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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个什么位置呢？是留在政府办，还是国土、城建、交通或其它哪个局？要不就下到县、区？”冯市长既似征求意见，又像自言自语。
表面看来，冯市长的思路还在那个关于黄一平提拔的问题上。事实上，刚才秘书黄一平的微妙心态，已经通过其表情、神态全都泄露无疑。在这方面，黄一平显然还不是很老练。
“一切请冯市长作主，我听您的安排。我想，不管安排个什么岗位，都只能给您增光，不能给您丢脸，对得起在您身边这几年。”黄一平的回答，看似谦虚，却也暗藏几分狡猾。黄一平知道，这个请市长作主，听上去恭敬，其实是把球踢给了对方。增光、丢脸之类，则又暗含激将之意，言外之意一旦安排不到位，我黄一平吃亏倒霉，你冯市长脸上也同样无光。
“唔，那倒也是。我冯开岭的秘书走出去，不管是落实单位还是安排职务，都不能掉了我的架子。”冯开岭果然顺着黄一平的意思，一语点破。
“如果可能，我想直接下到县里或区里，在基层党委、政府班子里能够得到更多一些锻炼。”黄一平想了又想，希望表达得清晰而准确，同时又显得低调、诚恳。
“哦？机关部门没考虑？比如我现在分管的几个部门，好多人争得打破头哩。”冯开岭有些不解。
“我想还是先在下边干几年，吃点苦锻炼锻炼，也积累些实际工作经验，到时候再考虑上来不迟。”黄一平回答得尽可能简单，他怕说多了会出错。其实，他内心里一直有个小九九——他现在离开市府，一般只能安排副处职。冯市长分管的机关部门里，像规划局这样的单位专业性很强，知识分子与专家轧了堆，一旦有了什么矛盾，于他这个外行的副职肯定不利；国土之类的省管部门，人事、财务等权限全在省厅，市里管不到也就不会多管，到那里很难再出得来，等于是变相养老；至于城建、交通这类大局，虽说都是权力很大的部门，可现在去了终究只是个副局长，权力集中在局长手里，有权等同于无权，不如暂时不去。如果现在主动要求到县、区做个常委或政府副职，在领导面前显得有上进心，在机关同事面前也不是多么显山露水，等三两年一过，如果干上党政主官的希望不大，再回到机关说不定就能谋个正职的位置。何况，县、区毕竟相对独立，比起机关委局来自由度更高，权力运作的空间也更大。
“也好。那就这样定了吧。”冯开岭点点头，算是赞许。
“最后如何定，我还是听从冯市长您的安排。”黄一平绕了一个大圈子，把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了，最终又卖了一回乖。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去向，黄一平曾经有过很多规划。只是，处在他这样的地位，人微言轻身不由己，本人的定位再准确、愿望再迫切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心甘情愿把自己交给领导，由冯市长亲自拍板定夺了，一切才可能最终实现。
联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将脱离做了十年的秘书岗位，进入到某个期待中的权力核心，也像身边的冯市长这样权柄在手、指点江山，那该是何等的豪迈与痛快！因此，黄一平心想，当初多亏选择了秘书这职业，这才会有如此锦绣、光明的前程。
秘书这个行当，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只有身在其中并历尽甘苦者，才能品其精髓、得其三昧。黄一平回想起当年在大学，读过的历史书籍中，多有对古代师爷、幕僚的专门描述。那些师爷、幕僚，大抵类同于如今的秘书。在古代，一般官府的师爷、幕僚，通常是在当地颇有文名的落第秀才中挑选，若是官居一二品的尚书、总督一类大员，其幕府则可能就是更具具才华的举人、进士。而且，那些幕僚、师爷在官府的地位都很高，吃饭、看戏、接客常常与主人平地平坐，礼遇几可等同于家人。因此，江浙一带文风旺盛之地如浙江绍兴、江苏虞山一些地方，素以状元辈出闻名天下，同时也以盛产师爷而举国皆知。清朝一代，绍兴师爷甚至在京城形成了一个势力不小的族群，党羽遍布各个官府衙门的掌门人物之侧，惹得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深感恐慌，最后不得不借助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狠狠整了绍兴师爷党一个屁滚尿流。那时的师爷，多以此为终身职业，若是有幸伴得李鸿文、左宗棠、曾国藩之类的名臣，同样可以随之名扬天下，享得人间富足安逸之极乐。
等到进入现代，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秘书队伍迅速膨胀乃至蔚为大观，同时又不免有些鱼龙混杂。就说眼下，且不论那些为民主事、请命的党政机关，但凡是称得上一级组织、团体者，甚至哪怕只是三两个人的皮包公司，那些长字号、总字号首脑人物后边，必有拎皮包、端水杯的秘书随侍。尤其那些男性官员或老总，如其秘书前边再加个女字，那就又多了一层暧昧甚至情色的味道。于其中多数人而言，秘书不过暖身之衣、饱腹饭碗而已。当然啦，堂堂政府机关秘书如黄一平辈，情况又有不同，人家所在机关、服务对象并非一般，自身能力、水平、档次在那里摆着，自然不是社会上一般的杂色水货所能同日而语。不过，话又说了回来，不管档次有多了不起，服务的机关多大、领导级别多高，秘书也还只是个秘书，这个职业终究只宜过渡，做得再出色也只能作为通向仕途的一块跳板。平常闲聊的时候，冯开岭就经常告诉黄一平，北京某某、省里某某，别看如今都是身份显赫的要员，出则前呼后拥，行则车队如龙，当年只是某某领导人身边的普通秘书。每逢此时，黄一平就会在心里说：“冯市长您不也是。”
也有少数行中人，将秘书做成了终身职业。这些人无非两种，一种是在领导身边呆惯了，不太愿意离开；还有一种是除了秘书，其余职业做不来。前者，一般是那种性情温和且有些惰性，没有太大的人生抱负，安于在熟悉的环境里蜗牛般厮守。这类秘书，感觉跟随领导身边，毕竟大树底下阴凉大，办个私事、开个后门很方便，或者也习惯了那种随侍领导周围被人前呼后拥的感觉。不过，在阳城政府办这样的机关，做个终身秘书既要有点忍功，又要耐得住寂寞，在你上头，可能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一大堆，你资历再老，能力再强，一辈子就只能老死在秘书岗位上，永远做些拎包端茶杯熬夜爬格子的勾当，终归是听人使唤的角色。放眼那些离开了市府办的秘书，年纪轻轻下去担任一个局、委、办的负责人，或者是县、市、区的党政班子成员，总要主管一个方面，手中有不小的签字、决策、人事等等诸多方面的实权。现在的社会，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有职就有权，有权就有实惠，就会蔓延滋生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脉资源，就会有好多可供自己和家人、包括亲戚朋友利用的机会。如果像黄一平这样，有冯市长这棵大树罩着，主政一方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一旦做了某个单位的党政一把手，那天地就更加广阔无边了。
黄一平原来跟的那个魏副市长，在国家某部工作大半辈子，做副司长也有十几年了。按规定，副地、厅、司级的干部，是没有资格配备专车、秘书之类的，名义上挤进了高级干部行列，实际上却与普通干部无大区别。可是，中国官场的最大特色便是不管规矩定得多细多严，却仅仅限于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或者只是对普通百姓才起作用，又或者是在声讨某个已经落网的贪官污吏时作为附加过错一笔带过，很少有当真落实的时候。那个魏副司长在北京时，住中套公寓，骑自行车上下班，在食堂吃饭和普通职工一样排队，甚至连办公室也是两人一间，说到底只是一个职务高些的办事员，其工作和生活环境甚至都不及发达地区一个普通乡镇的工作人员。可是，副司长下派阳城成了副市长后，情况立即改观：市里为他配备了奥迪专车，专职秘书，换了新款手机，住宿在阳城宾馆，办公室不仅比部长的还要宽大，而且超豪华配置，于是当即惊诧莫名感慨万端。及至工作了一段时间，更发现此副市长与彼副司长的实际权力又岂止形同天壤——走到哪都有官员热情迎送，坐到哪都有热茶送到手上，言必重要指示，座必主席主位，至于请客送礼、歌舞娱乐等等一应消费不仅全额公费报销，且有专人负责办理。至于平常下去视察或逢年过节，车子后备箱里从来都是满载，那些专程送上门来的还不包括在内。本来，此公任期只有二年，可是二年转眼即到，魏副市长竟然有些乐不思蜀，正好部里其他官员也都不愿离开京城，他就主动提出申请，又在阳城多呆了一任。后来，黄一平每次到京，总要抽空看望老领导，那魏副司长也不见外，说起在京城每每骑着自行车混杂于茫茫人流，或挤公交、地铁一类上下班，还老大不适应，难免想起在阳城呼风唤雨种种。缘于此，黄一平也深有感触，知道同是一个职级的官员，在此是君，于彼为臣，甲处是凤凰，乙处就只能是只鸡了。也因此，他从内心里不仅希望早些离开秘书岗位，而且更希望选好一个落脚点，最好能借助冯市长的上升期，自己也随之飞黄腾达、不断上升。
“眼下的头等大事与当务之急，是搞定方教授，处理好冯市长的文章。否则，一切免谈。”黄一平反复提醒、告诫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