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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婚姻的达尔文主义分析使得我们更难在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它表明，选择不是基于平等与不平等，而是基于男性间的平等与女性间的平等。这非常艰难。
我们可以想象几个支持男性平等（即一夫一妻制）的理由。一是避免激怒各种女性主义者，她们不相信一夫多妻制解放了受压迫的女性。二是，一夫一妻制至少是理论上唯一一种几乎可以为所有人提供配偶的制度。但最重要的理由是，让大量男人没有老婆、孩子，这不仅不公平，而且非常危险。
这种危险的根源是雄性间的性选择。长期以来，男人一直在争夺稀缺的性资源——女人。输掉这场竞赛的代价是如此之高（基因湮灭），以至于自然选择会驱使他们以特别凶猛的方式进行竞争。在所有文化中，男人都会比女人制造出更多的暴力行为，包括谋杀。（事实上，在整个动物世界中，雄性往往都是两性中更好斗的一方，除了像瓣蹼鹬这种雄性亲代投入很高以至于雌性平均繁殖数量大于雄性平均繁殖数量的物种。）即使暴力行为不是针对情敌，也常常会归结为同性竞争。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能会升级，直到一个男人为了保全面子、赢得尊重而杀死另一个男人——在远古环境中，这种尊重可以提升地位，带来性回报。 12
幸运的是，男性的暴力倾向可以被环境因素所抑制。其中一种环境因素就是配偶。我们可以预测，没有女人的男人会以更凶残的方式展开竞争，事实也的确如此。在24岁至35岁这个年龄段，未婚男子谋杀其他男性的概率是已婚男子的3倍。毫无疑问，这个差异多少可以反映出已婚男子和未婚男子原本是哪种人，但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中肯地指出，这个差异的出现更有可能在于“婚姻的安抚作用”。 13
谋杀并不是“未被婚姻安抚”的男人唯一更有可能做的事情。为了获得吸引女性的资源，他们也更有可能带来其他风险，比如抢劫。他们更有可能实施强奸。更广泛地说，高风险的犯罪生活通常会导致吸毒和酗酒，这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他们通过合法手段赚足钱来吸引女性的机会，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4
这种基于男性平均主义的解释可能是对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最佳论证，相对女性间的不平等，男性间的不平等会为社会带来更严重的破坏，因为它会同时伤害到男人和女人。在一个一夫多妻制国家里，大量低收入男性没有配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想生活在那样的地方。
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了。美国不再是制度化的一夫一妻制国家了。它是一个序列一夫一妻制国家，而序列一夫一妻制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夫多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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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尼·卡森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占有过许多年轻女性的“生育期”，其他富有且地位显赫的男性也经常如此。设想一下，某个地方有个男人想要一个家庭和一位美丽的妻子，如果不是因为约翰尼·卡森，他早就如愿以偿了。而且就算这个男人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个女人，她也同样会落入其他男人的虎口。以此类推，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生育女性的稀缺现象会逐渐下渗到各个社会阶层。
虽然这听起来只是抽象的理论，但确实势必会发生。每个女人只有大约25年的生育期。当一些男人占有了超过25年的生育期时，某些地方的某个男人所占有的比例就会减少。除了那些反复迎娶年轻女性的男人外，还有一些年轻男人和一个女人共同生活了5年但最终没有娶她，而是决定重新寻找合适的对象（可能最后在35岁时和一个28岁的女人结婚），这种现象也会产生显著的累积效应。在1960年，40岁以上未婚人群中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但到了1990年，男性比例明显超过了女性比例。 16
如果这些无家可归的酗酒者和强奸犯在1960年以前、女性资源更加平等分配的社会环境下长大，他们可能早就娶到妻子，过上了一种风险更低、破坏性更小的生活。这样的想法并不疯狂。无论如何，即便你不认同上面的推测，也能接受这个观点本身：如果一夫多妻制确实会让社会上不那么幸运的男人利益受损，进而间接影响到其他人，那么仅仅反对一夫多妻制合法化是不够的。（我最后再说一遍，合法化的一夫多妻制绝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威胁。）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一夫多妻制。我们需要探讨的不是一夫一妻制是否能被保留，而是它能否被修复。那些有可能热情地加入这场探讨的人，不仅有心怀不满的光棍，还有大批心怀不满的前妻——尤其是那些前夫不如约翰尼·卡森富有但自己还是被抛弃的不幸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