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窍

在人类理解这一逻辑的道路上，英国遗传学家A.J.贝特曼（A.J.Bateman）于1948年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贝特曼使用果蝇进行了一个约会游戏。他把五只雄果蝇和五只雌果蝇关进一个房间，让它们“随心所欲”，之后通过检查下一代的特征，找出不同后代属于哪些父母。贝特曼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模式。几乎所有的雌果蝇都有相同数量的后代，不管她们 交配过一只、两只还是三只雄果蝇。雄果蝇的后代数量则不尽相同，且遵循着一个简单的规则：交配的雌性越多，后代就越多。贝特曼看到了其中的关键之处：自然选择鼓励“雄性不加区分、热情主动，雌性精挑细选、矜持被动”。 ¹¹

贝特曼的洞见久久不被重视。差不多30年后，几位进化生物学家才开始关注他的结论：不仅做了全面严谨的阐述，而且进行公开宣传。

严格来说，第一部分的工作来自两位生物学家，他们的经历证明了一些关于达尔文主义的刻板印象有多么荒谬。20世纪70年代，社会生物学的反对者常常控诉这个领域的先驱是隐藏的反动派、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等等。很难想象，有谁会比乔治·威廉斯和罗伯特·特里弗斯更容易遭受这种指责，也很难想象，有谁会比他们为新范式的确立做出了更多贡献。

威廉斯是纽约州立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 ，他曾努力消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余毒，并坚决抵制其中暗含的假设，即自然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崇尚服从与竞争的机制。许多生物学家赞同他的观点，并强调我们不应该从自然选择的标准中推导出道德价值。而威廉斯走得更远。他认为，自然选择是一个“邪恶”的过程，它以巨大的痛苦和死亡为代价，酿成了极致的利己主义。

在新范式刚刚成型时，特里弗斯还是哈佛大学的临时教授，如今他任职于罗格斯大学。相对于威廉斯，特里弗斯对道德哲学问题没有那么强的兴趣。但是他表示自己无法接受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关联的右翼价值观，并自豪地宣扬与黑豹党 已故领袖休伊·牛顿的友谊（他们还合作过一篇人类心理学的文章）。他责骂司法系统的不公，并看透了守旧派的鬼把戏——这些诡计许多人都意识不到。

1966年，威廉斯出版了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对一些当代进化论思想的评论》。这本书逐渐在业内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对于依据新达尔文主义思考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基础性文本。 ¹² 威廉斯的著作驱散了长久以来折磨社会行为研究的困惑，它蕴含的基本主张支撑起了整个关于友谊和性主题研究的宏伟大厦。对于这两座大厦的构建，特里弗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威廉斯扩展并延伸了贝特曼1948年那篇论文的思想逻辑。他依据繁衍活动对个体“牺牲”的要求，提出了雄性和雌性的基因利益对比问题。对于雄性哺乳动物来说，做出牺牲的必要性接近于零。他的“基本任务在交配过后就结束了，而交配涉及的精力和物质消耗微不足道，他将关注点从自己的安全和幸福上移开的时间非常短暂”。在性活动中雄性付出很少而收益很多，因此通过“怀着激情和直接的意志去和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雄性动物可以在自然选择的“流通体制”下获利。另一方面，对于雌性来说，“交配意味着一种奉献，要面对生理和心理层面的长期负担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与风险”。因此，只有在环境看起来合适时，“承担繁衍的重担”才符合她的基因利益。“一种最重要的环境就是有生育能力的雄性”，另外，由于“健康的父亲更可能有健康的后代”，所以“能挑选出最健康的雄性也合乎雌性的利益需求……” ¹³

因此在求偶活动中：“雄性要做一场广告，来展示自己有多么的健康。”“雄性为了自我利益，不管自身条件如何，都要装作自己很健康”，同样，雌性为了自我利益，也要识别出虚假的宣传。因此，自然选择创造了“雄性娴熟的推销技术，以及雌性同样娴熟的抵制和辨别推销的技术”。 ¹⁴ 换句话说，理论上，雄性应该倾向于炫耀。

几年后，特里弗斯借用贝特曼和威廉斯的想法创造了一个成熟的理论，之后进一步阐明了两性心理。特里弗斯开始用“投资”这一概念取代威廉斯提出的“牺牲”。二者看起来区别不大，但有时细微差别也能推动知识上的雪崩效应，而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投资”作为经济学词汇，与已有的分析框架联系了起来。

在一篇1972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中，特里弗斯正式将“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定义为：“父母为了增加某个后代的生存概率（以及保证该后代成功繁衍），以减少自己对其他后代的投资为代价而对其施加的投资。” ¹⁵ 产生卵子或精子、受精、怀孕或孵化、养育后代，这些活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都属于亲代投资。显然，直到分娩前，雌性通常都会施加更高的投资，而在分娩后，这种差距仍会持续——虽然不再那么明显，但这的确是事实。

特里弗斯认为，通过量化出某个物种两性在亲代投资上的不平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很多事情，例如，雄性热切与雌性矜持的水平，性选择的强度，求偶、亲子关系、忠诚和背叛行为中的许多微妙方面。特里弗斯还指出，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来说，亲代投资的两性不平衡并不像许多其他物种那样明显。他准确地察觉到，这一结果会涉及许多心理上的复杂问题（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该主题）。

最后，随着特里弗斯的论文《亲代投资与性选择》（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发表，这朵花终于绽放。这是达尔文理论的一个简单延伸——简单到达尔文在一分钟内就能完全理解，它在1948年被隐约窥视，1966年被清晰表达，如今，1972年，总算被揭开全貌。 ¹⁶ 然而，关于亲代投资理论还有一个工作没完成：公开宣传。E.O.威尔逊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和理查德·道金斯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为特里弗斯的成果俘获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受众，促使大量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以现代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来思考人类性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的成果和洞见得以持续积累。 GurjcaJmnFphlCdrRFSDznyjH1cdelzgeA5WnYVr7ps9vdX5CdRiYKa0VNGL4C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