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的是作品,按照我们的方法,现在需要认识产生作品的环境。
先考察产生作品的种族。
他们所以在绘画方面采取这种途径,完全是由于民族的和永久的本能。意大利人的想象力是古典的,就是说拉丁式的,属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一类。这一点不但可以用文艺复兴期的作品,用那时的雕塑、建筑、绘画来证明,也可以用意大利中世纪的建筑和现代的音乐来证明。
哥特式建筑在中世纪遍及全欧,但很晚才流入意大利,并且还是不完全的模仿。固然我们遇到两所纯粹哥特式的教堂,一所在米兰,一所在阿西士修院,但都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即使在日耳曼民族南侵的形势之下,对基督教的热情达到最高潮,意大利人的建筑还是用他的古代风格。而他们改变风格的时候,也保存原来的趣味,采用坚固的形式,窗洞不多的墙壁,装饰简单,喜欢天然的明亮的光线。他们的建筑物充满刚强、快乐、开朗、典雅自然的气息,正好和山北(阿尔卑斯以北)的大教堂像七宝楼台一样又繁琐又宏伟的结构、沉痛而庄严的境界、阴暗和变幻不定的光线,成为对比。
同样,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那种像歌唱一般的音乐,节奏清楚,便是表现壮烈的情绪也优美悦耳,正好和德国的器乐成为对比:前者的长处在于对称、圆润、抑扬顿挫、流畅、华丽、明净、界限分明,富有戏剧天才;后者却那么博大、自由,有时又缥缥缈缈,最能表达幽微的梦境和深切的感情,抒写严肃的心灵在烦闷与孤独的摸索中间,窥测到宇宙的无穷与“他世界”时的说不出的意境。
倘若研究一下意大利人和一般的拉丁民族如何理解爱情、道德、宗教,再观察他们的文学、风俗、人生观,就能发现无数突出的征象都显出一种类似的想象力。特色是喜欢和擅长“布局”,因此也喜欢正规,喜欢和谐与端整的形式;伸缩性与深度不及日耳曼人;对内容不像对外表那么重视,爱好外部的装饰甚于内在的生命;偶像崇拜的意味多,宗教情绪少;重画意,轻哲理;更狭窄,但更美丽。
这种想象力了解人比了解自然多,了解文明人比了解野蛮人多。它不容易像日耳曼人那样模仿和表现蛮性、粗野、古怪、偶然、混乱,自然力的爆发、个人的说不出与数不清的特性、低级的或不成形的东西,普及于各级生物的那种渺茫暖昧的生命。拉丁民族的想象力不是一面包罗万象的镜子,它的同情是有限制的。
但在它的天地之内,在形式的领域之内,它是最高的权威;和它相比,别的民族的气质都显得鄙俗粗野。只有拉丁民族的想象力,找到了并且表现了思想与形象之间的自然的关系。
表现这种想象力最完全的两大民族,一个是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另外一个是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与绘画。
这个天生的才具在民族发源的时代就显出来,贯穿在它的全部历史中间,在它思想与行动的各个方面都留着痕迹,等到15世纪末期,一遇到有利的形势,就产生大批杰作。
因为那时在整个意大利出现的,或者各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不仅有五六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画家,如莱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乔尔乔内、提香、韦罗内塞、柯勒乔,而且还有一大群优秀与熟练的画家,如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索多玛、弗拉·巴尔托洛梅奥、蓬托尔莫、阿尔贝蒂内利、罗索、尤莱斯·罗曼、波利多雷·德·卡拉瓦乔、普里马蒂乔、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老帕尔玛、博尼法齐奥、帕里斯·博尔多内、丁托列托、卢伊尼,以及上百个比较不知名的人,都受着同样的趣味熏陶,用同样的风格制作,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前面提到的一二十个不过是他们的领袖罢了。
卓越的建筑家与雕塑家的数量也差不多相等,有几个人时期略早,多数与画家同时,例如吉贝尔蒂、多纳泰罗、雅各布·德拉·奎尔恰、巴乔·班迪内利、班巴亚、卢卡·德拉·罗皮阿、本韦努托·切利尼、布鲁内莱斯契、勃拉曼特、安东尼奥·德·圣加洛、帕拉第奥、桑索维诺。
最后,在面目如此众多、出品如此丰富的艺术家家族周围,还有无数的鉴赏家、保护人、购买者,以及簇拥在后面的广大的群众,不仅包括贵族与文人,也包括布尔乔亚、工匠、普通的僧侣、平民;风气之盛使那个时代的高雅的鉴别力成为自然的、自发的、普遍的东西。由于上下一致的同情与理解,整个城邦都参与艺术家的创作。
《天使报喜》 本韦努托·蒂斯 1528年 103厘米×132厘米 意大利保守宫博物馆
所以我们不能把文艺复兴期的艺术看作幸运与偶然的产物;绝不像掷了一把骰子,中了彩,世界舞台上才出现几个天赋独厚的头脑,出现一批绘画的天才。我们不能否认,那一次百花怒放的原因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总倾向,普及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奇妙的才能。
那个才能的出现是暂时的,所以艺术的出现也是暂时的。那个才能在一定的时代开始,一定的时代结束;艺术也在同一时代开始,同一时代结束。才能朝某一方向发展,艺术也朝同一方向发展。艺术是影子,才能是本体,艺术始终跟着才能的诞生、长成、衰落、方向。才能带着艺术出场、前进,使艺术跟着它的变化而变化;艺术的各个部分和整个进程都以才能为转移。它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艺术有了它就能诞生。因此我们要详细研究这个才能,以便了解艺术、说明艺术。
《银河的起源》 丁托列托 约1575年 149.4厘米×168厘米 英国国家美术馆
《逃往埃及路上的休息》 柯勒乔 16世纪 211厘米×140厘米 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从十字架上解救基督》 丁托列托 1547—1549年 91厘米×122厘米 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基督》 卢伊尼 可能在1530年以后 73.7厘米×57.8厘米 英国国家美术馆
《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谈话》 保罗·韦罗内塞 约1548年 117.5厘米×163.5厘米 英国国家美术馆
《圣夜(基督降生)》 柯勒乔 约1528—1530年 256.5厘米×188厘米 德国德勒斯登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