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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最初的职业生涯规划是成为医生。据他回忆，“父亲非常确定我会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能救治很多病人的那种”。老达尔文自己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医生，达尔文曾提到，“父亲坚信成功主要是由激昂的信心所构筑的，但是我真的不明白在我身上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使他笃信我能够产生这样的信心”。尽管如此，达尔文还是按部就班，在16岁就离开了位于什鲁斯伯里的安心舒适的家，与哥哥伊拉兹马斯一起前往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
遗憾的是，他对这一事业的热忱并没转化成足够的行动。在爱丁堡，达尔文对学业不够重视，会尽量躲开手术室（在氯仿
还没发明的时代，观摩手术可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不过在业余活动上达尔文倒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和渔夫一起撒网捕牡蛎，再将牡蛎仔细解剖；参加标本制作课，进一步拓宽打猎这个新爱好；和一位名为罗伯特·格兰特的海绵专家散步聊天，格兰特对生物进化有着狂热信念，当然了，他对进化的具体运作机制还浑然不知。
达尔文的父亲察觉到了苗头不对，达尔文回忆道，“父亲对我整日闲逛的状态表现出了激烈的反对情绪，在当时看来，我的人生可能最终就是如此”。 8 于是，老达尔文将备选职业“牧师”提上了日程。
这个决定看起来奇怪极了——考虑到老达尔文并不怎么信上帝，而达尔文也算不上虔诚，况且他对动物学明显更有兴趣。不过，达尔文的父亲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在那个时候，动物学和神学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一切生命都出自上帝的鬼斧神工，那么探索生物的精妙设计也就等于探索上帝的神迹。这一观点最为世人所知的支持者是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
，他在1802年出版了《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一书。在书中佩利指出，一块手表的存在意味着其背后有一个制表匠的存在，既然如此，一个充满精巧生命且能让这些生命在其中各尽其责、各得其宜的世界，背后也必然有一位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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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对的，问题在于，这位设计师到底是深谋远虑的上帝，还是只是没有意识的自然过程。）
自然神学的发展带来的结果是，哪怕一个乡村牧师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大把时间用在以自然为主题的研究和著述上。因此，即使没有充满期待，达尔文对于未来穿上神职服装的计划也并不反感。“我要求给点时间让自己好好想想，根据我过去的见闻和想法，对于自己要不要全心全意地信仰英格兰教会的所有教义，我是心存顾虑的；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挺喜欢成为乡村牧师这主意。”他读了一些神学书籍，“由于我那时对《圣经》上每句话的真实性和严肃性都确信不疑，我很快就说服自己同意，必须接受全部的宗教信条”。为了准备开启牧师生涯，达尔文来到了剑桥大学，在那里他读到了佩利的著作，“对他的长篇大论既着迷又信服”。 10
然而，没过多久，就在刚刚结束剑桥的学业之后，达尔文突然遇到了一个未曾料想的机会：去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担任随船博物学家。当然，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虽然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时还没有完成自然选择的构想，但他在全世界范围内对野生动物的研究使他相信进化的确存在，并为他日后参透进化机制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5年环球航行后又过了两年，达尔文终于领会出进化运作的全部秘密。随着这一洞见的产生，他要成为牧师的计划也难以成行了。仿佛有意为后世的传记作者提供足够有象征意义的素材，达尔文出航时携带了自己最爱的诗作——《失乐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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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达尔文离开英格兰海岸时，似乎找不到什么明显的理由让人们相信150年后依然会有人为他著书立说。根据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如果用世俗的标准来审视，青年时代的达尔文“完全看不出一点天才的迹象”。 12 当然，这样的说法总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们一向喜欢看伟人在早年间不受待见的故事。具体到达尔文，这种怀疑就更有理由成立了。因为相关描写主要依据的是他的自我评价，而达尔文又是一个不会自夸的人。达尔文说自己不擅长外语，学习数学时吃尽苦头，而且“被父亲和所有老师都看作天资平平的人，距离通常意义上的聪明还差一大截”。这种说法真假都有可能，或许他的另一段自我评价更值得关注，关于他如何与“年龄更大且学术地位更高的人”建立友谊的诀窍：“我猜想那是因为我身上一定有某些比普通年轻人更突出的方面。” 13
不过，无论如何，缺乏闪耀的智慧光芒并不是一些传记作者认为青年达尔文“看起来不太可能建立不朽声望”的唯一理由。 14 另外的原因是，他不是那种会让人产生敬畏之情的人。达尔文道德高尚，待人和蔼，没有什么野心抱负。他有点像个乡下男孩，保守又淳朴。一位作家曾发出疑问：“为什么落到了达尔文头上？他的雄心壮志、想象力和学识都不如许多同行，可为什么是他发现了别人苦苦探求而不得的理论？一个才智如此有限、学习如此愚钝的人却能设想出这样构架恢宏、意义深远的理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5
解答以上疑问的途径之一是首先质疑它对达尔文的评价（这正是我们将要做的），但更简捷的途径则是质疑它对达尔文理论的评价。自然选择理论确实“意义深远”，但其实算不上“构架恢宏”。孕育这样一个简明质朴的理论并不需要特别出类拔萃的才智。达尔文的至交好友、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与杰出传播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曾懊恼自己没能悟出这个理论，他感叹道：“连这都想不到，我可太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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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句话可以概括自然选择理论的所有内容：如果一个物种的某些特征存在个体间的变异，而其中某些变异比其他变异更有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那么这些变异特征就会在整个种群中更广泛地扩散，最后结果是该物种的遗传特征库发生变化。就这么简单。
当然，在每一代中这种变化可能都不明显。如果长脖子能够帮助动物吃到珍贵的树叶，而短脖子动物没生育后代就死掉了，那么物种的平均颈部长度几乎不会增长。假如新一代（由于基因重组与突变）颈部长度发生了变异，导致自然选择仍然可以在一个颈部长度区间中进行“挑选”，那么平均颈部长度会继续攀升。于是，一个起初脖子只有马脖子那么长的物种，最终会拥有像长颈鹿一样长的脖子。换言之，新物种诞生了。
达尔文曾用几个字来总结自然选择的规律：“繁衍，变异，强者生存，弱者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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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强”并不意味着身体最强壮，而是最适应环境，无论是通过拟态、智力还是其他手段，只要有助于生存和繁衍就可以。
“最适应”一词（这个词不是达尔文发明的，但他接受这种表达）对“最强”一词的可替代性正表明了该观点——生物体要适应的任务是在特定环境下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适应性”才是自然选择寻求的最大指标，它不断地重新设计物种，使我们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如果以上说法让你觉得理所应当，你可能没有真正理解它。你的身体比人类设计的任何产品都要更复杂更协调，它是由千百万次的微小进步逐步累积而成的，而每一次进步都充满了偶然性。你和你的细菌祖先之间的每一处差异都能恰好帮助处于中间过渡形态的祖先向下一代传递基因。上帝创世论者有时会说，仅仅靠随机变异而进化出人类，就概率而言，相当于让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写出莎士比亚的作品——当然啦，不一定是全集，不过肯定是那些我们熟知的长篇作品。
然而，这种难以想象的事却在自然选择的逻辑下变为现实。设想一只类人猿获得了某种幸运的突变：比如XL基因，这种基因可以让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多一点点，从而导致它们能略微更辛勤地哺育后代。在任何一个类人猿个体的一生中，这个基因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想象一下，哪怕带有XL基因的类人猿比没有XL基因的类人猿后代的平均成活率只多出百分之一，只要这一微弱的优势积累下去，携带XL基因的类人猿的比例就会一代代不断上涨，而不携带XL基因的类人猿的比例则不断萎缩。这一趋势的最终结果是族群里的所有个体都携带XL基因。此时这一基因就成为固定遗传，而更细心的亲子关怀则成为这个物种的典型特征。
没错，一次幸运的突变就这样走向繁荣。但这份幸运持续下去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就是说，下一次随机基因突变能进一步提高亲子关怀程度的可能性有多大？XL基因突变后接着就是XXL基因突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过程不大可能发生在同一个类人猿身上。但现在整个种群已经有大量个体携带XL基因，如果它们、它们的子女或子孙中有一个个体幸运地获得了XXL基因，这个基因就很有可能在种群中缓慢扩散。当然，与此同时，更多的类人猿也许会得到各种不够好运的基因，有些基因还会让它们所在的族群完全灭绝。没办法，生活就是这样。
自然选择就这样战胜了概率——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征服。虽然那些幸运的血统在当今世界继续兴旺蓬勃，可倒霉的血统占据了进化的绝大多数篇幅，不幸的突变将它们引向绝路。基因历史的垃圾箱塞满了各种不合格的实验品，长长的信息链像莎士比亚的诗句那样起伏荡漾，直到在最后关头突变成一串无意义的乱码。它们的消逝正是靠“尝试错误”方式进行设计的代价。不过只要付得起这个代价，只要有足够的世代让自然选择发挥作用，只要能留下好的实验品，丢弃失败的实验品，那么自然选择的大作就会让人惊叹。自然选择是一种没有生命和意识的运行规律，更是一个永不疲倦的精炼师，一位独具匠心的制造者。
你体内的每个器官都是这一技艺的证明，你的心，你的肺，你的胃，全都是“适应物”——并非有意设计，但却是优质产品。这些构造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在过去为你的祖先的“适应性”做出了贡献。而且每个器官的“专属性”全都以物种为单位。尽管有时因为遗传原因，一个人的肺可能与另一个人的肺有点区别，但几乎所有涉及肺部结构的基因在人类中都是相同的，包括你、你的邻居、因纽特人和俾格米人。进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曾声称《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
上的内容对全世界所有人类都适用。他们进而追问，既然如此，心理的解剖结构就应该不同吗？进化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论点是，组成人类心智的各种“心理器官”，例如让人关爱后代的器官，也是物种的专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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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家所要探寻的正是该领域人人皆知的“人类的心理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