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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看待事物——我们放弃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视角，接受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即男人在自己负担不太重的情况下，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想要更多能提供性和生育服务的机器，而女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想要为孩子争取更多的资源。如果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得到一夫一妻制会在今天存在的关键原因：虽然一夫多妻制社会经常被描绘成被男性所拥护、被女性所厌恶，但实际上，在这方面任一性别阵营内部都不会真正自然地达成一致。显然，那些宁愿选择“半个”富男人也不愿选择“一整个”穷男人的女人，不会是一夫一妻制的受益对象；而那些被她们抛弃的穷丈夫，则不会是一夫多妻制的受益对象。
这种具有讽刺性的选择结果并不仅局限在收入接近底层的人群。事实上，从纯达尔文主义角度看，在一夫一妻制下，大多数男性可能会过得更好，而大多数女性可能会过得更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值得我们暂停一下，给予简单说明。
设想一个粗俗、无礼、具有冒犯性但有利于进行分析的婚姻市场模型。将1000名男性和1000名女性按照他们对异性的吸引力进行排名。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魅力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至少有一些明确的模式。在其他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女人会更喜欢一个无所事事的失业者，而不喜欢一个充满雄心抱负的成功男士；同样，很少有男人会选择一个过度肥胖、没有吸引力的沉闷女性，而不是一个体型匀称、容貌迷人的聪慧女性。为了更容易理解，我们就简单将所有这些构成吸引力的特质合并成一个维度。
假设这2000人生活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每个女人都要嫁给和她吸引力排名相同的男人。女人想嫁给排名更高的男人，但他们都被比她排名高的竞争对手占有了。男人也想娶排名更高的女人，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无法实现。现在，在这1000对男女已经订立婚约但还没结婚时，我们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并神奇地擦除它在道德上的污名。让我们假定其中一个比一般水平稍微更有吸引力的女人，她有一定的魅力，但不太聪明，总排名是400。这个女人抛弃了她的未婚夫（在男性中排名400，是个卖鞋的推销员），愿意当一个成功律师（在男性中排名40）的第二任妻子。这种情况并非令人难以置信，放弃一个年收入4万美元左右的家庭——其中部分还是自己去必胜客打工赚来的，换来的可能是每年10万美元的收入，自己还不用工作（况且40号男人比400号男人更会跳舞）。 6
实际上，一夫多妻制带来的这一点向上流动，会让大多数女性过得更好，而让大多数男性过得更差。排名低于“400号女人”的600名女性全部向上晋升一级，以填补前一位的空缺，她们仍然有一个属于自己独有的丈夫，而且是一个更好的丈夫。与此同时，599个男人最终娶了一个比之前的未婚妻略微逊色的老婆，而排名最后的男人现在只能打光棍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女人不会步伐一致地向上爬。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人，她考虑到各种无形的吸引力后，决定留在自己原来的男人身边。但现实生活中更可能发生的是一开始就不止一个女性选择向上流动。这就出现了基本结论：相比一夫一妻的情况，在允许一夫多妻的背景下，许多女人都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其中也包括不想和别人共享丈夫的女人。 7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男人则可能吞下一夫多妻制的苦果。
总而言之，虽然制度化的一夫一妻制经常被视为平等主义和女性权益的重大胜利，但它对女性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一夫多妻制有利于在女性群体中更多地分配男性的财富资源。对于活泼漂亮的女性来说，如果她们的丈夫是充满魅力、体格健壮的企业巨头，她们就容易明智地抨击一夫多妻制是对女性基本权利的践踏。但是，对于生活贫困的妻子或者没有丈夫、孩子但有希望享有二者的女性来说，她们完全有理由去质疑一夫一妻制到底保护了谁的权利。在弱势群体中，应该只有男性会支持一夫一妻制，因为这让他们有机会迎娶那些本可以向更高社会地位攀爬的女性。
因此，在男女两性中，没哪一方的全体成员会一致地坐到婚姻制度谈判桌的同一边，进而促成传统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既不会给所有男人带来损失，也不会为所有女人带来福祉，在两个性别的阵营内部都天然存在着利益冲突。更可能的是，婚姻制度是幸运和倒霉男人之间达成的巨大历史妥协。对他们来说，一夫一妻制确实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和解方案：最幸运的男人仍然能得到最理想的女人，但他们必须限制自己，每人只能占有一个。因此，一夫一妻制是男人之间分配异性资源的方式，这种解释与本章开始时阐述的事实具有一致性：通常正是男性完全掌握着政治权力，历史上也正是他们决定着大多数的重大政治交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男人曾经真的坐下来，敲定好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这样的解决方案。更确切地说，一夫多妻制趋向于消失是对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回应——不是男女平等，而是男人之间的平等。也许用“平等主义价值观”这个词来描述有些太客气了。随着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加均等，上层社会男性“囤积”女性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精英统治阶层来说，没有什么比一群性饥渴、没孩子但还掌握一定政治力量的男人更让人焦虑的了。
这种理论目前还只是一种论述， 8 但至少部分现实与之相符。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曾指出，在前工业化社会中，极端的一夫多妻现象常常与极端的政治等级制度相伴而行，并会在最专横的政权下达到顶峰。（祖鲁人的国王可能会占有100多个女人，在他的餐桌前咳嗽、吐痰或打喷嚏都会被判处死刑。）政治地位与性资源分配的关系通常是明确具体的，在印加社会中，从小酋长到首领，四个政治等级允许拥有妻子的数量上限分别是7、8、15、30。 9 我们可以推断出，随着政治权力被更广泛地分割，对女性资源的分配当然也会符合同一趋势，最终结果就是一人一票，一夫一妻。这二者正是当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特征。
无论正确与否，这个关于现代一夫一妻制度起源的理论展示了达尔文主义能给历史学家带来什么启发。当然，达尔文主义并没有把历史解释为进化，自然选择的速度也不足以驱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持续变化。但是，自然选择确实塑造了推动文化和政治变革的心智。而理解它是如何塑造心智的，可能会为探讨历史前进的动力提供新的视角。1985年，著名社会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基督教早期强调丈夫的忠诚及婚姻的永久，此举具有伟大的意义。在回顾了一些解释这种文化革新如何传播的理论后，他得出结论：答案“仍然不清楚”。 10 也许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起码值得一提，即考虑到人类的天性，一夫一妻制是男性政治权利平等的直接体现。基督教在政治和思想上都充当了推进一夫一妻制的工具，所以它通常将无权无势的穷人作为布道对象，或许这并不是巧合。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