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的信任

我们先看一下基于制度的信任。一般来说，古代的皇帝最信任谁？太监。比如，乾隆皇帝把太监派到后宫去伺候娘娘们，但绝对不敢把刘罗锅派去伺候娘娘们。这是因为太监的作为有限，所以皇帝放心，而刘罗锅道德再高尚，六根不净，所以皇帝还是不放心，这可以说是基于制度的信任。中国古代有许多宦官乱政的事件，但宦官怎么也不可能自己当皇帝，所以皇帝还是信任他们。

我想特别讲一下古代的连坐制度，现代法律上一般叫“连带责任”。在战国时期，管仲就设计了保甲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保甲制度就是把责任在乡邻之间连带起来，你的邻居违法了，你也得负责任，那么你就获得了监督他的权力和监督他的积极性，这与现代企业中老板要为职工的过错承担责任从而获得监管的权力很类似。当然，保甲制度主要是为了建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信任，而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主要是为了建立消费者对生产者的信任，以及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信任。

还有一种比较残酷，就是“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古代是赖汉做事好汉也得当。现在的情况是一人犯法一人当，“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可以想一下，哪一种制度下个人犯法的积极性更大？当然是现在。

我们再看山西票号的治理结构，它也有典型的连带责任。票号的掌柜，就是CEO，他们是分享利润的，叫作人身股，他没有投票权，但有分红权。山西票号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总号派到远处分号的这些掌柜的是不能带家属的，家属都得留在老家，而且每次出门之前，他必须从总店出发，每次从外地回到平遥，也要先回总店，不能直接回家。有了这些制度，东家对掌柜的就基本放心了。老婆孩子在老家就把你拴住了，你就不可能跑掉，因此我把你派出去我不会害怕。这也是基于制度的信任。当然，这种制度可能对现代社会不太适用。

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制度。董事会的权力、总经理的权力都受到制度化的监督和限制，总经理每年要受到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派的独立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这也是基于制度的信任。

在现代社会，法律对信任的建立非常重要，法律可以形成一种制度信任。比如一个好的合同法能够帮助当事人实现他想实现的愿望。我跟你交易，你如果违约，你要给我足够的赔偿，这时候我当然对你就信赖了。类似的，如果股票市场上的欺诈行为会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投资者对企业就会更有信心，就更愿意从事股权投资活动。

还有社会规范，也可以理解为制度化信任的游戏规则。如果大家都遵守这种社会规范的话，你不遵守社会规范就会受到很多人的谴责（可能只是对你投来鄙视的目光），那你在人群里就很难混下去，所以有了这些规范，人们之间就更可能相互信任。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为规范，我们信赖会计师，是因为会计师有一整套严格的培训、考试的标准，拿到会计师资格之后，行业内部对他的行为还有约束。我们对医生的信任，也离不开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

由政府管制支持的信任也是基于制度的信任。比如我们去药店买药，这个药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号，我们信赖它，其实是对政府的信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安排和国家的法治化程度。如果政府的行为受不到法律的有效约束，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就会降低。 jZzPqclaMlakbg8jsP8zdTffPnwTkgqYE6gzh1jhbUzF4JTupxv91ZuZ61U3cQ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