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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荡妇二分法将一个连续体一分为二。但在现实生活中，女人不是非“快熟”即“慢热”，她们的性观念从极端谨慎到极端开放均匀分布。所以，像“为什么有些女人属于一种类型，有些女人属于另一种类型”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是，去思考为什么一些女人更接近光谱的一端而不是另一端，也就是说，为什么女人的性倾向会存在差异。而男人又如何呢？为什么有些男人似乎能够坚定不移地支持一夫一妻，而另一些男人却在不同程度上背离这一信念？圣母和荡妇、慈父和无赖之间的差异是由基因决定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源于基因”这种说法是如此含糊，以至于毫无意义。
让我们从“源于基因”这个流行概念开始。是不是从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子相遇的那一刻起，有些女人就注定要成为圣母，而另一些女人则几乎肯定会成为荡妇？同样，有些男人注定成为无赖，而另一些男人则只会成为慈父？
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来说，答案都是：不太可能，但并非不可能。通常情况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备选特质不会在自然选择中都保留下来。因为其中必有一种会更有利于遗传增殖，无论优势多么微小，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总会胜出。 49 这就是为什么你身上几乎所有的基因也存在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大多数居民身上。但自然界还存在一种被称为“频率制约选择”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某一特质的价值会随着它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下降，因此自然选择给它的优势地位设置了上限，从而为替代特质留下了空间。
以蓝鳃太阳鱼为例。 50 正常的雄鱼长大后会筑起一堆巢，等待雌鱼产卵，然后给卵受精并保护它们。这是一位正派社区成员的生活。可是一条雄鱼可能有多达150个巢穴需要照料，这就使他容易陷入不那么负责任的雄鱼——“流浪汉”设计的陷阱。流浪汉会暗中绕着其他雄鱼的巢穴四处走动，偷偷摸摸给卵受精，然后悄悄溜走，把受精卵留给被欺骗的监护者。在生命的某些阶段，流浪汉甚至会模仿雌鱼的颜色和动作来掩饰他们的秘密行动。
你可以看到流浪汉和他们的受害者之间是如何保持平衡的。流浪汉一定在繁衍方面做得相当好，否则他们就不会存在了。但是，随着这种行为成功的次数增加，他们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上升，接下来他们成功的次数又会降低。因为流浪者们的饭票——那些正派的、可利用的雄鱼相对数量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成功欺骗”这种行为为自身施加了惩罚，流浪汉越多，每个流浪汉的后代就越少。
从理论上讲，种群中流浪汉的比例应该会一直增长，直到每个流浪汉的平均后代数量与每个正常雄鱼的平均后代数量相等。当达到这个平衡点时，任何的比例变化——无论是流浪汉的增加或减少——都会改变这两种策略的价值，之后又抵消改变，趋向平衡。这种平衡被称为“进化稳定”状态，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还在20世纪70年代充分阐释了频率制约选择的内涵。 51 据推测，蓝鳃太阳鱼早已达到进化稳定状态，流浪者在种群中大约占五分之一。
人类和蓝鳃太阳鱼在性问题上的欺骗行为是不同的，部分原因在于哺乳动物倾向于体内受精。但理查德·道金斯用一种对人类通用的抽象分析表明，梅纳德·史密斯提出的原理在逻辑原则上也适用于人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背景：无论女人的腼腆或奔放特质，还是男人的忠诚或油滑特质，都不可能垄断进化策略。每种策略的成功率都会根据其他三种策略的流行程度而产生变化，整体比例则会趋向平衡。例如，道金斯根据某些假设条件推断出六分之五的女性属于腼腆型，而八分之五的男性属于忠诚型。 52
现在，如果你已经明白了这个事实，我建议你忘掉一些事情。不要只忘记上面的两个分数，它们显然是由随意建立的人工模型得出的。重要的是要彻底忘掉这样的想法，即每个人都只会与某一种策略牢牢绑定。
正如梅纳德·史密斯和道金斯所指出的，如果你假设这种神奇的比例也存在于个体内部，也就是说，假定每个女性在六分之五的交媾机会中忸怩作态，每个男性在八分之五的交媾机会中忠诚坚定，那么进化也会长期趋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即使这些比例是随机的，就像人们每次相遇时掷骰子来决定该怎么做，结论依然成立。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能（有意或无意地）衡量其所处情境，并可以有依据地在不同情况下灵活选择更有利的策略，那么他的行动会多么有效。
再想象一下另一类灵活性：存在一种发展程序，它可以在个体幼年时评估当地的社会环境，之后在个体成年时引导他采取最容易取得成功的策略。如果把这个程序安装在蓝鳃太阳鱼身上，于是会发生这样事情：一条雄鱼在早年分析了当地环境，计算出可以利用的正派雄鱼的数量，之后决定是否成为一个流浪汉。这种具有可塑性的个体最终会主宰整个种群，彻底埋葬只会僵化执行一种策略的鱼类。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只要有机会，灵活策略通常会战胜僵化策略。事实上，即使在蓝鳃太阳鱼这种大脑皮层并不发达的动物身上，灵活策略似乎也赢得了部分胜利。尽管有些基因会使一条雄蓝鳃太阳鱼倾向于一种策略，另一些基因会使他倾向于另一种策略，但并不绝对如此。雄鱼在“决定”采用哪种策略之前，会先采集本地数据。 53 很明显，当我们将讨论对象从鱼转为人类时，灵活策略的选用范围大大增加了。我们有巨大的大脑，它存在的全部原因就是让我们能灵活适应不同环境。考虑到个体所处环境中的许多事物——包括其他人对个体优良或瑕疵特质的反应——都能改变个体成为圣母或荡妇、慈父或无赖的价值，自然选择不会一反常规地迟钝到不去青睐那些使大脑对这些事物保持敏感的基因。
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在进化过程中，成为某种“类型”——如合作或吝啬——所能产生的价值取决于时间、地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理论上，那些让我们祖先与一种人格类型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基因，会输给那些让人格没那么固化的基因。
这并不只是关乎一致性。一些文献会取类似于“行骗高手的演化”这样的标题。 54 回到圣母和荡妇的问题上，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些女人天生就倾向于遵循“性感儿子”的策略：她们与性吸引力强的男人（英俊、聪明、强壮等）乱交，冒着失去高雄性亲代投资的风险——如果她们更像圣母一点就能获得这些投资，而回报是自己的儿子可能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充满魅力、多子多孙。类似的理论很有趣，但它们都面临着同一个障碍：无论是欺骗还是乱交，不管它是一种多么有效的策略，如果能灵活些效果会更好，比如在出现失败的苗头时就赶紧弃用。 55 人类的大脑就是这种充满灵活性的东西。
强调这种灵活性并不是说所有人生来在心理上完全相同，也不是说所有的性格差异都是环境造成的。显然，如神经质和外向性等人格特质存在重要的遗传差异。这些特质的“可遗传性”大约是40%，也就是说人格特质中大概40%的个体差异（在遗传学家研究过的人群中）可以被基因差异所解释。（相比之下，身高的可遗传性是90%，只有10%的身高差异是由营养或其他环境因素决定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格的基因多样性是如此毋庸置疑地重要。能导致不同性格类型的外向性遗传倾向是不是频率制约选择的产物？（虽然频率制约选择的经典例子往往只涉及两三种不同的策略，但它也可以涉及更多更精细的策略阵列。）或者，不同基因倾向只是一种噪声，是进化过程中偶然产生的副产品，而并非是自然选择“特意”塑造的？ 56 没有人知道。进化心理学家对此猜测不一。但他们达成共识的是，人格差异很大一部分源于我们进化出了“灵活性”和“发展可塑性”。
这种对心理发展的强调并不是像25年前
的社会科学家那样，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归因于不明确的“环境因素”。进化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的（也许是最主要的）目标是澄清这些因素，生成更好的人格发展理论。换句话说，进化心理学不仅能帮助我们看到人性的“旋钮”，还能让我们知道如何调整这些旋钮。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所有文化中的男人都被变换性伴侣所吸引，而且能说明是什么环境让一些男人比其他男人更为之着迷。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所有文化中的女人在性方面都更保守，而且能让我们了解一些女人是如何颠覆这种刻板印象的。
罗伯特·特里弗斯在1972年发表的关于亲代投资的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里弗斯提到了社会科学家已经发现的两种模式：（1）年轻女孩越有魅力，她就越有可能“往上嫁”，即嫁给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人；（2）年轻女孩的性行为越活跃，她往上嫁的可能性就越小。
首先，从达尔文主义角度看，这两种模式都是有道理的。一个有钱、地位高的男性通常有更大范围的高价值妻子可供选择，所以他倾向于选择漂亮又相对圣母的女人。特里弗斯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他问道，“女性是否有可能在青春期根据她们的资本来调整生育策略？” 57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女孩在早期收到了关于自己美貌的社会反馈，她会利用这一点，选择性保守策略，以便获得那些高地位男性的长期投资，后者也正企图寻找漂亮的圣母。至于没那么有魅力的女人，她们通过性保守策略中大奖的概率更低，因此她们变得性关系更混乱，尽量从许多男性身上榨取每一点资源。虽然这种乱交可能会降低她们作为妻子的价值，但在祖先环境中，这并不会扼杀她们找到丈夫的机会。在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里，几乎所有有生育能力的女人都能找到一个丈夫，即使他远不是理想的丈夫，或者她不得不与其他女人共享这个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