口述史、纪录片之林中，这两本汇编仿佛是一堆擦得锃亮的银器中两件锈迹斑斓的青铜器。
面对这本文学创作选集，我们不禁要问，书写在这些犹太难民当时的生活中到底有多重要？这些“原始记忆”与那些后来被“过于频繁地唤醒的记忆”到底有何区别？
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虽然多为欧洲的中产阶级，但纳粹只准每个犹太人携带10德国马克（Reichsmark）的现金离开德占欧洲，因此多数难民抵沪后一贫如洗，如何维持生计对他们而言始终是头等大事，不少难民从此意志消沉，一蹶不振，终日依赖犹太社团的救济勉强糊口。不过，时代的列车只会从甘愿屈服的人身上碾压过去。诸如奥西·莱温（Ossi Lewin，约1905—1975）等专业新闻工作者抵达上海后，就积极创办了多份服务于犹太难民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1939—1946年，上海犹太社团出版的报刊起码有22种。 [2]
在犹太难民眼里，办报对于建立难民社团内的经济关系、创造社团的生产力、融入上海的经济生活不可或缺。来自布莱斯劳（Breslau，1945年前属于德国）的记者曼夫瑞德·罗森菲尔德（Manfred Rosenfeld，约1886—？）在1943年8月29日的《上海犹太纪事报》上指出，对交往的需求是人心灵中最强大的内在力量，而报纸产生了交往，哪里有交往，哪里就有活跃的交换和生产，就能创造新的价值并使原有的价值增值；罗森菲尔德强调，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的交往都是如此。
物质生活的交往通过广告和救济信息实现，连篇累牍的广告是许多犹太难民报刊的鲜明特色。自然，境内外从政治到体育的各类时事报道和评论，也是犹太难民亟须了解或喜闻乐见的。
真正的精神生活的交往体现在文学版面、文学副刊，甚至专门的文学期刊上，这里刊登有连载的（翻译）小说和短小的诗歌、随笔。考虑到日伪在上海沦陷时期实行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并对相关纸张供应严格控制，文学书写似乎是堂吉诃德的事业。其文学价值即使在难民自己看来也是可疑的。来自柏林的艺术史家洛塔·布雷格尔（Lothar Brieger，1879—1949）有幸在圣约翰大学谋得教职，他认为，历史一再表明，一流的文学和美术作品无法诞生在移民期间，艺术家在移民时期没有艺术创造性，只有保全之功：他们一旦有机会重返不幸被毁的家园，就能用丰富的艺术传统浇灌那里已经贫瘠的土地，开始文化上的自我反省和艺术重建。“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只能日后从有记忆的心灵的经验中再生而来。”
[3]
保全之功一说应当能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难民那里引起共鸣，大概没有任何移民像他们一样把那么多的书带到新的国家。而上海在他们心中激起的涟漪，常常需要通过昔日熟读的文学作品中的格言警句才能最贴切地表达。歌德被频频引用。罗森菲尔德借他的话——“亲临一场重大变革，乃是伴随一生的重要经历”——把上海视为自己的宿命。
本书中的库尔特·莱温则把歌德的临终遗言“再多些光明”写成诗，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呼唤启蒙与理性的光。
至于移民期间能否攀爬到艺术的金字塔尖，或许从不是这些难民作者和读者的考虑，至少不是首要考虑。不少随笔着眼于鼓舞难民们低落的士气，读来仿佛逆耳的忠言，它们反复告诫那些“不得不因爱与善的缺失而怅然”的犹太同胞，不要总想着抱怨而忘记自己客居在一个“战火纷飞的陌生国度”，不要“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失魂落魄”，忘记欧洲、坚定意志、努力适应才是正道；有的文章甚至为不少年轻难民因染上赌博嗜好而不惜犯罪深感痛惜。
颇为难得的是，我们还能发现女性难民读者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态度。她们视小说为宝贝，“可以快速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远离一时的怒火，远离因为孩子因为物价产生的坏情绪”。
另一位女性作者坦言，在上海生活的唯一可能性就包含在一句话中：“要留意住在小巷里的人，也要仰望星空。”
在她眼中，小巷是指废墟般的凌乱而污浊的处境，需要鼓足干劲去克服和改变；星空是指纯净的道德价值和精神力量，可以从故乡的文化中汲取。事实上，这句话引自德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作家威廉·拉贝（Wilhelm Raabe, 1831—1910），但把原文“要看星星，也要留意小巷”（Sieh nach den Sternen, hab acht auf die Gassen）的句序颠倒了一下，改动后的句子显然更符合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现实，也充分彰显了文学和文化在流亡时期的功能——其所营造的广袤精神空间是不得不偏安一隅的难民抵御逆境的生存方式。
事过境迁，这种“原始记忆”的眼光如今却常常被“再生”的眼光不自觉地遮蔽了。这在一个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许多上海犹太难民在回忆录或口述史里表示，他们当时与中国人几乎没有互动和交往。中犹两个民族在语言和宗教上的巨大差异似乎让这种话听起来合情合理，以至于否认中国人与上海犹太难民之间的互动隐隐成了当前西方学者的共识。 [4] 这种观点显然会在上海犹太难民的个人记忆和当下我国关于他们的公共记忆之间拉出一道鸿沟，但它能否经得起“原始记忆”眼光的审视呢？
言及互动，上海犹太难民幸存者常常会强调他们与中国人极少通婚。的确，这类婚姻大概只有十来例。
且不说与外族通婚直到今天仍会让很多犹太拉比皱眉，即使犹太社团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上海犹太报刊种类的繁多，其实正反映了上海犹太社团内部社交壁垒的森严：在柏林犹太难民和维也纳犹太难民、在德奥犹太难民和波兰犹太难民、在中欧犹太难民和已立足的俄国与英籍犹太侨民、在世俗犹太人和信教犹太人之间，隔阂比比皆是，致使每个群体都感到有必要拥有为自己发声的喉舌。本书压卷之作即短篇小说《婚礼》对比了两类通婚：一家世俗犹太人从柏林来到上海，儿子娶了中国姑娘，女儿嫁给了波兰信教的犹太学生；前者受到双方父母的反对，后者则令各方皆大欢喜。但作者只捕捉到一半真相。现实中没有皆大欢喜。确曾有一位德国犹太姑娘嫁给了波兰经学院的学生，夫家的圈子从此不用她的名字而一直用意第绪语“Daitshke”（德国妞儿）叫她，令她痛苦了一生。
[5]
犹太人之间的越界都会造成终生的心灵创伤。如此看来，十来例与中国人的通婚应该是多得让我们感到惊异才对。
上海犹太难民常常温馨地回忆起自己雇过的中国佣人，但随便翻翻上海的犹太难民报纸就不难看到，他们与中国人的互动远远不止于此：犹太难民所卖二手商品的买家多是上海本地人，犹太难民喜欢光顾（有的甚至只光顾）中国人开的裁缝店、理发店、洗衣房、电影院和当铺，犹太保甲在台风中冒着生命危险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一些中国人，中国公司在犹太难民报刊上刊登广告。显然，难民们的记忆有选择性。人的记忆就像视线那样有盲点，无可避免，也无可厚非。
上海犹太难民晚年还常常提到很少有人学中文，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难民当时没有了解中国的意愿或与中国人接触的努力。《上海犹太纪事报》曾连载赛珍珠的《大地》，在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她们纷纷感谢这部小说帮助难民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
犹太流亡者中不乏普及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努力之人。本书收录的汉学家唐维礼曾开办不授予证书和学位的亚洲研讨会，一份1944年亚洲研讨会的春季课程表幸存至今，上面与中国相关的课程包括“中国的艺术、音乐和诗歌”“中国的伦理和哲学”“中国的治疗术和草药”“中国的宇宙观”“律师用中文”“医务人员用中文”“中国的原材料和商业”“中国的商业心理学”“中文《论语》”“中式建筑”“文言文”和“上海话”。
[6]
唐维礼还在难民报纸上撰文向读者介绍《金瓶梅》、中式菜肴和中国人玩的游戏如围棋、投壶和猜拳等。但在上海犹太组织眼中，这种努力要么是光顾着看星空，要么是只留意小巷里的宠物，它们没有给予这些文化活动任何资助，虽说唐维礼身边不乏少许忠实的追随者会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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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更大受众的另有其人。弗洛伊德的弟子施托菲尔（A. J.Storfer, 1888—1944）流亡上海前作为《法兰克福报》的职员在维也纳享有盛名，他在上海办的半月刊《黄报》（Gelbe Post）至今被学者们津津乐道。与所有其他难民报刊不同，《黄报》的鲜明特色正在于帮助犹太难民接近中国文化。施托菲尔办刊的初心体现在一份他抵沪不久后的三页打印稿上。为了谋生，他想教德语，但发现这里对德语兴趣不大。“我也愿意在中学或大学免费任教，特别想与中国知识界建立联系。我的印象是，这里只有中国人才有真正的精神生活。欧洲人和美国人大多只顾着赚钱，相当肆无忌惮，这在这个荒废无根的城市中不难想象，他们要不然只对体育、当地社交八卦和时尚生活感兴趣。无论如何，女人的理发师比索邦大学的教授更有声望和谋生机会。”
打出这些文字三个多月后，《黄报》发行了，上面刊发过宋美龄、何凤山、林语堂、茅盾等中国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的文章。难民精英的努力有时能从中文报纸里听到回响。来自维也纳的犹太难民导演高天冷（Arthur Gottlein, 1895—1977）用中英文上演了西洋提线木偶戏，获得《申报》的好评。
《申报》还称赞了本书所收的作者约尼·费茵的个人画展。这类互动已被众多昔日的上海犹太难民遗忘，或许，在小巷生活的重压下，他们当时无心抬头仰望星空。
最后，需要指出，伊爱莲教授本人也是纳粹统治的受害者，与这些上海犹太难民一样。她生在德国，后来蒙好心的波兰人收留，在其鸡棚里藏了近两年而躲过纳粹搜捕，战后去美国接受了汉学教育，学成后前往以色列教书。到了知天命之年，她重返波兰，童年时的经历被再度唤醒，75岁时出版了一本“在一个找不到回忆的过去与一个可以看到过去的现在之间来回游移”的回忆录。
之后，她倾全力研究上海犹太难民，她说自己强烈感到欠了债，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对死去犹太人欠下的债，而研究中国的犹太人就是还债。她的史料整理有个重要的独特之处：尽可能还原史料中提到的每个犹太难民的生平，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难民生在哪里，干什么职业，战后去了哪里，留下了什么。这在本书各位作者的小传中已显端倪，到她那本“天鹅之歌”中则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她记忆纳粹大屠杀的方式。对她而言，上海犹太难民构成纳粹大屠杀史的一页，每写出一页，就融合起自己的“原始记忆”和“被唤醒的记忆”，而努力还原具体的苦难中的每个人和他们的声音，是生者替死者说话的一份责任，是再造历史的一种手段，是解放自己的一股动力。她在上海犹太难民身上看到了自己走过的小巷，也望见了触手可及的星空。
本书初稿由丁琪和张鋆良译出，丁琪负责散文部分，张鋆良负责诗歌部分，再由我校译定稿。本书虽是戋戋一册文学选集，我却希望把它当作反映“原始记忆”的一手史料来译，以合作的方式庶几可以避免个人视角所难免造成的种种过犹不及。书中的中译者注和未编号的插图及其说明由我添加。我又编辑了一份附录，旨在反映国内学界对相关中文史料的已有积累，方便读者了解，其中包含个别以挖掘一手史料见长的研究性著述。
钱小岩拨冗通读了译稿，为一些专有术语的译名提出中肯的建议。我另就书中个别问题请教了周育民、娄群阳、葛兰·蒂默曼斯（Glenn Timmermans）、陈紫竹和包安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关心和支持了本书的翻译，汪芳编辑帮助我避免了一些疏误，围绕本书翻译的研究也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双一流建设“百层次”项目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宋立宏
2021年9月
于南京大学
[1] Irene Eber, ed.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1933—1947: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Göttingen: Vandenkoeck & Ruprecht, 2018.
[2] Irene Eber , Wartime Shanghai and the Jewish Refugees from Central Europe:Survival, Co-Existence, and Identity in a Multi-Ethnic City. Berlin: De Gruyter, 2012,pp. 211—212 (Appendix 2)；另一时间范围更大的统计，见潘光、王健：《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5—210页。
[3] Irene Eber, ed.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1933—1947, pp. 601—604 (Document 162). “Jedes wahre Kunstwerk ist erst eine spaetere Wiedergeburt des Erlebnisses aus dem erinnernden Geist.”布雷格尔是这本半纪实半虚构小说的一个主要人物，见［德］乌尔苏拉·克莱谢尔：《上海，远在何方？》，韩瑞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4] 代表性论著是Vera Schwarcz, In the Crook of the Rock—Jewish Refuge in a World Gone Mad: The Chaya Leah Walkin Story. Bos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8。
[5] Vera Schwarcz, In the Crook of the Rock, p. 144.
[6] Irene Eber, ed.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1933—1947 , pp. 323—326 (Document 73).
[7] Irene Eber, ed.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1933—1947 , pp. 512, 542—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