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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所偏爱研究的、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称之为“原始的”那些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很多人不接受“原始的”这一字眼，无论如何，有必要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一些人类社群因为没有文字和机械工具，所以一般会被界定成是与我们不同的，但我们不该忘记最初的一些事实：这些社会是我们了解人类以前的生活方式的唯一一个模型，从人类文明伊始至今的99%的时间段里，人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有人居住的3/4的土地上。
这些社会带给我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可能展现了我们遥远过去的某些阶段。更确切地说，它们展现的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个人类状况的共同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东、西方的高等文明才是例外。
事实上，人种学调查的发展使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些被视为落后的、演进中的“残货”，被丢在边缘地区、注定要消亡的社会构建了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只要不受到外部的威胁，它们便可以很好地生存发展下去。
那么，让我们试着更好地勾勒出它们的轮廓吧。
这些社会由一些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的小社群组成，这些小社群之间彼此远离，需要步行好几日才能到达，其人口密度大约为一平方公里内0.1个居民。这些社会的人口增长率非常低，明显低于1%，即新出生的人口刚刚能够抵补死去的人数而已。因此，它们的人数变化不大。它们有意无意地运用各种方法来维持人口数量的稳定：分娩后禁欲，为了延缓女人生理节律的恢复而延长哺乳期。惊人的是，在所有这些被观察到的情况中，人口的增长并不会促使社群在新的基础上重组；而是随着人口的增多，社群会分裂开来，形成两个与之前社群大小相同的小型社会。
这些小社群拥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祛除社群内部的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者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这些疾病的病毒在每个个体中只能存活有限的几天，必须通过不断的传播才能传染至整个社群。只有年出生率达到足够的水平，即几十万人以上的人口基数，才有可能。
还应该说明的是，在复杂的生态环境中，动植物物种是很多样的，就像在某些地方，人们的信仰和习俗只是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却被我们错误地认为是迷信。在热带地区，每一个动植物物种在一定的面积单位内只有少量的个体，传染性和寄生性物种也是同样的情况：传染病可以在保持较低临床水平的同时拥有繁多的种类。艾滋病（法文是SIDA，英文为AIDS）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这种病毒性疾病，原来只局限在一些热带非洲家庭，在那里，艾滋病可能与土著居民处于平衡状态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但当历史的偶然将其带入到更庞大的社会中时，它却变成了巨大的危险。
至于那些非传染性疾病，它们一般会因为许多原因而消失，比如大量的体育活动和多样的饮食——有上百种甚至更多的动植物物种都是少油脂，同时富含纤维和矿物盐的，能够保证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和热量，因此能避免肥胖症、高血压以及一些血液循环障碍疾病。
我们不必惊讶于此，如果一个法国游客在16世纪去往巴西的印第安部落，他会赞叹这个民族“和我们的构造一样……却从未患过麻风病、瘫痪症、昏睡症、下疳性疾病，也没得过溃疡或是表现在外的其他身体上的毛病”。然而，在发现美洲大陆后的一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里，在征服者的影响下，墨西哥和秘鲁的人口从一亿跌至四五百万。因为受殖民者的新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们患上了一些疾病：天花、麻疹、猩红热、结核、疟疾、流感、流行性腮腺炎、黄热病、霍乱、瘟疫、白喉等。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们可能错误地估计了这些社会，因为我们对这些社会所知甚少。即使贫穷，它们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在成千上万的曾经存在过的社会中，尚有几百个社会仍继续存在在地球上，这些社会构成了足够多的“现成的经验”——与研究自然科学的同僚们不同，人类学家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些社会，我们无法创造研究目标，并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我们选定与我们最不相同的社会进行研究，从中吸取到的经验使我们获得了研究人类及其集体行为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试图弄懂人的思想是如何在各种历史和地理的具体环境中发挥作用的。
然而，一直以来，无论在哪里，科学解释都是建立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合理的简化上的。就这一点来看，人类学乐意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人类学所选择研究的大多数社会，其规模很小，但内部结构却很稳定。
这些异族社会距离观察它们的人类学家是很遥远的。这种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同样也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它将人类学家与这些社会阻隔开来。这种远离限制了我们的认知。通常我会说，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人类学家的地位可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天文学家的地位相比拟。之所以天文学能够从上古时代开始便成为一种科学，是因为在当时尚不存在科学方法的情况下，天体之间的远离让我们采用了一种简化了的视角。
我们所观察的这些现象距离我们极其遥远。遥远，之前我已经说过，首先是地理上的距离，因为不久以前我们还需要数周或数月的时间才能够抵达我们所要研究的地方。此外，遥远，更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因为我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或完全没有意识到要去关注这些微小的细节以及微不足道的现象。我们研究语言，但说这些语言的人却意识不到他们在使用语言规则来表达以及被理解。我们并非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某种食物而禁食其他。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餐桌礼仪的真正由来和作用。尽管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内在的心理距离拉大了地理距离，但所有这些根植在个体或群体的无意识中的现象就是我们试图要分析或了解的现象。
尽管在当今社会，观察者和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地理上的距离，但依然有我们不了解的现象。人类学在一些地方重拾权力、恢复职能，在那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技术并没有被经济和历史的动荡摧毁，这证明它们足够深入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所以才抵抗住了摧毁的力量；在那里，无论是在村庄还是在城区，总之就是口头传说盛行的传统的小圈子，普通人的集体生活——这里的普通人就是日本著名的人类学家柳田国男（Yanagida Kunio，1875年7月31日—1962年8月8日）
所称的常民（jômin）——主要就是人际往来、家庭关系以及邻里关系。
另外，我觉得在西欧和日本之间观察到的这些共同点是很有代表性的，日本的人类学研究也是18世纪开始的。在西欧，大规模的旅行使人们了解到了最不同的文化；而在当时还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中的日本，人类学的研究可能源于国学（Kokugaku）
。一个世纪后，柳田国男所进行的宏伟事业（民俗学田野调查研究）似乎也被纳入到了国学流派中，至少在西方观察者的眼中是这样的。同样是在18世纪，韩国也出现了人类学研究，即实学（silhak），韩国实学主要研究的是当地的乡村生活和民间习俗，而欧洲研究的则是远方的民族。
我们通过搜集大量微不足道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历史学家们认为不值得被注意的——并用直接的观察来取代文献资料的不足，努力去了解人们记起或想象的他们小社群的过去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是现在的生活方式，最终得以建立起独特的资料库，并创建柳田国男所称的“文化学”（bunkagaku），说到底，即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