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增长,信任与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Fukuyama,1995;Knack和Keefer,1997;张维迎,柯荣住,本书)。因为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基于分工的发展,这是亚当·斯密从一开始就讲的基本定理,而如果没有信任,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一个本来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如果没有基于对市场的信任,是不可能走向专业化经营的,因为他不会愿意冒只吃鸡蛋或只吃猪肉的风险。中国的企业喜欢搞大而全、小而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潜在的供应商缺乏信任,所以只能自给自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的积累,也就是国民储蓄。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这样的理论制定的推动增长的政策证明并不成功,高储蓄并不意味着高增长。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转向强调“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工作技能和生产性知识的积累(Becker,1975)。进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在决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Putnam,1993;Helliwell和Putnam,1995)。社会资本也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能力。很多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比较低,那么这个社会的市场秩序就比较乱,经济增长也比较慢(Gambetta,1993)。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美国经济学家福山在其著名的《信任》一书(Francis Fukuyama,1995)中,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信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福山在这本书里特别谈道,华人社会可能是全世界最缺少信任的一个社会。他引证了很多的研究结果,指出在美国、日本、德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华人社会,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也高于意大利和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官员的腐败、市场的无序等。比如说,在意大利旅游受骗的机会就比在英国高得多。他特别强调,华人企业家只信任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中国人讲圈子,圈子以内是信任的,圈子以外是不信任的。这样,组织形态的交易最后只能落点在家族里,形成不了大企业。他认为,由此也说明为什么华人企业没有世界品牌,因为一个品牌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华人企业一般没有办法实行现代的管理,所以它一般都是很短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