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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显赫的社会并不持久,它的发展就促成它的崩溃。政府既是独裁性质,最后便走上百事废弛与专横的路。

国王把高官厚爵赏给宫廷中的贵族、狎昵的亲信,使布尔乔亚与平民大不满意。这些人那时已富有资财,极有知识,人数众多,不满的情绪越高,势力也越大。他们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在十年混乱之后建成一个民主与平等的制度,人人都能担任公职,普通只要按照晋级的规章,经过试验与会考。

帝政时期的战争与榜样的感染,逐渐把这个制度推广到法国以外,到了今日,除开地方性的差别和暂时的延缓,整个欧洲都在仿效。

在新的社会组织之下,加上工业机器的发明与风俗的日趋温和,生活状况改变了,人的性格也跟着改变。现在的人摆脱了专制,受完善的公安机构保护。不管出身多么低微,就业绝无限制;无数实用的东西使最穷的人也享受到一些娱乐和便利,那是两百年前的富翁根本不知道的。此外,统治的威权在社会上像在家庭中一样松下来了,布尔乔亚与贵族一律平等,父亲也变成子女的同伴。总而言之,在生活的一切看得见的方面,苦难和压迫减轻了。

但另一方面,野心和欲望开始抬头。

人享到了安乐、窥见了幸福,惯于把安乐与幸福看作分内之物。所得越多就越苛求,而所求竟远过于所得。同时实验科学大为发展,教育日益普及,自由的思想越来越大胆;信仰问题以前是由传统解决了的,如今摆脱了传统,自以为单凭才智就能得到崇高的真理。大家觉得道德、宗教、政治,无一不成问题,便在每一条路上摸索、探求。八十年来 不知有多少种互相抗衡的学说与宗派,前后踵接,每一个都预备给我们一个新的主义,向我们建议一种美满的幸福。

这种形势对思想和精神影响很大。由此造成的中心人物,就是说群众最感兴趣最表同情的主角,是郁闷而多幻想的野心家,如勒内、浮士德、维特、曼弗雷迪之流,感情永远不得满足,只是莫名其妙地烦躁,苦闷至于无可救药。

《一座被毁了的城堡和一座教堂》 雅各布·凡·雷斯达尔 约1665—1670年 109厘米×146厘米 英国国家美术馆

这种人的苦闷有两个原因。

先是过于灵敏,经不起小灾小难,太需要温暖与甜蜜,太习惯于安乐。他不像我们的祖先受过半封建半乡下人的教育,不曾受过父亲的虐待、挨过学校里的鞭子、尽过在大人面前恭敬肃静的规矩、个性的发展不曾因为家庭严厉而受到阻碍;他不像从前的人需要用到膂力和刀剑,出门不必骑马,住破烂的客店。现代生活的舒服、家居的习惯、空气的暖和,使他变得娇生惯养、神经脆弱、容易冲动,不大能适应生活的实际情况;但生活是永远要用辛苦与劳力去应付的。

其次,他是个怀疑派。宗教与社会的动摇,主义的混乱,新事物的出现,懂得太快、放弃也太快的早熟的判断,逼得他年纪轻轻就东闯西撞,离开现成的大路,那是他父亲一辈听凭传统与权威的指导一向走惯的。作为思想上保险栏杆的一切障碍都推倒了,眼前展开一片苍茫辽阔的原野,他在其中自由奔驰。

好奇心与野心漫无限制地发展,只顾扑向绝对的真理与无穷的幸福。凡是尘世所能得到的爱情、光荣、学问、权力,都不能满足他;因为得到的总嫌不够,享受也是空虚,反而把他没有节制的欲望刺激得更烦躁,使他对着自己的幻灭灰心绝望;但他活动过度,疲劳困顿的幻想也形容不出他一心向往的“远处”是怎么一个境界,得不到而“说不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这个病称为世纪病,以四十年前(19世纪20年代)为最猖獗;现在的人虽则头脑实际,表面上很冷淡或者阴沉麻木,骨子里那个病依旧存在。

我没有时间指出这种时代精神对全部艺术品所起的作用。受到影响的有谈玄说理、凄凉哀怨的诗歌,在英国、法国、德国,风行一时;有语言的变质与日趋丰富的内容;有新创的品种与新出现的人物;有近代一切大作家的风格与思想感情,从夏多布里昂到巴尔扎克,从歌德到海涅,从柯柏到拜伦,从阿尔菲耶里到莱奥帕尔迪,无一例外。

图画方面也有类似的迹象,只要看下面几点就知道:先是那种骚动狂乱的或是考古学的风格,追求戏剧化的效果,讲究心理表现与地方色彩;其次是混乱的思想打乱流派,破坏技法;其次是出的人才特别多,他们都受着新的情绪鼓动,开辟出许多新路;其次是对田野的感情特别深厚,促成整整一派独创的风景画。

可是另外有一种艺术,音乐,突然发展到意想不到的规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我想向你们指出的就是这个特点和现代精神的关系。

这门艺术势必产生在两个天生会歌唱的民族中间,意大利和德国。

从帕莱斯特里纳到佩尔戈莱西,音乐在意大利酝酿了一个半世纪,正如以前从乔托到马萨乔在绘画方面的情形,一边摸索一边发现技术,积累方法。然后,突然在18世纪,斯卡拉蒂、马尔切洛、亨德尔一出,音乐立即蓬勃发展。

这个时期非常有意义。绘画在意大利正好烟消云散,而在政治极端衰替之下,淫靡的风气给多愁善感与讲究花腔的歌剧提供大批的小白脸 、弹琴求爱的情人、多情的美女。

另一方面,严肃而笨重的德国人虽则比别的民族觉醒较晚,终究在克洛卜施托克歌颂福音的史诗 出现之前,在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圣乐中流露出他宗教情绪的严峻与伟大、学力的深湛、天性的忧郁。古老的意大利和新兴的德国都到了一个“感情当令,表现感情”的时代。

介乎两者之间的奥地利,半日耳曼半意大利的民族,结合两者的精神,产生了海顿、格鲁克、莫扎特。

将近法国革命那个摇撼人心的大震动的时候,音乐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的艺术,犹如在文艺复兴那个思想大革新的震动之下,绘画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的艺术。

这新艺术的出现不足为奇,因为它配合新精神的出现,就是我刚才形容的那种烦躁而热情的病人,所谓中心人物的精神。过去贝多芬、门德尔松、韦伯,便是向这个心灵说话;如今梅耶贝尔、柏辽兹、威尔第,便是为这个心灵写作;音乐的对象便是这个心灵的微妙与过敏的感觉,渺茫而漫无限制的期望。音乐正适合这个任务,没有一种艺术像它这样胜任的了。

因为一方面,组成音乐的成分多少近于叫喊,而叫喊是情感的天然、直接、完全的表现,能震撼我们的肉体,立刻引起我们不由自主的同情;甚至整个神经系统的灵敏之极的感觉,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刺激、共鸣和出路。

另一方面,音乐建筑在各种声音的关系之上,而这些声音并不模仿任何活的东西,只像一个没有形体的心灵所经历的梦境,尤其在器乐中;所以音乐比别的艺术更宜于表现飘浮不定的思想、没有定型的梦、无目标无止境的欲望,表现人的惶惶不安、又痛苦又壮烈的混乱的心情,样样想要而又觉得一切无聊。

因为这缘故,正当近代的民主制度引起骚乱、不满和希望 的时候,音乐走出它的本乡,普及于整个欧洲;拿法国来说,至此为止的民族音乐只限于歌谣与轻松的歌舞剧,可是你们看到,现在连最复杂的交响乐也在吸引一般的群众了。 B7Z9JdER8mK97XNdmMLHIcq+6wQm/ILIfX4nQqKOZCXyZQbQADvN92eL+UUtfs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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