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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忘了英国女士的模样，但记得她们如天使般的美好与善良。
——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上的来信（1835） 1
在19世纪的英格兰，男孩在成长过程中通常不会被鼓励探寻性兴奋，甚至连那些导致他们产生性探索欲望的事情也得不到支持。维多利亚时期的医生威廉·阿克顿（William Acton）在其著作《生殖器官的功能与疾病》（The Functions and Disorders of the Reproductive Organs）中曾发出警告，不要放任男孩们接触“经典”文学作品。他写道：“他们只在书中看到了性的享受，却对性放纵导致的危害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想到，当性的欲火被点燃后，自己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意志才能掌控它，否则他们就要像大多数小伙子一样走向沉沦。男人们必定要为自己还是男孩时犯下的错误买单，即便有人侥幸逃脱，还有十倍的人会落入陷阱。而性行为的非正常替代品又会带来极其可怕的风险，总之，在性方面纵容自己，长此以往，难以迷途知返，结果只能是过早死亡或自我毁灭。” 2
阿克顿的著作出版于1857年，彼时正是维多利亚时代中叶，因此他的著作也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道德腔调。不过，早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1837年，甚至在更早之前的1830年
，社会中就已弥漫着性压抑的氛围。确实，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时福音派运动风头正劲
，正好滋养了这种崇尚禁欲的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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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G.M.扬（G.M.Young）在《一个时代的肖像》（Portrait of an Age）中所言：一个在1810年（达尔文出生后一年）出生的英格兰男孩“会发现自己每时每刻都被福音派的清规戒律所管制与鞭策，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受到抑制的不仅仅是性，还包括更普遍的欲望，自我放纵遭遇全面警戒。就像扬在书中所写到的，这个男孩会了解到“世界是邪恶的，一个词，一个动作，一幅画或者一部小说，都可能在他纯洁的内心中埋下堕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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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则直言“生活就是不停地战斗——既要抵御住诱惑，又要征服欲念”，“煞费苦心的自律训练可以为个人形成良好习性打下基础，同时有助于获得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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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尔文小3岁的塞缪尔·斯迈尔斯在《自己拯救自己》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本书的巨大成功可以说明，福音派思想已跨越其源头——卫理公会派的藩篱，传播范围覆盖到了圣公会信徒、一神论派教徒甚至不可知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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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出生于崇奉一神论派的家庭中（达尔文的父亲是一个稳重的自由思想者），达尔文却汲取了那个时代典型的清教徒式戒律观。他担负的良心重担及奉行的严苛行为准则，显然证明了这一点。在放弃宗教信仰很久之后，达尔文曾写道：“我们所能企及的最高道德文化境界是，意识到自己应该控制自己的思想，‘即使在内心最深处，也不再去回想那些过去曾愉悦我们的罪恶’[丁尼生
语]。那些能使我们内心适应恶行的事物，往往可以轻松达成所愿。正如马可·奥勒留
很久之前所说，‘你惯常的思想会成为你心灵的品格，因为灵魂是由思想来染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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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达尔文在青年期甚至整个一生都算不上完全循规蹈矩，但在某些方面他的身上又确实投射了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他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压力。在他生活的世界，有关对错的问题随处可见。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问题”，它们好像都有标准答案——尽管答案有时会让人难以承受。总之，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明显不同，达尔文则为创造那个不同书写了重要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