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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故事形态学是共时研究，但许多人不知道口头诗学也是共时研究。口头诗学是以“帕里-洛德理论”为基础的口传史诗诗学，创始人是哈佛古典学教授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他的学生艾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
历史上围绕荷马史诗到底是书面创作还是口头传统的问题，古典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帕里）从语文学的角度入手，极为精细和深入地分析了荷马的诗歌句法，从中发现了问题：荷马诗歌中大量出现重复性的只言片语，其中‘特性形容词’的程式片语具有典型性。经过复杂的、被不同意帕里方法的人诟病为‘过于机械’的分析手段，帕里得出的结论是：荷马史诗是‘传统性’的，它必定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经过进一步的分析，他又在随后宣布，他发现荷马史诗必定曾经是‘口头’的。”
帕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带着学生洛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远赴南斯拉夫进行活态史诗讲唱的田野作业。他们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找到一位名叫胡索的著名歌手，对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追踪研究。帕里将当代胡索和古代荷马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胡索的表演来逆推荷马史诗的创编和演唱，认为胡索就是一位当代荷马。
朝戈金说：“口头程式理论发明了一些结构性的单元，比如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并用这些单元来理解口头诗歌的构造法则，解释为什么一个不能借助文字帮助记忆的文盲歌手，能够在现场流畅地唱诵成千上万的诗行，而且能产生如此伟大的作品。”
正是这些在歌手的演唱传统中形成、积累的程式单元，使得他们能够在现场表演中迅速地组织起故事的情节和语言，进行流畅的表演。“民间口头诗人有许多‘武器’来帮助他们记忆故事和诗行，他们大量地运用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作为现场创编故事的‘记忆单元’。”
也就是说，每一次史诗演唱，都像是一次搭积木的过程，这些木块是早就存在于演唱者头脑中的零散部件，并不需要临时制作，流畅的演唱则是一次熟练的组装。越是优秀的史诗艺人，越有能力快速搭建出精美的积木作品。
这些记忆单元是历史形成的，但在不同的异文中又是平行的，相互之间并没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同样，同一部史诗中的各个单元，也是根据结构需要而临时组编的，它们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镜像。比如朝戈金通过对于《江格尔》程式句法和韵法的分析，就指出一个问题：“这里的句式的构造，还体现出了蒙古史诗诗法中的另一个特点，即根据韵律的需要安排一些河流山川的名称。谁要是希望考证出这里的‘额木尼格河’和‘杭嘎拉河’在什么地方，他多半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因为史诗中的河流是形式的、虚拟的，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
虽然故事形态学和口头诗学都是共时研究，但两者在研究进路上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故事形态学从故事角色的行为逻辑入手，发现了故事的结构要素；口头诗学从史诗艺人的演述活动入手，发现了史诗的创编要素；（二）故事形态学是从大量的故事文本中抽象出“功能项”，而口头诗学则是从史诗的口头演唱文本中发现了“程式；（三）故事形态学是对大量同类故事的研究，是脱离了语境的研究，而口头诗学是对特定地区的特定歌手或特定史诗的研究，是置身于语境中的研究。”
仔细辨析，其实口头诗学比故事形态学更近似生物学的形态研究。形态学最重要的识别特征就是自然形态，比如植物的叶子、动物的器官，都是最直观的客观实体。史诗程式也是这样，例如冉皮勒只要提及萨布尔，一定会加上一串定语，说成“人们中的鹰隼/铁臂的萨布尔”，这个句式就像植物的叶子一样直观、易于辨认。可是，故事形态学中的功能项却不是可以直观辨识的句子或词组，它是普罗普主观抽象出来的“要素”，并没有明确、直观的“自然形态”特征，普罗普只是借用了“形态学”的概念，其实更近于现代数学中的“系统论”研究。
虽然口头诗学与故事形态学的具体研究进路不同，但其目标指向是一致的。结构、要素、关系（功能），始终是共时研究最重要的三个维度，其中又以要素问题为基础：“从汤普森的母题索引，到奥利克的史诗法则，到普罗普的31个功能（项），再到帕里——洛德的‘程式——主题——故事范型’概念，最后来到弗里的‘大词’，从故事海中提炼故事叙事中‘要素’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正是受到口头诗学理论的启发，我试图从一个比“故事范型”和“大词”更宏大的、可独立成篇的“叠加单元”的角度入手，假定一部史诗就是一个系统，每一个叠加单元都是自足、封闭的，可分离的子系统，同一层级的叠加单元表现为并联关系，以此来理解史诗的可持续扩张现象（
参见本书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