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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法治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本书的如下主题更值得强调：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是形成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两种不同游戏规则，二者的功能相同，但来源和执行方式不同；社会规范在协调人的行为和激励社会合作方面比国家法律更灵活、更有生命力、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自觉遵守，因为它是从下到上自发演化而来的，不是从上到下强加给社会的，因而更能反映分散的、地方化的信息，更合“天理”（自然法）；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国家法律，如果过多地替代社会规范，会对社会秩序产生不利影响。比如有人主张红白喜事的规格，甚至亲朋好友聚会时的用餐标准，也应该由法律或法规管起来。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2003年，第二版出版于2006年。第三版增加了《国家的刑法与社会的民法——礼法分野的法律经济学解释》一文（与邓峰合作）。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认识，应当抛弃“法=国家法”的观念，将礼法理解为法律规则的不同执行体系，即国家垄断执行的刑法和社会分散、复合执行的民法（礼）。礼法分野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法律部门分工，更多是小政府下的社会分权治理模式，对维持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年来的稳定和统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传统的中国社会当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未来中国变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建立法治社会，将政府真正置于法律约束之下。“法治”的“法”，不仅指国家制定的律法，也包括自发演化而来的社会规范。就此而言，传统中国社会礼法分野对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在法治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防止国家立法对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当和过度侵入。我们不能一讲到“法治”，就想到制定更多的法律。国家法律主宰一切并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套用美国法学家罗伯特·库特的话讲，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法治国家”，而不是“国家法治”。这也是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中国礼法体系的价值所在。
张维迎
2021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