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圣母——荡妇二分法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一种反常现象，是西方文化的又一种病态产物。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由于对童贞极端重视和对不正当性行为公然蔑视，他们常被认为是这种病态心理的孕育者或源头。只要达尔文时代的男人以更放松的心态看待性，就像一些性开放的非西方社会的男人那样，可能现在一切都会大不相同吧！
问题在于，那些田园诗般的非西方社会似乎只存在于少数著名学者的脑海里。只是他们被误导了。玛格丽特·米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身为一名杰出的人类学家，她在20世纪初对达尔文主义的政治误用做出回应的方式是，强调人类的可塑性而否认天性的存在。米德最著名的书《萨摩亚人的成年》于1928年问世并引发轩然大波。她似乎发现了一种几乎没有沾染西方弊病的文化：地位等级制度、激烈的竞争以及各种不必要的性焦虑在那里统统不存在。米德写道，在萨摩亚，女孩们会推迟婚姻，“尽可能多地享受随意自由的性关系”。浪漫的爱情“在我们的文明中”总是与“占有、嫉妒和忠诚不渝”的观念密不可分，但在萨摩亚群岛“没有类似的事情”。 41 多么美妙的地方啊！
关于米德的发现对20世纪思想的影响，怎么夸也不为过。此后，所有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都变得岌岌可危，哪怕只是发现有一种文化，那里没有与某类天性相关的表现，人们就可以否认这种天性的存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天性的观点总是不断遇到同一个问题的刁难：“想想萨摩亚？”
1983年，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出版了《玛格丽特·米德和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弗里曼在萨摩亚待了将近6年（米德待了9个月，她刚到萨摩亚时还不会说当地语言），而且他对这里受西方影响之前的传统历史非常熟悉。他的书让米德作为伟大人类学家的声誉陷入了严重争议。他将米德描成一个23岁的幼稚理想主义者，她带着当时流行的文化决定论立场来到萨摩亚，没有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然后，根据自己预设的访谈得到一些数据，过程中又被萨摩亚女孩有意捉弄了。弗里曼对米德的结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年轻人与世无争的心态和平淡简单的幸福统统不存在，而在性方面，男性没有性嫉妒、缺乏占有欲、对圣母——荡妇二分法漠不关心——这些说法也都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经过仔细审视，米德每一点具体的发现都支撑不了她激进的总结论，但这些结论却被她广为宣传且富有影响力。她承认，萨摩亚男性会因征服处女感到一定程度的自豪。她还指出，每个部落都有一个仪式性的圣女——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女孩，通常是酋长的女儿，她被小心地保护着，直到结婚时被人用手捅破处女膜，用流出的血证明她的纯洁。但米德坚持认为这个女孩是个例外，只有她游离于“自由奔放”的社会习俗之外。 42 较低阶层的父母会“沾沾自喜地无视”女儿的性尝试。她勉强承认，“理论上所有阶层的人在婚礼上都会进行贞操测试”，但她说，这个仪式很容易被蒙混过去或被干脆跳过。
弗里曼放大了米德观察中被掩盖的真相，并指出了她完全没注意到的一些事情。他写道，在适婚男性的眼中处女有巨大价值，处于任何社会地位的年轻女孩都会受到她兄弟的监控，如果他们发现她和一个可能对其贞洁有企图的男孩在一起，“就会责骂她，有时还会打她”。至于被怀疑的男孩，他会遭受“极度凶残的攻击”。一些在择偶竞赛中表现不佳的年轻男性，会在夜晚偷偷潜入女孩房间，先强暴她然后再进行威胁，如果她不嫁给自己就对外公布她失贞的丑事（也许私奔是逃避贞操测试最可靠的方法）。一个在结婚当天被发现不是处女的女人会被公开谴责为“荡妇”，在萨摩亚的社会规范中，婚前失身的女人“水性杨花，就像退潮时露出的空壳一样毫无价值”。在“开苞”仪式上人们会唱这样一首歌：“其他人都没进去，其他人都没进去……他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哦，第一个！” 43 这些可都不是性开放文化的特征。
如今看来，米德宣称萨摩亚社会并不存在的那些西方社会病态现象，可能恰恰是被西方文化所抑制了。弗里曼指出，有了传教士，处女测试就不再公开展示，而是在房间中的屏风后面执行
。就像米德自己所写的，“在早些时候”，如果部落的仪式圣女在婚礼上被发现不是处女，“她的女性亲戚们就会扑上去用石头殴打这个使家族蒙羞的女孩，让她毁容甚至丧命”。
44
萨摩亚人的性嫉妒也是如此。米德强调，萨摩亚人的性嫉妒按西方标准看非常温和，事实上，这种温和可能是西方人带来的。米德指出，一个发现妻子通奸的丈夫可能会按照某种惯例做出让步，按她的描述，整个过程不涉及伤害，会在和谐的气氛中结束。冒犯者会带着他的家人坐在受害丈夫的房子外面，恳求用华丽的服饰作为补偿，直到得到宽恕，晚饭后所有人达成和解。当然，米德注意到，如果是在古代，被冒犯的男人可能“提起一根棍子和他的亲戚们一起冲出去，杀死那些坐在外面的人”。 45
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暴力变得没有那么频繁，这当然是人类可塑性的证明。但是，如果想了解这种可塑性的复杂参数，我们必须弄清楚哪一个是核心特质，哪一个是可以改变的影响。米德等一众20世纪中期的文化决定论者，一次又一次地把事情搞反了。
达尔文主义有助于正本清源。新一代的达尔文学派人类学家梳理了旧时代的人种志，进行了新的实地研究，并且发现了过去的人类学家没有强调甚至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许多“人类本性”相继浮现，其中之一就是圣母——荡妇二分法。在包括从萨摩亚到芒艾亚的异域文化中，男性在选择长期伴侣时都会尽量避开那些有性乱交名声的女孩。 46 一项民俗学分析显示，“好女孩/坏女孩”的两极分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从远东到伊斯兰国家，再到欧洲，甚至到原始美洲，莫不如是。 47
与此同时，通过心理学实验，戴维·巴斯证明男性会对短期和长期伴侣进行区分。指示乱交倾向的线索（比如超短裙或者富有挑逗性的身体语言）能让一个女人在选择短期伴侣的男人眼中更有吸引力，但对于选择长期伴侣的男人来说，这些线索则会减少吸引力。而指示缺乏性经验的线索则会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 48
目前看来，强有力的理论逻辑、详尽的人类学资料和具体的心理学证据为圣母——荡妇二分法假设的可靠性建立了保障。各个时代有经验的母亲也提供了证据，她们会警告自己的女儿，如果她们成了男人印象中的“那种女孩”，就不可能再从他们那里得到尊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