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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要从两个犯人讲起（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密西西比河发大水
那次）。其中一个犯人二十五岁左右，高，瘦，没有肚腩，一张脸带着晒伤的痕迹，头发和印第安人的头发一般黑，青白色的眼里仇恨分明——他倒不是恨让他的犯罪计划成为泡影的警察，也不恨把他送到这儿来的律师和法官，他是恨那些叫什么戴芒徳迪克或者杰西杰米斯的作家们，是那些人让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些作家的书表面看似乎有鼻子有眼，说得和真的似的，实际不过是些无根无据用来骗钱的玩意儿，谁如果真照着书上面的话去行事的话那是一点都行不通，不仅行不通，这些书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骗，是违法行为（说起来这些作家的行为更像是犯罪，因为书上并没有附上一页要么被公正、要么宣过誓的类似声明的东西，结果这些书上的知识就被像他这样的绝想不到索要一纸证书求证真伪的老实人用一角或者一角五分钱买来当作宝典一样），所以有时候高瘦犯人犁着地（在密西西比州，不存在高墙林立的监狱，犯人们通常晚上被关在棉花种植园
里，白天则在手拿来福枪或手枪的警卫人员和那些深得监狱信任的模范犯人
的监督下做苦工），会不由自主地吆喝住骡子，带着愤怒而又回天无力的情绪想着自己因为违背法律而身陷囹圄的烦心事，直到最后他心里那些含混的念头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他曾经稀里糊涂地向宣判他的法庭提出重审他的案子，但是被驳回了）：利用邮件行骗——他认为自己被第三类邮件
那一套东西忽悠了，虽然他在钱财（钱财可以让一个人变成傻子）上没有损失什么，但他失去了自由和名誉，以及他内心的骄傲。
他因在火车上抢劫未遂被判了十五年（刚被关进来时他刚过十九岁生日）。实施抢劫前的两年间他一直在读上述那些作家的书。他反复地读，读完后一字不落地按照书上的内容安排自己的行动步骤并记住它们，除此之外他还在书与书之间比较掂量，去掉那些对他没有用的东西，同时筛选出有用的实料。他有条不紊一步步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在实施抢劫前的最后一分钟还等着新的故事书出版，以便提醒自己抢劫计划哪些地方还可以稍作修改，就像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裁缝随时等着新的服装款式出现在画册上，然后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修改手里的活儿，哪怕一丁点的改动都要做到细致入微精益求精。可是到了实施计划当天，他刚走进那节存放保险箱和黄金的车厢就被逮了个正着，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在乘客车厢里抢上一两块手表，或者一两枚戒指、胸针和装钱的腰包啥的。他也没伤人，后来警方从他身上搜到的那把上了膛的枪被证实不具备任何杀伤力。向地区检察官供认时他承认手里的那把枪、灯笼（已经被蜡烛熏得黢黑）以及用来蒙面的黑色手绢是他给松树山上的那些住户推销《侦探报》时一次性搞到手的。现在，他常常（可以说大把时间）怀着一腔无处发泄的怒火想东想西，原因是庭审时有些话他压根儿没来得及说——实际情况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那些审判他的人——他想说他打劫不是为钱为财，更不是为了抢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他打劫是为了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和自己玩个游戏，在这个游戏里证明自己是最好的，他要的至多不过是类似于奥林匹克运动员戴在胸前的奖章的东西——即便会因此得到个镯子似的玩意儿他也不在乎。这就是他的初衷。所以，每次当他手拿犁铧在那些被翻腾起来的黑土地上一通乱刨时，挥舞锄头给那些玉米苗和棉花苗松土时，吃过晚饭后忍着酸痛把自己放倒在铺位上时，嘴里就禁不住蹦出一连串恶毒的咒骂，他骂的不是那几个把自己送进来的活生生的警察法官之流，而是那几个只有署名的作家，虽然到现在他都不知道那些名字其实只是毫无意义的笔名，是那些靠涂写虚幻之事谋生的人编造出来的假名而已，和那些名字相对应的活人在这世上并不存在。
第二个犯人看上去头发快掉光了，矮、胖，皮肤很白，是一种隐藏在朽坏的圆木头或者木板下的东西被人翻过来后暴露在日头底下的白色。他的心里也和第一个犯人一样燃烧着无处发泄的怒火（只不过没有搞到像第一个犯人那样连眼睛里也充满了敌意）。外人并不知晓他内心的愤懑，包括那些把他送进监狱里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从来不让人看出来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他并不痛恨什么书本杂志，他是恨那些逼他必须在密西西比州劳改农场和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之间做出取舍的人——这事儿乍听上去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在哪儿服役毕竟是他自己的选择——恨归恨，这个病恹恹的秃顶男人还是选择了来农场服刑。选择风吹日晒的户外服役是他紧锁心门，把自己和外界隔绝开来的性格的证明之一，这就像从一潭浑浊不清的死水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东西，可眨眼之间就在你眼前沉了下去。这里的犯人没人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只知道他要服一百九十九年的刑期！如此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像是天方夜谭一样的拘禁期限只能证明送他来这里的那些人——那些司法界的中流砥柱和仁人义士们不仅对追求司法公正置若罔闻，而且对人类尊严的践踏也是轻车熟路。他们不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践者，而是把法庭变成了怒火和报复的个人表演秀并以法庭为舞台上演这个社会的野蛮残暴。在那几个法官、检察官和陪审团成员的心里，哪里还会想什么公正，即使是法律也可有可无。也许只有那些联邦和州检察官知道他犯的到底是什么罪。他和一个女人开着一辆偷来的汽车流窜于各州之间，罪名是抢劫加油站及枪杀加油站工人。当时他们的车里还坐着一个男人，不过他溜了，只有他和女人还有那辆车落在了警察的手里，即便所有见过矮胖犯人的人（包括那两个律师）一眼便能看出这人属于酒后也不敢扣动扳机的那类人，即便这两个蓬头垢面的人气吼吼地抗拒过，他们最终还是被押到了州检察院，接受两位表面上一脸威严实则幸灾乐祸的检察官的质询，当气愤不已的女人被押到他身后的另一间候审室时，两位检察官让他做出选择：第一是把他交给联邦法院，遵循曼恩法案
接受审判，至于那辆偷来的汽车，他可以和那个女人一起受审，从而得到一个较轻的量刑；第二是从后门直接被带走，让州法院来审判他，罪名是过失杀人罪，他一个人承担所有罪行。他选择了后者。法官（自上而下看他的眼神仿佛在说他只是州检察官用脚指头踢翻一块木板后暴露出来的东西）对站在审判席上的他做出了在州农场服役一百九十九年的判决。所以（在监狱里比较空闲）他也成了一个内心怒火中烧而又回天无力的思考者，只不过他不像第一个犯人那样喜怒形于色，拄着扫帚杆儿休息时也很少发出一连串的咒骂，所以倒也没人知道他的心事。
将近四月末的时候，矮胖犯人得到了一个给其他犯人们读报纸的活儿。每天干完活儿后，这些拖着脚镣的犯人都要被荷枪实弹的狱警从地里押送回牢房。晚饭后他们在工棚里围成一圈，由矮胖犯人读报纸给他们听。报纸是副监狱长每天早晨必读的《孟菲斯报》，下午给到矮胖犯人手里。矮胖犯人态度认真声音高亢，但其他犯人似乎并不买账，他们对监狱外的世界发生的事情并不关心，有些人压根儿不识字，就连对俄亥俄河谷
和密苏里河谷
在哪里这样的问题也是一问三不知。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密西西比河，即使他们在河堤的阴影下耕作了十天半个月、十年、二十年（未来是从几个月到终生），就连吃睡也在它的阴影下，但他们只是听说河堤外有条河，最近他们才常常听到蒸汽轮船的嘶吼声。就在上个星期，有人甚至看见在大约六十英尺
高的空中出现过一幅轮船烟囱和驾驶舱缓缓移动的画面。
话是这么说，但犯人们多少还是听进去了点。很快，就连那些和矮胖犯人一样最多只对饮马槽里的水量有概念的犯人们也渐渐明白了凯罗
和孟菲斯
的河水水位高三十英尺意味着什么，有时还能（这是事实）就沙涌这样的事情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他们被那些抢救堤坝的人群（临时组成的）的报道打动，在那些报告里，白人和黑人并肩作战，轮流维护堤坝的安全，顽强抵抗着持续上升的洪水。这些人和他们这些听人读报纸的犯人一样，劳动是无偿的，没有谁付钱给他们，晚上只能睡在帐篷的泥地上，吃得很差——就这样，故事和画面从矮胖犯人的嘴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身上都是泥点子挎着手枪的白人，肩扛沙袋的黑人像一队蚂蚁爬上又陡又滑的防洪大堤，明知徒劳仍然把肩上的沙袋扔进洪水中，再返回去背更多的沙袋上来。也许对他们来说，不光只是动用想象力这么简单，也许他们对这日渐逼近的灾难想得更多，就好比阿亨诺巴尔巴斯
豢养的那些奴隶——里面既有狮子、熊、大象，也有给主人理发的人、伺候主人洗澡的人、做蛋糕的人——当他们站在主人阿亨诺巴尔巴斯的庭院里看着罗马城的熊熊大火燃烧时，有种震惊又渴望趁大火逃离的心情。也许他们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听矮胖犯人读报纸的。转眼时间到了五月，犯人手里的报纸开始出现两英寸
高的标题——每个字母看着都那么独立的粗黑标题醒目得似乎就是不识字的人看了也能明白些什么：午夜洪峰抵达孟菲斯，白河河谷四千人无家可归，州长宣布下列各县戒严并出动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胡佛部长
带着红十字的捐赠离开华盛顿。读到这些消息的三个晚上后（一直下雨——不是这里四月或者五月里常见的雷阵雨，而是十一月和十二月才能见到的淅淅沥沥的小雨，一天到晚灰蒙蒙的，通常这样的天气发生在一场从北方来的寒流之前。犯人白天不再被押到棉花地里工作，每天听的都是前一天的新闻，事先传来的小道消息往往和正式播报的新闻相矛盾）：洪峰已过孟菲斯，两万两千灾民已安全抵达维克斯堡
，陆军工程兵称大坝可以守住。
“我看大坝今天晚上就得塌。”一个犯人说。
“也许大水漫到这儿时雨还不停。”另外一个犯人说。其他犯人嘴上不说，心思却也活动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天一晴他们就得被押到田里干活，哪怕大坝塌了，大水冲到了这里，他们也得这么做，这是必须的。虽然他们不知怎么解释这个出于本能的看法，但犯人们觉得这想法合情合理，没什么说不过去的，因为他们所耕种的这一大块棉花田和从这块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所有东西既不属于他们这些耕种者，也不属于那些用枪指着他们强迫他们做苦工的人，对于他们这些人——犯人或者警卫来说，哪怕交给他们的种子是石头，哪怕他们每天在地里打理的植物不是真的棉花幼苗，而是纸做的棉苗和玉米苗，他们也得照做不误。就这样，无所事事，每天看着报纸那些大字标题的同时，他们心里的希望也冒出了苗头，而且在疯长，他们辗转反侧，听着雨水打在铁皮房顶上的声音沉沉睡去。直到有一天晚上，午夜时分，牢房里的电灯突然亮了，犯人们在狱长的说话声和汽车马达发动的突突声中惊醒过来。
“马上出发！”明晃晃的的灯光中，脚蹬橡胶靴子、身穿油布雨衣、全副武装挂着枪的副监狱长喊叫着，“大坝在芒德码头那里决口了，起床，马上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