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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主义诞生在西欧的土壤，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的“叛逆之子”，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主义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历史前提。因此， 中华文明把现代社会主义融入自身，包含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文明必须积极吸纳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之前提的一切“现代文明”，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东西；另一方面，更关键的，中华文明还要借助现代社会主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超克”而能动地创造一种新型的、更好的现代文明。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文明革新的辩证法。
问题在于，经典作家所论述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实质上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超越，而在缺乏资本主义土壤乃至基因的其他社会，比如中国，究竟应该如何经由“拿来主义”来人为构建一种并非自生自发的未来文明，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却是未知之事。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华文明经由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而获得的新生，不仅是现代社会主义对中华文明的重新形塑，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换言之， 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并非按照现代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进行生硬的单向自我改造的结果，而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自身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对现代社会主义和自身的双重改造，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融合创新。
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绝不是作为一个被动受纳的纯粹客体而存在，它保持着高度的主体性，只不过这种主体性不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设想的那种基于主客二分、流于封闭自我的形而上学“主体”，而是作为一种学习型文明所固有的“日新之谓盛德”（《易经·系辞上》）。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有这种积极能动、刚健有为又虚怀若谷、涵容吐纳的优良品质，它才可能为现代社会主义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开生面”
。
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种实践，乃至作为一种制度，社会主义都有很漫长的历史。但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现代社会主义本身仍是个新东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古老的思想，实质上根植于人类作为“群”的本性，尤其是人类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过上更好的共同体生活这一历史真理，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但在现代之前，人类的社会主义倾向更多的只是出于血缘或地缘，而且人本身就是先天地属于某种血缘或地缘的，所谓的“个人”或“个体”——一种现代发明——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还没有出现。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所需要并不断催生和强化的大工业社会，一种真正基于“业缘”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而且，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个人”也被从传统的血缘或地缘共同体中抛出，日益沦为普遍抽象的原子化个体，被称为“生产者”、“市民”或“公民”。
现代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要在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荒原和利己主义废墟上重新激发人的社会性，实现一种“自由联合”。 当然，一切问题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人的社会性不是一种空洞抽象的内在倾向，而是意味着经济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公共性”，它指向一种基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新型共同体生活。马克思主义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乌托邦）走向科学做出的重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发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一个旧的社会形态在它所得以产生的现实经济社会条件消失之前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样，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它所得以产生的现实经济社会条件出现之前也是不会自动登上历史舞台的。
那么，如何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为物役”的异化牢笼，结束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充满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开启驶向“自由人联合体”未来彼岸的新航程呢？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领导的法国大革命在结束旧世界时引发的革命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异常激烈，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在结束旧世界时引发的革命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要更加激烈。历史的进程，是特定舞台上各种力量较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因此总是充满复杂性与曲折性。马克思主义所探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国家或文明体中展现出迥然不同的面目。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
就像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使其并未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使其各自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样子，俄国、中国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实际使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会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这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际”，就是由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技术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塑而成的特定文明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把文明简化为单一精神因素甚至宗教因素的“文明决定论”（比如汤因比），更不意味着走向某种完全与我们大异其趣的“文明冲突论”（比如亨廷顿）。
基于此，我们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之所以能够开创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 主义的新型现代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最直接地与中华文明这一特定的文明形态有莫大关系。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势必会在中国内部促使生成一种新的现代性，但同时这种现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完全取决于它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文明形态——融合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拥有数千年深厚积淀、具有广大包容性和真正普遍性的独特文明，必然会反过来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发创一种同时具有中华文明特质和普遍历史意义的新型现代社会主义文明。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初步成为这样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将从 “文明特质”“文明自信”“文明战略” 三个方面对其展开论述。这样的工作无疑需要一定的开创气魄，笔者不能确定自己的初步探索是否能引发足够多的共鸣，引起更深入的探讨，但相信这一工作是值得有识之士付出心血和才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