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次要形势

人要能欣赏和制作第一流的绘画，有三个必要条件。

先要有教养。穷苦的乡下人浑浑噩噩，只会弯腰曲背替地主种田；战争的头目只知道打猎、贪吃、纵酒，终年忙着骑马、打仗；他们的生活都还跟动物差不多，不会了解形式的美与色彩的和谐。一幅画是教堂或宫殿的装饰品，要看了有所领会，觉得愉快，必须在粗野生活中脱出一半，不完全转着吃喝和打架的念头，必须脱离原始的野蛮和桎梏，除了锻炼肌肉、发挥好斗的本能、满足肉体需要以外，希望有些高尚文雅的享受。

人本来野性十足，现在会静观默想了。他本来只管消耗与破坏，现在会修饰与欣赏了。他本来只是活着，现在知道点缀生活了。这便是意大利在15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人从封建时代的风俗习惯过渡到近代精神，而这个大转变在意大利比任何地方都发生得早。

原因有好几个。

第一，那个地方的人绝顶聪明，头脑特别敏捷。

他们好像生来就是文明的，至少接受文明很容易。即使未受教育的粗人，头脑也很灵活。把他们和法国北部、德国、英国同一阶级的人比较，差别格外显著。在意大利，一个旅馆的当差、一个乡下人、路上随便碰到的一个挑夫，都能谈天、了解、发表议论；他们会下判断、懂得人性、会谈政治；他们运用思想像语言一样出于本能，有时很精彩，从来不用费力而差不多老是运用得很好。尤其他们的审美感是天生的、热烈的。

只有在这个国家，你能听到普通的老百姓对着一所教堂或一幅画嚷道：“噢！天哪！多美啊！”而表达这种兴奋的心情与感觉，意大利语言自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腔调、一种音响、一种加强的语气；同样的话用法文说出来就显得枯燥无味。

这个如此聪明的民族很幸运，不曾被日耳曼人同化，侵入的北方民族把他们压倒和改变的程度，不像欧洲别的地方那么厉害。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

西哥特人、法兰克人、赫鲁利人、东哥特人，不是自动离开意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第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征服；一个老编年史家说，12世纪时，腓特烈·巴伯鲁斯皇帝手下的日耳曼人，满以为伦巴第人是同胞，不料他们已经完全拉丁化，“已经摆脱犷悍的野性，在空气与土地的影响之下学会一些罗马人的聪明文雅，保存着典雅的语言和礼让的古风，甚至城邦的宪法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学到罗马人的长处”。

意大利在13世纪还讲拉丁文；帕多瓦的圣安东尼（1195—1231）就是用拉丁文讲道的；老百姓一面讲着初期的意大利语，一面仍旧懂得古典语言。

加在民族身上的日耳曼外壳只有薄薄一层，或者早已被复兴的拉丁文化戳破。《纪功诗歌》 ^[1] 和描写骑士生活与封建时代的诗篇，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唯独意大利没有创作而只有译本。

我上面说过，哥特式建筑传入很晚，很不完全；意大利人从11世纪起重新开始建造的时候，还是用拉丁建筑的形式，至少是拉丁风味。从制度、风俗、语言、艺术上面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最阴暗最艰苦的黑夜里，古文明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挣扎出来，苏醒过来；野蛮人的足迹像冬雪一样消融了。

因此，把15世纪的意大利同欧洲别的国家做一比较，就会觉得它更博学、更富足、更文雅、更能点缀生活，就是说更能欣赏和产生艺术品。

那个时代，英国才结束百年战争，又开始惨无人道的玫瑰战争，他们若无其事地互相残杀，打完了仗还屠戮手无寸铁的儿童。到1550年为止，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黏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

德国正爆发极端残酷、十恶不赦的胡斯党战争；日耳曼皇帝毫无权力：贵族愚昧而又蛮横；直到马克西米连朝代（1493—1519），还是一个暴力世界，社会上没有法律，只有动武的习惯，就是说只会自己动手报仇。在比较晚一些的时期，从路德的《闲话录》和汉斯·德·施韦尼亨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和文人的酗酒和撒野的程度。

至于法国，15世纪正是它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国土被英国人侵占蹂躏 ；在查理七世治下（1422—1461），豺狼一直闯到巴黎城关；英国人被逐出以后，又有“剥皮党”和散兵游勇的头目鱼肉乡民，不是绑架便是抢劫；杀人放火的军阀中间有一个叫作吉勒·德·雷斯，就是蓝胡子传说 的蓝本。到15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

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哥特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16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1522年时，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伯爵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作‘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像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

美第奇家族得势以后，佛罗伦萨过着太平日子。资产阶级安安稳稳占着统治地位，和他们的领袖美第奇家族一样忙着制造商品、做生意、办银行、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花在风雅的事情上。

战争的烦恼不像以前那样使他们战战兢兢、紧张得厉害。他们出了钱叫佣兵打仗；而佣兵的头子是精明的商人，把战争缩小范围，不过骑着马“游行”一次；偶有杀伤，也是由于疏忽；据当时的记载，有些战役只死三个兵，有时只死一个。外交代替了武力。

马基雅弗利说过：“意大利的君主们认为一个国君的才干在于能欣赏辛辣的文字，写措辞优美的书信，谈吐之间流露锋芒与机智，会组织骗局，身上用金银宝石做装饰，饮食起居比别人豪华，声色犬马的享用应有尽有。”统治者成为鉴赏家，成为文人学士，爱好渊博的谈话。

自从古代文明衰落以后，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社会把精神生活的享受看作高于一切。那时大众注目的人物是古典学者，是热心复兴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的人，如波焦、菲莱尔福、马尔西里奥·菲奇诺、皮克·德·拉·米兰多拉、卡尔孔狄利斯、埃尔莫罗·巴尔巴罗、洛伦佐·瓦拉、波利齐亚诺。他们在欧洲各地的藏书室中发掘古人的手稿，拿来付印；他们不但阐明文义，加以研究，而且受着古籍熏陶，在精神上感情上变得和古人一样，写的拉丁文几乎跟西塞罗与维吉尔时代的人同样纯粹。

文笔突然变得精美绝伦，思想也突然成熟。从彼特拉克的笨重的六音步诗，沉闷而做作的书信，变到波利齐亚诺典雅的联句体短诗，瓦拉的雄辩滔滔的散文，读者几乎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愉快。

长短短格的诗体流畅自如，演说体的句法气势壮阔，我们听了，手指和耳朵会不由自主受它们的节奏支配。语言变得明白了，同时也变得高雅了。钻研学问的事业从修道院转移到贵族的府上，不再是空洞的争辩，而成为怡悦性情的工具。

并且这些学者不是默默无闻，关在图书馆里，得不到群众同情的小集团。正是相反，那时有了古典学者的名声就有资格受到君主的关切与恩宠。

米兰大公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把梅鲁拉和德美特里·卡尔孔狄利斯请到他的大学里去，选任学者切科·西莫内塔达做大臣。莱奥纳多·阿雷廷、波焦、马基雅弗利，先后做过佛罗伦萨共和邦的国务卿。安东尼奥·贝卡代利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秘书。教皇尼古拉五世奖掖意大利文人最是热心。

有一个文人寄了一部古代的手稿给那不勒斯国王，国王认为莫大的荣誉。科西莫·德·美第奇创办哲学会，洛伦佐·德·美第奇复兴柏拉图式的“宴会” 。洛伦佐的友人兰迪诺在对话录中叙述一些人在卡玛杜尔修院纳凉，连续几天讨论活动的生活和静观的生活哪一种更高尚。洛伦佐的儿子皮埃尔，在佛罗伦萨的圣玛丽亚·德尔·菲奥雷教堂发起一个辩论会，题目是真正的友谊，用银冠作优胜者的奖品。

这些商业和政府的领袖罗致许多哲学家、艺术家、学者：有的城邦招集皮克·德·拉·米兰多拉、马尔西里奥·菲奇诺、波利齐亚诺；另外的城邦邀请莱奥纳多·达·芬奇、梅鲁拉、蓬波纽斯·拉埃图斯，主要是和他们谈天。

厅上摆着名贵的半身雕像，面前放着新发现的古哲的手稿，用的是精致高雅的语言，彼此不拘礼数，不分尊卑，存着互相切磋的好奇心，扩大学问的范围，充实学问的内容，把中世纪经院派的狭窄的论争变作慎思明辨之士交流心得的盛会。

在这种形势之下，从彼特拉克以后差不多无人问津的俗语言也产生新文学来了。佛罗伦萨银行界的首脑兼行政长官，洛伦佐·德·美第奇，便是第一个新兴的意大利诗人。他周围的浦尔契、博亚尔多、贝尔尼和比较晚一些的本博、马基雅弗利、阿里奥斯托，在完美的文体、正宗的诗歌、滑稽的幻想、风雅的诙谑、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思想方面，都是无可争辩的模范。

在他们之下还有一大批讲故事的、说笑打趣的、生活放荡的人，如莫尔扎、比别纳、阿雷蒂诺、弗朗哥、班代洛，凭着放肆、俏皮、新奇的玩艺儿，博得君主们的宠幸和群众的钦佩。

十四行诗成为一种恭维或挖苦的工具，人人应用；艺术家用作应酬的手段。切利尼说他的雕像《珀尔修斯》公开展览的第一天，就有二十首十四行诗贴出来。那时没有一个庆祝会，没有一次筵席，没有人作诗的。

有一回，教皇利奥十世喜欢泰巴尔德奥的一首讽刺诗，赏他五百杜加 。另外一个诗人贝尔纳多·阿科尔蒂，在罗马声望极高，群众甚至关了铺子去听他的公开朗诵；他在火把照耀的大厅上吟诗；主教们由卫兵簇拥着到场；大家称他为“天下无双”。他的雕琢精工的诗句充满奇思幻想的光彩；而这些文学的玩艺儿，正如意大利歌唱家穿插在最悲壮的歌曲中的花腔一样，听众完全能体会，所以四座掌声不绝。

这是在意大利新兴的一种风雅而普遍的文化，和新艺术同时出现。我要放弃概括的叙述，用一幅完整的画面描写，使你们和这个文化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因为只有详尽的例子才能提供明确的观念。

那时有一部著作描写品德完备的男女贵族，当时人可以作为模范的两种人物。在理想的人物背后的确有真实的人物，虽然多少有些距离。那是1500年左右的一个交际场所，其中有宾客、有谈话、有装饰和摆设、有跳舞、有音乐、有警句、有辩论；固然比罗马或佛罗伦萨的上流社会更稳重、更豪侠、更脱俗，但真切的描写，加上那些格外高雅的姿态，正好表现出高等人士中最纯粹最高尚的一群。要看到这些人物，只消浏览一下巴尔达萨·卡斯蒂廖内伯爵的《侍臣典范》。

卡斯蒂廖内伯爵（1478—1529），在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德·乌尔巴多的宫廷中当过差，又在圭多的后任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德拉·罗韦雷手下做事。他的著作是记载他在乌尔比诺宫中听到的谈话。

圭多公爵害着关节炎，是个残废的病人，所以小朝廷中的人每天晚上在他的妻子屋中聚会；而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又是一个极贤德极有才情的女子。

在她和她的好友爱弥丽亚·皮娅太太周围，有来自意大利各处的各色名流：除了卡斯蒂廖内，有著名的诗人贝尔纳多·阿科尔蒂，后来当教皇的秘书而被任为红衣主教的本博，有贵族奥塔维亚诺·弗雷戈索、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还有许多别的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某次旅行中也在此驻节。

谈话的地方与场面都配得上这些人物。壮丽的爵府是圭多的父亲造的，“据许多人说”是意大利最美的建筑。

内部富丽堂皇，挂着铺金与绸缎的窗帘帷幕，摆着银瓶、云石与青铜的古代雕像与半身像、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拉斐尔的父亲乔凡尼·桑蒂的图画。大批拉丁、希腊、希伯来的图书从全欧洲搜集得来，因为重视内容，封面用金银装潢。

乌尔比诺宫廷是意大利最风雅的一个，经常举行庆祝、舞会、比武、竞技，还有谈天。卡斯蒂廖内说：“隽永的谈话和高尚的娱乐，使这所屋子成为一个真正怡悦心情的场所。”平日吃过晚饭，先是跳舞，接着玩一种字谜的游戏；然后是更亲密的交谈，又严肃又轻松，有公爵夫人参加。大家不拘形迹，随便拣个位置坐下；每个男子陪着一位女客，谈话没有规则，没有拘束，尽可发挥新奇的思想和特殊的见解。

一天晚上，由于一位太太的建议，贝尔纳多·阿科尔蒂当场作了一首美丽的十四行诗送给公爵夫人；接着公爵夫人要玛格丽塔太太和科斯坦扎·弗雷戈索太太跳舞；两人便搀着手起来，最受欣赏的音乐家巴莱塔调好了音，替她们伴奏，开始步伐庄重，后来比较活泼。第四天晚上，大家谈得乐而忘倦，竟至通宵达旦。

他们打开面向卡塔里高峰的窗子，但见东方一片红霞，晓色初开。所有的星都隐灭了，只剩金星那个温柔的使者，还逗留在白天与黑夜的边界上。仿佛从她那儿吹来一阵新鲜的空气，清凉彻骨，布满天空，透入邻近山岗上喁喁细语的森林，把可爱的鸟儿惊醒过来，开始优美的合唱。

从这段文字上面可以看出风格的典雅与华彩。

参加谈话的人物之一，本博，是意大利最纯粹、最地道的西塞罗派，最讲究音节的散文家。其余的谈话，口吻也相仿。

书中记着各式各种的礼貌，有时赞美妇女的姿色、风韵、贤德，有时恭维男人的勇敢、才气、学识。个个人互相尊重，极尽殷勤：这是最重要的处世之道，也是上流社会最可爱的地方。但礼貌并不排斥兴致。为了调剂，有时谈话带点儿小小的讽刺，来一下应酬场中的交锋；此外还有警句妙语、戏谑说笑、奇闻野史和风趣盎然的小故事。

大家正谈到怎样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一位太太便举一个例子做对照：最近有位老派绅士上门拜访，是个被乡村生活磨钝了的军人，他说他杀过多少敌人，一个一个地数过来；后来向女主人解释击剑的技术，指手画脚，表演怎么叫刺、怎么叫砍。她微笑着说，她当时确实有点心慌，不由得把眼睛望着门，心里老想着他会不会把她杀死。

不少类似的风趣的穿插使谈话不至于太沉闷。可是严肃的气氛照样存在。绅士们都通晓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历史、哲学，甚至懂得各个流派的哲学。

这时妇女们便出来干预，带点儿埋怨的口气要求多谈谈世俗的事；

她们不大喜欢听人提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解释他们的那些学究，也不爱听关于冷和热、外形和实质的理论。

于是男人们马上回到轻松愉快的题材，说一番娓娓动听的话，补救刚才的博学与玄妙的议论。并且不论题材如何艰深、争论如何热烈，谈话始终保持高雅优美的风格。他们最注意措辞的恰当、语言的纯洁。

后来在沃热拉的时代，法国古典文学的奠基人，朗布耶府上的一般辞令专家 ，也讲究这一套。但那时意大利人的气质更富于诗意，正如他们的语言更近于音乐。意大利文由于音节丰富、语尾响亮，即使说的是极普通的东西也显得美妙、和谐，何况优美的内容，用意大利文说来当然更高雅更妩媚了。

卡斯蒂廖内书中有一段描写人生的凄凉的晚景：文字的风格好比意大利的天色，连废墟残迹都照着黄澄澄的阳光，使阴沉的景象变作一幅庄严的图画。

那时候，美好的快乐之花在我们心头枯萎零落，像秋天的树叶。清明恬静的思想没有了，只剩一片凄凉，有如天上的一块乌云，还带来无数的灾难，不仅肉体，连精神也病了；往日的欢娱只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可爱的少年时代只留着一个影子。回想之下，那时仿佛天地万物都在祝贺我们，向我们欢笑；明媚愉快的春天在我们心中开满鲜花，仿佛一所美丽的园林。所以在寒冷的季节，生命到了夕阳西下，不允许我们再有欢乐的时候，最好是欢乐和记忆一齐消失，最好能找到一种诀窍使我们万事皆忘。

谈话的题目绝不使谈话的内容贫乏。由于公爵夫人的要求，每人把绅士淑女应有的品德挑几项出来解释，研究哪一种教育最能培养身心，使一个人不但能适应文明社会，而且能点缀社交生活。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那时对有教养的人提出的要求，要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机智，多少不同的学问，才能达到标准。我们自以为已经非常文明，可是尽管多了三百年的教育和修养，还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榜样和教训。

一个出入宫廷的人在文学方面，至少在所谓文艺方面，不应该只有一些普通的学识；他不仅要懂拉丁文，还要通希腊文，因为希腊的杰作数量多、种类也多……他应当熟读各家的诗，熟悉演说家与史学家的著作；还得擅长吟诗作文，主要用我们的俗文字写作；因为除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还可以作为同太太们谈天的资料，她们大概都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我还不满意这位绅士，倘若他不是音乐家，倘若他只会读谱而不擅长各种乐器……因为音乐不但能给人消遣、驱除烦恼，往往还能使太太们高兴；她们的温柔细腻的心很容易受音乐感动。

问题不是要成为一个演奏家，炫耀特殊的才能。才能只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绝对不应该以学究的态度去培养，而要以令人喜悦为目的；施展才能不应当是为了博人赞赏，而应当为了娱乐他人。因为这缘故，一切优美的艺术都要通晓。

“还有一样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绅士也不能忽略，就是画图的才能和关于绘画的学识。”在文雅高尚的生活中，图画也是一种点缀，所以有教养的人应当关心，像关心一切风雅的事情一样。但是在这一点上同样不能过度。

真正的才能，支配一切艺术的艺术，是机智，“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一种判断和鉴别的能力，懂得怎么叫作‘过度’，怎么叫作‘不及’，能分辨事物的消长，知道怎么叫作‘合时宜’，怎么叫作‘不合时宜’。”

“比如，我们的绅士即使明知人家对他的称赞合乎事实，也不应该公然同意……而应该谦辞，叫人知道他的本行是武艺，其余的才能不过是点缀而已。倘在许多人面前或大庭广众之间跳舞，我觉得他应当保持相当尊严，但仍旧要用潇洒与妩媚的举动调剂。如果他演奏音乐，也只是为了消遣，而且是人家勉强他的……虽然他的技术熟练，完全内行，虽然要精通一门东西必须下过功夫，但不能叫人看出他所花的苦功和代价；尽管表演精彩，引起别人对这门艺术的尊敬，自己却要表示并不十分看重。”凡是以此为专业的人所有的技巧，我们的绅士不应该引以自豪。

他应当使人尊重他的人品，所以不能放纵而要克制自己。脸色要像西班牙人一样镇静。衣着要整齐清洁；服饰的嗜好习尚要有丈夫气，切忌女性口味；应当喜欢黑色，表示性格的庄重。他不应该为快乐或热情、愤怒或自私而激动。

粗野的举止、露骨的言语、会使太太们脸红的字儿，都要避免。他应当彬彬有礼、待人谦和。要会说笑、讲诙谐的故事，但是不失体统。最好以取悦才德兼备的妇女为目的，以便控制自己的行动。

作者说到这里，很巧妙地从描写绅士的肖像转到太太们身上；而用在第一幅画上的笔触，在第二幅中变得更细腻。

世界上无论哪个宫廷，不管多么显赫，缺少妇女就谈不上文采、光辉、快乐。绅士不与妇女交际，没有她们的爱情和宠眷，就不可能有风度、魅力或者气魄，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出众的绅士；所以倘没有妇女参与，加入她们的一份风韵，我们画的绅士的肖像势必残缺不全，而宫廷生活也将毫无点缀，不能算完美了。

我认为出入宫廷的妇女首先要殷勤可爱、风度翩翩地接待各色人物，说话动人、得体，合乎时间、场合和对方的身份。姿态要端庄静穆，行为始终保持体统；同时头脑要相当活泼，显得她绝不迟钝。她还应当和蔼可亲，使人佩服她的慎重、贞洁、柔和，不亚于佩服她的可爱、聪明和眼力。所以她应当能对付某种为难的、各种因素互相抵触的局面，要能走到界限的边缘而不超过界限。

她不能因为要博得贞节和贤德的名声而过于矜持，对某些轻佻的人物或谈话表示厌恶，甚至避席而去；那很容易使人误会她要掩饰自己的短处，唯恐别人知道而装得如此严正；并且生硬的行动总是可厌的。

她也不应该为了讨人喜欢和表示洒脱而说些不雅的话，做出一种过分与越轨的亲热，引起人误解，也许实际上她并非那样的人。听到不雅的话，她应该有些脸红，表示不好意思。

如果她手段高明，她会把谈话引到更文雅更高尚的题目上去。因为她受的教育并不比男人差多少。她也应当通晓文学、音乐、绘画，长于跳舞，善于辞令。

以上的规矩，参加谈话的太太们都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她们的才智和优雅的趣味发挥得恰到好处；对于本博热情的表现，听他关于无所不包的纯洁的爱发表一套柏拉图派的理论，她们鼓掌称善。

那时意大利有些女子，如维多利亚·科隆纳、韦罗妮卡·甘巴拉、科斯坦扎·德·阿马尔菲、图利娅·德·阿拉戈纳、费拉尔公爵夫人，都兼备卓越的才能和卓越的教育。

卢浮美术馆有些当时人的肖像，例如身穿黑衣、脸色苍白而若有所思的威尼斯人；弗朗西亚画的那么热烈而又那么沉着的青年；娇弱而头颈细长的“那不勒斯的让娜”；布龙齐诺画的《青年和雕像》：这些聪明与安静的脸、华丽而严肃的服装，也许使你们对那个社会的完美的修养、丰富的才能、微妙的机智，能够有一个概念。

三百年以前，在运用思想、爱好典雅、讲究礼节方面，他们已经和我们一样，也许还超过我们。

[1] 《纪功诗歌》（ Chanson de Geste ）出现于11—14世纪。是中古时代的一种史诗，渊源于日耳曼民族，盛行于法国，以歌颂历史人物，或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为主；提倡尚武精神，以勇敢、笃信宗教、效忠于封建主等为美德。最初出以歌谣形式，在兵士口中传布；后为行吟诗人采用，逐渐成为长诗或组诗。 qcOS1EWFeg51pkhLRVSpmyad62kzZjLAkJV60ywO+/JOV3FNDKMv5MEEvapV6wP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