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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民俗研究都可以视为一种关系研究。历时研究主要是“变”的关系研究，关注特定要素A在不同时期经历A1、A2、A3、A4的状态变化，讨论导致这些变化的内在、外在因果关系。一般来说，只要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就可以对它进行解释，只要这些解释基本合乎常理，就可以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历时研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资料是否充足、齐全，只要在资料上没有重大遗漏，就算成功了60%。
共时研究主要讨论系统内部A、B、C、D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价值关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A、B、C、D并不是由系统自然呈现的，就像故事形态学中的31个功能项并不是故事文本中自然呈现的，而是从普罗普的头脑中分析出来的。故事形态学是一种依赖于主观分类的发明性研究，可是，从未有人否认普罗普的形态研究是一种“客观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普罗普使用了统一标准的分类方式，他把所有“有意义的行为”都从故事中抽象出来，排列出它们的结构秩序，然后赋予它们以结构解释，这个过程是合乎逻辑的、得到学界公认的，借用一个法学术语，这叫“程序正义”。一种主观性的理论一旦得到同行公认，就会成为“公理”，从而具备了科学性、客观性。由此可见，“分类”及其标准，在共时研究中，或者说在系统研究中处于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位置。
形态学起源于动植物的分类学。所谓分类，也即按照事物的不同特点，分别归属到不同的类别之中。我们先是根据事物的某些特征来确定鉴别标准，予以命名，细分层级，建构起一个类别的阶元系统，然后按照这套鉴别标准，分别将对象一一归属到相应的类群，并按一定秩序排列类群，这样就建立起了我们对于世界最直观的认知图式。但更关键的问题是，按照什么“特征”来确定标准，对事物进行归类，能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呢？
分类目的和标准的确定，对我们的研究进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类的错误划分，会直接导致研究彻底失效。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评价A老师，或者要比较A老师和B老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把他们放到哪个类别中进行评判或比较。“老师”是一种类，“家长”也是一种类，“武术家”又是一种类，放在不同的类中加以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类的游移、标准的转换，会让我们的研究变得飘忽不定。
分类，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分类的标准是基于一套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体系。我们之所以指认一种反常气候为“厄尔尼诺现象”，是基于我们对全球大气环流的理论认知；我们之所以把万兽之王狮子称作“猫科动物”，是基于我们的动物形态学理论；我们之所以把孟姜女叙事称作传说而不是神话或故事，是基于钟敬文的民间文学分类体系。反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种理论，都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也即分类方式，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主观视角。
新的理论视角，意味着新的分类方式。以生物分类为例，最常用的是形态分类，随着生物化学和遗传技术的发展，后来又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比如依据DNA含量、蛋白质成分、进化的亲缘关系、染色体组型，甚至动物交配行为等理论指标进行分类。又比如，依据阶级分析理论，我们可以把农村人口区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但是，在陈泳超的“传说动力学理论”中，他却将村民区分为普通村民、秀异村民、巫性村民、会社执事、民间知识分子、政府官员。
我们既不能使用阶级成分来讨论传说的生产和变异，也不能借用陈泳超的分类法来展开阶级斗争。
所有的分类都有其适用范围及目的，同样，所有的理论也有其适用范围及目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把不同的理论搅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以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为例，假设我们有两套审美理论，一套质地论、一套纹饰论，综合研究很可能导致两种结果：（a）这位老师上衣纹饰大方、色泽典雅，裤子面料舒适、悬垂挺括，一身衣服堪称完美。（b）这位老师上衣面料粗糙、耐磨性差，裤子毫无纹饰、色泽暗淡，浑身上下一无是处。依此类推，我们很容易理解，综合研究所征用的理论越多，研究的混乱程度就越高。
所以说，在共时研究中，综合研究是不允许的，这也是为什么刘魁立一再声明要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排除文化分析的原因。他说：“为了要解决民间故事分类的实际问题，即要把现有的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文本材料按某种标志加以清理和归纳，我就不能不根据这一工作任务的需要，使自己的出发点和工作准则简单化和封闭化，选定一个单一而具体的标准。”
许多学者对于其《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未能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对狗耕田的故事展开讨论，认为是一种遗憾，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刘魁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排除历时研究和文化研究，是因为共时研究必须保证分类标准和分析逻辑的一致性。
所以说，在针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单项研究中，不仅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不能兼容，即使同是共时研究的不同理论体系，也不应该混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以前面介绍的形态学和口头诗学为例，虽然两者都是共时研究的宏大理论，但其概念体系和分类方式都有明显区别，在严肃的故事研究中，也不能相互混用。故事形态学的结构单元是功能项，而口头诗学的结构单元则是一个单元谱系，包括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型、大词等。我们不可能将形态学的功能项和口头诗学的程式混用在同一项研究之中，否则，即便不是关公战秦琼，也是韦小宝对令狐冲。
真正的基础研究，都是划定边界、排除干扰之后的单向突破。科学史上不存在单项的综合研究，有效研究必须是封闭研究。一般来说，历时研究总是要求搜集关于某一事件尽可能多的甚至是竭泽而渔式的历史资料，但共时研究不是。共时研究虽然依赖于同时存在的大量数据信息，但是一定会划出明确的边界，比如普罗普就对他的研究工作做了这样的说明：“初看起来，需要引用所有现在的材料，事实上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是在按角色的功能来研究故事，一旦发现新的故事不再提供任何新的功能项，那么引用材料就可以停止。当然，研究者应该浏览大量已掌握的材料，但没必要将所有这些材料都用在研究里。我们认为，包含各种情节的100个故事已经绰绰有余。”
也就是说，当更多素材的进入已经不再影响模型结构的时候，我们就认为素材已经基本充足。
在理论边界和取材边界之外，思考路径也要有明确的方向和边界，要紧紧地围绕中心论题，努力地排除那些在逻辑上跟你的中心论题没有关系的其他问题。尽管那些问题看起来好像也很有趣，写出来会让论文变得更丰满好看，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所有的蛇足不仅多余，而且有害于我们的学术认知。比如，口头诗学理论家泰德洛克的论文《朝向口头诗学》，通篇都在试图说明哪些工作是无益于口头诗学建设的，他警告说：“假如我们试图将全景观的、多维度的活形态演述活动纳入某种新时的乃至是扩展了的结构主义的阐释框架中，我们也无法建立有意义的口头诗学。”
所以说，站在共时研究的角度看，所谓旁征博引、全面论述、综合考虑，全都不是褒义词。所谓综合研究，只能是对不同研究成果的综合。作为一个学科，或针对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个体、不同角度的研究，拼在一起就是综合研究。也就是说，有综合研究的学科，没有综合研究的方法。
事实上，人文学科研究工作中的逻辑混乱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许多研究者往往想当然地使用各种理论、方法、概念。比如，“综合分析”就是许多博士生开题报告中的常用术语，但这个术语是个伪学术用语，因为综合与分析是方向完全相反的一对反义词，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成整体加以通盘考虑的方法，而分析却是把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进行分别考虑的方法。一般来说，应用研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但是，严肃的基础研究多以分析性为主。
此外，“理论方法”也是很常见的混搭概念。理论是对于某类事物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一套知识系统；而方法则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路径、程序、手段等。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理论是认知事物的概念工具，方法是使用工具的操作规范。打个比方，理论是炒菜的油和盐，方法是炒菜的动作要领。特定的理论研究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但理论并不等同于方法。
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研究思路更加清晰化和条理化，以便排除干扰，直奔主题。比如织布，谁都知道应该先把纬线有序地缠在纡子上，方便丝线快捷地抽出，可是如果你说：“我就不用纡子，我用一团乱麻慢慢抽，理论上也能将布织出来。”是的，这没问题，但是用一团乱麻织一匹布的时间，用了纡子或许就能织三百匹。所谓共时研究法，就是索绪尔递给我们的一根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