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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婚姻观是关于达尔文主义能不能正当地进入道德讨论领域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基本的道德价值。例如，我们可以选择是否想要生活在一个平等的社会，却不必仿效自然选择对弱者的苦难漠不关心。我们也不应该在意谋杀、抢劫和强奸在某种意义上是否“自然”，我们要自主决定自己对这些事情有多厌恶，以及我们多想努力与之抗争。
可一旦我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一旦我们有了道德信念，达尔文主义就能帮助我们弄清楚哪些社会体制能最好地与之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文主义的视角可以表明，我们目前实行的婚姻制度——序列一夫一妻制——在很多方面等同于一夫多妻制。因此，这种制度对男性群体内部产生的影响是不平等的，它会不利于弱势群体。达尔文主义也强调了这种不平等的代价——暴力、抢劫和强奸。
从这个角度看，一些陈旧的道德辩题有了全新的诠释方式。例如，支持“家庭价值”的阵营是由政治保守派所占据的，这一趋势如今看显得很奇怪。如果自由主义者真的关心弱者以及犯罪和贫穷的“根源”，那么他们发展出对“家庭价值”的偏爱才合乎逻辑。因为，通过让更多年轻女性接触到低收入男性，除了能降低离婚率，也许还可以防止相当数量的男性陷入犯罪、吸毒以及无家可归的境地。
当然，考虑到一夫多妻制（甚至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有可能为贫穷女性带来更多的物质机遇，我们也能想象持自由主义立场者对一夫一妻制的批判。我们甚至能想象出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反对一夫一妻制的观点。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能预见到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更复杂的女性主义。在达尔文主义的话语体系下，“女人”并不是一个利益一致的群体，世上不存在共同的姐妹情谊。 17
通过这种新的思考模式，目前的婚姻规范还有一种附带后果会得到关注：对儿童的伤害。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写道，“从达尔文主义关于亲子动机的视角出发，也许能得到的最明显预测是：继父母通常不会像亲生父母那样对孩子那么关心”，所以，“由亲生父母以外的人抚养的孩子可能更容易被剥削或处于危险之中。亲代投资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因此那种导致人们不将资源浪费在非亲生后代身上的心理机制，才是自然选择青睐的对象”。 18
对一些达尔文主义者来说，这一预测如此强有力，以至于花时间去验证它只是白白浪费精力。但是戴利和威尔逊还是费心费力地完成了这一工作，而他们的发现甚至让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在1976年的美国，与一个或多个继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其遭受致命虐待的概率比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高出近100倍。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加拿大城市，如果一个2岁或2岁以下的孩子的双亲中有一个是继父母，他被父母谋杀的可能性是与亲生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的70倍。当然，同继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中，被谋杀的其实也只占很小一部分，母亲的离婚和再婚并不会注定导致孩子死亡。但值得关注的是更常见的非致命虐待问题。10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与一个继父母和一个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同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的3到40倍（年龄和研究中使用的问题都会对这一答案产生影响）。 19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许多因不那么引人注目而未被记录的亲子冷漠关系也与继父母有关。毕竟，自然选择“发明”父爱母爱的全部原因是为了给后代带来好处。虽然生物学家称这些好处为“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严格意义上按月发放的供养券。父亲会给自己的孩子各种监护和指导（而且比父亲和孩子意识到的更多），并保护他们免受各种威胁。母亲无法独自完成这些任务，而继父几乎不会承担起太多这方面的责任。按照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一个年幼的继子是提升“适应性”的障碍，是对资源的浪费。
有很多方法可以愚弄自然规律，诱使父母去爱并非自己亲生的孩子。毕竟，人们无法通过心灵感应来感受一个孩子是否携带着自己的基因。相反，人们依赖的是在祖先环境中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线索。如果一个女人日复一日地喂养和怀抱一个婴儿，她可能会渐渐爱上这个孩子，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与她多年同床共枕的男人身上。正是这种情感纽带的存在，导致在抚育者眼中一些收养的孩子也招人喜欢，并且他们愿意为之付出关爱。但理论和日常观察都表明，孩子第一次接触养父母时的年龄越大，他们形成深厚依恋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大多数继子遇到继父时早已过了婴儿期。
我们可以想象，具有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一定会就一夫一妻制社会与一夫多妻制社会之间的优劣进行争论。但有一点似乎争议较少：不管在哪种社会，一旦允许婚姻解体，离婚和单身妈妈的比例就会急速上升，许多孩子不再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将是对最宝贵的进化资源——“爱”——的巨大浪费。无论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孰优孰劣，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序列一夫一妻制，也就是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从某种重要意义来看，是最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