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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福山在《信任》一书中就把中国人之间缺乏信任归结为中国文化本身。但在我看来，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信任度比较低，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信任危机，问题不是中国人本质上就缺乏信任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历史之悠久，全世界独一无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信任，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大吗？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民营企业是家族管理好还是职业化管理好的问题。其实这和秦始皇时代的“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是非常类似的问题。“分封制”就是皇帝把国家的土地划成小块（诸侯国），然后派自己的儿子、侄子、兄弟或者亲戚，每人管理一块，每一块都是一个小国家，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家族管理。“郡县制”就是职业化的管理，它不是指派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是通过职业化的官僚队伍来进行管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宫廷曾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丞相王绾建议秦始皇仿效周朝，采取分封制，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封王，让他们帮助秦始皇统治天下。但廷尉李斯不同意，建议采取郡县制。最后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实行了郡县制，把全国划分成36个郡，1000多个县，除了皇帝外，所有的官位，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在全国挑选，然后派遣上岗，都没有继承性，这就是职业化的管理。但是秦朝很短命，两代就完了。到了汉代刘邦立国时也有这个争论：究竟是实施家族管理（分封制）还是职业化管理（郡县制）？有人提出，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实行了“郡县制”，外人是不能信任的；因为管理国家的都是外人，所以陈胜吴广起来造反的时候没有人帮皇帝的忙，最后这个朝代就完了。汉代一开始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但是没过多久，在汉景帝时就发生了所谓的“七国叛乱”，都是自家人叛乱，其中有5人是汉景帝的堂兄弟，另有堂叔和从堂兄弟各一人，皆在五服之内，后来都被镇压了。之后，“分封制”就基本被废除了，全部统一为“郡县制”。
从历史上看，至少从国家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有很高的信任度。皇帝如果不信任外人就不会把这些权力委托出去；官员如果不信任皇帝，他们就不会为皇帝尽忠卖命。在现代意义上，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就像现代企业中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郡县制”意味着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代理人。皇帝与官员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现代企业中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你知道的皇帝不知道，那你当然可以坑他一把，所以皇帝看中这些人就说明对他们有基本的信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是发行者的信用，其价值完全来自使用者对发行者的信任。还有过去的票号、钱庄的汇票，它可以流通，有价值，也是基于人们对它的信任。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山西票号。山西票号是中国现代银行的雏形，它开始于19世纪初，存在了一百多年，分号曾经遍布世界，西到圣彼得堡，东到日本神户，都有他们的分号，在全中国的分号就更多了，云南、贵州、新疆都有，但总部却在山西的平遥、太谷、祁县这三个偏僻的地方
。总部与分部的距离那么远，当时没有现代的通信工具，也没有电话，更没有互联网。如果相互间没有信任，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儒家的“忠”“孝”观念强调的都是互惠关系（reciprocity）；“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一种社会的行为规范，也是为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而使人们之间可以更好地合作。
我举这些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观点，就是从历史上看，不能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中国人是不讲信用的人。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但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吃错了药就怀疑祖宗的基因有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信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