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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种人类行为能比性行为对基因传递产生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在人类心理中，最适合用进化解释的莫过于与性有关的心理状态：原始性冲突、空幻的迷恋、坚定（或至少感觉坚定）的爱情等等——这些基本力量裹挟着全世界的人走向成年，其中包括达尔文。
达尔文离开英格兰时22岁，大概身上充满了年轻男性天生具有的荷尔蒙。他曾爱慕过几位当地女孩，特别是漂亮、娇媚又受欢迎的范妮·欧文（Fanny Owen）。达尔文有一次让她玩过猎枪，她倔强地假装猎枪的后坐力没有弄疼自己的肩膀，这使她看起来魅力十足。数十年后，达尔文回忆起这个小插曲，依然会泛起明显的迷恋之情。 21 他在从剑桥寄给她的信中表达过一些甜言蜜语，但尚不清楚他是否亲吻过她。
达尔文在剑桥时，妓女并不难找到，更不用说那些不需要特别明确付钱就能“得手”的女孩。但大学的纪检员会在校园附近的街道巡查，时刻准备逮捕那些可能因“拉客卖淫”罪名而被起诉的女人。达尔文的哥哥曾警告他永远不要被人看见和女孩在一起。他曾给一位因为有了私生子而退学的朋友送钱，这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达尔文与不正当性关系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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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很可能是以“处男之身”离开英格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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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5年，他主要和70多个男人待在一艘90英尺
长的船上，这无法给他什么机会去改变处男状态——至少传统的途径不行。
此外，达尔文回国后依然没有太多合适的机会去发生性行为。毕竟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达尔文可以在伦敦找到妓女（达尔文将在伦敦定居），但与同一阶层的“体面”女人发生性关系就难多了——除婚姻这种极端手段外几乎没有其他可能。
这两种性形式之间的巨大鸿沟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性道德元素——所谓的“圣母——荡妇”两分法（“Madonna-whore”dichotomy）。世界上有两类女人：一类是单身汉日后愿意与之结婚的，一类则是他现在可以享受的；前一类配得上爱情，后一类则只涉及性欲。性的双重标准是另一个可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念，不过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对男女的性放纵都会强烈批驳，但相比女人，男人滥性受到的非议确实会少一些。这种差异和“圣母——荡妇”两分法确实也有紧密联系。如果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在性上比较大胆，等待她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她将永远沦为“荡妇”，导致她所能选择的丈夫的范围大大受限。
如今，人们习惯于排斥和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在性方面的道德准则。排斥可以，但嘲笑其实就高估了我们自己的道德进步。事实上，许多男人仍然公开谈论“荡妇”和她们的“恰当用途”：适合玩乐，但不适合结婚。甚至一些不会想着那样说话的人（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也会那样做。女人有时会抱怨，一些绅士看起来很有教养，也愿意在她们身上投注大量精力，可在前两次约会发生性关系后，再也不会联系她们，似乎过早发生的性关系将女性变成了贱民。同样，尽管双重标准在20世纪已经退潮，但仍强大到足以引起女人的埋怨。因此，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风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如今的性风尚。
维多利亚时代性道德观的知识基础非常明确：男女两性有内在差异，最重要的是“力比多”
方面。即使是维多利亚时代反对男性玩弄女性的人也强调这一差异。阿克顿医生写道：“我要说，大多数女人都没有任何性感受方面的困扰（这值得为她们高兴）。性欲对男人来说是惯常现象，对于女人来说则是偶有例外才会这样。我承认确实如此，就像离婚案所展现出的，只有少数女人的性欲强烈到能超过男人。”这种“女色情狂”行为是“一种精神错乱”。“毫无疑问，女性的性感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沉寂的（在许多案例中，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即使被唤醒，相对于男性来说也非常有节制。”阿克顿还说，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年轻男人被“放荡，或者至少是下贱、低俗的女人”所误导。因此，他们进入婚姻时过分夸大了婚姻中性的成分。他们并不知道：“最好的母亲、妻子和家庭管理者对于性享乐知之甚少或干脆一无所知。对家庭、孩子和家务的爱才是她们的激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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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认为是贤妻良母的女性却有不同观点，并且她们有有力的证据。然而，典型的男性性欲和女性性欲存在一些差异，男性的胃口没那么挑剔——该观点仍然能从新达尔文主义范式那里得到许多支持，同时也能在其他许多地方找到依据。而“男女天性一致”这一近来流行的假说，看起来捍卫者则越来越少。例如，它不再是女性主义的基本论调。女性主义者的一整个流派——“差异女性主义者”或“本质主义者”——如今也认同两性有深层差异。不过到底“深层”意味着什么，他们往往语焉不详，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不太愿意提到“基因”这个词。哪怕真的提了，他们也会含糊其词，因为他们知道早期女性主义者所秉持的“男女内在性状态相同”这一观点并不正确（而且这种说法可能在某些方面会伤害到女性），但他们又害怕诚实地探索其他观点。
如果新达尔文主义的性观念只不过是为传统看法背书，即证明男性是充满性欲的群体，那么它的价值极其有限。但事实上，它不仅揭示了动物的本能冲动，比如性欲，还阐明了更微妙的意识轮廓。对一个进化心理学家来说，“性心理学”无所不包：从青春期起伏不定的自尊，到男女对彼此的审美评判，再到他们对彼此的道德评判以及对同性伙伴的道德评判。“圣母——荡妇”两分法和性的双重标准是很好的例子，两种例子如今看来似乎都植根于人的天性——来自那种人们用来彼此评价的心理机制。
这里需要做两条免责声明。第一，说某物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并不意味着它无法改变，就像人性当中的任何表现都可以在恰当环境下发生变更——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所要求的环境变化会过于激烈。第二，说某物是“自然形成的”并不等于认定它就是好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自然选择的“价值标准”当作自己的价值标准。但是，如果我们想追求与自然选择不一致的价值标准，我们就需要知道到底反对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改变道德准则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顽固部分，搞清楚它们从哪儿来就会有所裨益。它们根本的来源是人类天性，无论那种天性经过了多少层环境和文化传承的复杂折射。是的，不存在“双重标准”基因，但如果要理解双重标准，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基因以及明白这些基因如何影响我们的想法。我们必须清楚那个选择这些基因的过程及其使用的奇怪标准。
在接下来几章，我们将解析那个塑造了性心理的过程。接着，我们再回头继续探讨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讨论达尔文及其妻子的心理。所有这些都能让我们以更清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处境——20世纪末的求爱与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