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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贾雷德·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会不由自主产生一个认识：人类变坏了！于是，“人类是怎么变坏的？”就成了一个值得延伸思考的问题。戴蒙德是我非常喜欢的学者与作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的人生抱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戴蒙德可以说是实现了。戴德蒙属于美国的“英雄一代”，也就是经历二战的这一代人。在这代人的成长时期，美国的国家实力达到了巅峰，更重要的可能是，相比现在，那个时代的美国有一种较好的价值观，所以成就了一批优秀人物。
戴蒙德的家境颇为优越，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钢琴家与教师。他上的是名牌中学，然后就读于哈佛大学，成绩优异，研究生进入英国的剑桥大学读生理学，一路都是顺风顺水。青年时代的戴蒙德很有语言天赋，仅用一个月，他靠听周围人说话，就把欧洲最难学习的芬兰语学会了，以至于他想改变人生目标，成为联合国的同声传译员。其实，这个时候他遭遇了一次学术上的危机，他的动手能力不太好，在实验研究上遇到了难题，改变志向不过是在逃避问题而已。后来在他父亲的劝说下，他还是回到了生理学研究领域。
最终，戴蒙德成为一名优秀的生理学家。不可思议的是，他转入大历史的研究中，纵横捭阖，完成了一系列的优秀著作，除了《第三种黑猩猩》，还有《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剧变》等，这些书都译成了中文，我是这些书的忠实读者。在这一系列的著作中，戴蒙德其实都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他称之为“人类史”。回顾人类的发展历程，我们总是会追问：人类还有未来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忧虑呢？因为人类的发展历程似乎告诉我们，人类在不断变坏！
人类是怎么变坏的？也许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好坏的标准，我们不会像儿童一样，认为狼吃小羊就是坏。植物为了防止被动物吃掉，会产生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万物相生相克，由此形成大自然，这里面无所谓好坏。但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自私傲慢、奢靡无度、残酷好斗、嗜血成性，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将其视作好人。好坏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而道德是与人的自我审视能力联系起来的。审视的标准来自人对历史的了解、对未来的预期。于是，我们可以说，让人类迅速走向灭绝的做法肯定不是好的；让与人类共生的物种都灭绝，同样也算不上好，因为缺乏生态联系的人类也难以保全；让人类的许多群体消失，只留下一个所谓“优秀”的人群，这是同类相残，怎么能够说好呢？确定了好坏的标准，我们再来看人类的发展历程，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在不同社会的神话传说中，似乎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过去，那个时候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还真是如此。大约六七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迁，人类祖先不得不离开久已适应的热带丛林，转而适应稀树草原环境。为了防范这里无所不在的捕猎者，他们发展出群体防卫，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狒狒群体一样。当一个狒狒群体穿越开阔地时，强壮的雄性分布在四周，保卫整个群体的安全。在这样的群体中，好逞能的个体可能会导致群体防线崩溃，个体必须严格遵循规则，以整体利益为重。从民族志材料来看，狩猎-采集社会有许多有趣的社会规范与禁忌，比如猎人不能吃自己打到的猎物，否则以后就打不到猎物了；猎物是见者有份，所有食物平均分配，等等。尽管不是每个社会都采用同样的标准，但是基本原则还是一致的，所以学术界把这种类型的社会称为平均社会或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人人平等，人人劳动，没有剥削与压迫，没有等级与强制，这样的社会在后世人的回忆中成为理想社会的典范。狩猎-采集社会纯粹从自然中获取食物，然而，由于自然界中食物资源分布稀疏且不均，人们需要不断流动觅食，其人口规模严格受制于自然资源的供给，尤其是资源贫乏季节的供给。食物丰足的季节多获取也没有多少意义，人们的消费能力有限，储备能力也有限，同时也缺乏搬运能力，频繁流动的生活不能有太多需要携带的东西。因此，其生产、消费与人口进入一种稳态平衡之中。按照科幻小说《三体》的说法，这样的社会实际上已经被“锁死”了。
然而，禁锢总是要被打破的，在狩猎-采集阶段的后期，准确地说，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突破的苗头，那就是艺术品起源，在现代人的起源地非洲，艺术品的出现可以早到七八万年前。艺术品中的个人装饰品是个体对自身身份的强调——我与别人不一样。这意味着在平均社会里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开启了影响后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组辩证关系：个体与社会——社会发展需要发挥个体的创造性，同时又必须要限制个体对社会整体的破坏。
农业起源最终给旧石器时代画上了句号，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过，在戴蒙德看来，农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重大失误，农业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并重塑了社会。农业的特点是控制动植物的繁育，从而扩大产量。农业极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所能支持人口的密度，是狩猎-采集所能支持的二三十倍。农业起源之后，人口暴增，人口增加之后又需要更多的土地，需要不断开垦山林、排干沼泽、控制河流。谷物种植需要人们时时看护，以避免鸟兽的破坏，还需要灌溉、除草等活动，人类由此不得不定居下来，土地的所有权随之更加清晰；暴增的人口也需要人们定居下来，以避免土地的争夺。
定居的结果是，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只能留在人类居住地附近，水源污染，蚊虫滋生，高密度的人口导致传染病可以流行开来。定居生活与农业出现之后，人类的活动范围减少，食物类型较之狩猎-采集时代更单调。相比于狩猎-采集，农业是更高强度的劳动，劳动的形式也更单调。从考古证据来看，转向农业生活之后，因为跑步更少，人类股骨的骨壁变薄；又由于长年累月弯腰劳作、背负重物以及躬身研磨食物，腰椎病变多；食物单调，淀粉成分高，导致龋齿显著增加……简言之，农业让人类的健康状况恶化了。
除了人类身体健康状况受损之外，更糟糕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有的人成了支配他人的人，他们开始有了高贵的血统。如果有人不服从的话，就会遭到暴力对待。农业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性的活动，控制动植物、控制土地、控制环境，当然，它也需要控制劳动力（人），毕竟劳动力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关键变量。控制了人，也就控制了农业活动所需要的其他一切因素。从这个角度说，农业社会出现支配权是一种必然。
社会等级的产生还与人口规模密切相关，并不是说狩猎-采集社会就完全没有权力、等级、暴力，而是农业起源之后，社会等级显著增强了。现在有研究说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可能更加暴力，因为暴力导致的人口损失可能比20世纪还要高，这种说法的前提是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基数太小。而农业带来高密度的人口使得成规模的暴力成为可能，也就是战争的出现。农业能够产生更多的生产剩余，能够供养职业化的军队，专业化的生产武器的工匠，以及专门的管理阶层。农业就像一个放大器，把一切都放大了二三十倍。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大幅度地恶化。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同样干预自然，尤其是掌握用火技术之后。如澳大利亚的土著频频放火，焚烧土地，他们用火来控制植被，清理垃圾，不过规模都很小。还有研究者注意到，南美丛林的狩猎-采集者每到一地，都会砍伐树木，建立营地，几天或几个星期后他们离开，吃剩下的果核与其他垃圾混在一起，砍伐后留出来的空地接受阳光的照射，有利于果核发芽，最后可能长成果树。如果这样的干预持续几千年，丛林中就会长出许多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植物来。在这个意义上，狩猎-采集者就是“流动的生产者”。但是跟农业群体相比，他们的环境影响能力有限得多。农业社会是要控制环境，彻底地控制。只要一个地方变成田地，天然植被就会完全被取代或破坏。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农业人群不断扩张，从只利用肥沃的土地，到开始利用农业边缘环境的土地，比如土地瘠薄的草原，这类环境的生态极为脆弱，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就可能导致沙化。再比如小型的海岛，其生态容量有限，一旦破坏，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戴蒙德曾经描述过的复活节岛，就是一个经典的悲剧。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紧张，群体之间恶性竞争，修建巨人像，最终耗尽森林，引发连锁反应，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人类变坏了吗？从部分结果上看好像是的，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农业时代，我们又看到人类的进步大大加速，出现了文明，有了文字、金属冶炼、城市。从传统农业社会到近现代工商业社会，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进步，以及类似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人的异化，等等。回顾人类全部的历史，不难看出，自从人类有了文化之后，就像游戏中开了外挂一般，人类的能力有了倍增器，从偶尔成功捕猎，到后来利用弓箭可以轻松捕猎，再到后来彻底控制动物，如今人类甚至掌握了可以瞬间毁灭自己的核武器。文化的进步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能力，不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有了“乘数效应”。因此，对人类而言，当掌握了超强能力之后，需要对自身的能力有高度的节制，就像中国古人所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样人类的福祉才能长久。
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飞速前进，文化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因为文化带来的问题而怀疑文化本身，无疑是因噎废食。当代人类社会科技能力日新月异，人文的发展能够让我们更谦虚谨慎。“人类变坏了”更像是盛世危言，的确，文化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而且风险似乎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听一点如戴蒙德这般的警醒之言，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