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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实事求是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主要源于毛泽东的贡献。而在他有迹可循的著作中，虽然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已在抗日战争时期，但一般公认的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长沙求学期间，就受到湖湘学派学风的浸润和影响，尤其是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重镇，本就以“实事求是”为校训，而“实事求是”在中华文明传统中亦是其来有自。
据考证，“实事求是”这个词语最早见于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班固赞扬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刘德爱好古代文化，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十分认真，总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以后，才从中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可见，“实事求是”最初主要指研究历史文献的考证方法，然后才演变为一种值得推崇的治学态度。以现代观念言之，这种治学态度或许可以说是“科学”的，然而如果细思之不难发觉，“实事”在中华文明传统中具有的深意大大不同于现代实证主义科学所谓的“事实”。
“实事求是”应该渊源于中华文明无比深厚的史官文化。班固曾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故而，“实事”最初应该是关于“王者”之行迹的实录，进而扩展到关于重大政事的记载，其中蕴含着作为“王道”或“为君之道”的“法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明代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上》中明确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此中“未尝离事而言理”是问题关键。经即史，反过来讲，史即经，变易的“实事”中便有不易的“定理”。
商周以来，史官制度不断发展，逐步完备，一直流传，以至于数千年中，史官文化一直占据统治主导地位，甚至被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殷周两代用竹简（竹制片子）写字，史官就是拿竹简记事的人。周朝有记言记事的史官，国君和贵族们的说话做事以及发布典章制度都写下来，子孙世代相传，成为专门的学问。春秋时代，史官的学问逐渐流传到民间，孔子从各方面学习专门知识，再加整理选择的功夫，订定所谓‘六经’，教授弟子们。从此儒家得到‘继往开来’的地位，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儒家发生不可分离的联系。”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无疑与中华民族拥有发达的史官文化、保留完整的历史记录有直接关系。所谓“史官文化”，简单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推广联系上下历史的文化。史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人事，轻鬼神”，并且强调通过推广联系上下历史来获取实践智慧，以起到“资治通鉴”的效用。与此相应，史官文化便极为崇尚秉笔直书、如实写照、不偏不倚的“董狐笔”，只是它所视为神圣的历史真实性，最根本的乃是道德伦理上的“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而非简单的有关事实有无或真假的陈述。
这就是中华文明原初的“实事求是”传统。毛泽东有所承续的湖湘文化精神也正浸淫在这一传统中，岳麓书院崇奉的教育理念尤为突出。南宋与朱熹齐名的大学者张栻，在所撰《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教育之目的非“使子群居佚谈”“为决科利禄计”，亦非“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书院士子为学必“求仁”，须从应物处事的实际生活中“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
。这些思想奠定了岳麓书院的办学方针，传达出湖湘文化崇本务实、经世致用的精神。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曾求学岳麓书院，进一步形塑了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脉络。近代湖湘得风气之先，一大批践行湖湘文化精神和经世致用学风的重要人物，更是使其发扬光大，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很大影响。其中最为光辉卓著者，自然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重新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