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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些主要的理论创新，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本身也都体现了顺时守中的文明特质和辩证法思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方面坚持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并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我们仍处于欠发达的初级阶段，虽然现在已不能简单地说是落后了，但发展起来以后仍处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前者防右，后者防“左”。落实到中心任务和国家战略上，最根本的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实践中便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的来寻找改革的突破口。但同时，我们仍强调，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者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动力，后者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虽然为了突破“左”的教条的束缚，前者强调得更多，但若没有后者，改革开放就可能走邪路，可能发生颠覆性错误，绝非可有可无。正如为了从当时贫穷落后的状况下摆脱出来，我们更多地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最紧迫的目标，但一直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更根本指向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不断开拓创新的总依据，它在当下与未来之间保持的张力，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时守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为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理论创新。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以经济改革来带动整体改革，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首先就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不断破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公有制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其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所以拘泥教条的传统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承认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正当性，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二者之间建立适度的平衡，一方面承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不可偏废；另一方面又接受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要发挥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容纳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过去4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艰辛探索、基本确立到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急躁、不冒进、不走极端、不搞“休克疗法”，而是走了一条由旧体制下的“双轨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稳健而扎实的渐进之路，同样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时守中。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人民为本，可通向新时代的“以人民为中心”。它针对的是“以物为本”“GDP中心主义”导致的“见物不见人”，纠正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甚至简单地以数字来评判发展成绩的偏颇倾向。须知，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本身，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了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能把活生生的人仅仅看成物化的劳动力，简单视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以人为本，特别是指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我们所追求的发展，最终要依靠的是人民群众，最终要服务的也是人民群众。我们建设并建成的小康社会，是全面的总体的小康社会，是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小康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应该由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全面协调可持续，针对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片面、失调与短视，强调的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为此要统筹兼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整体与自然界相协调，在此基础上，方可实现一代又一代的永续发展。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时守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其重要价值未来还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它实际上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理论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具有全局意义与长远意义的思想指南。就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与问题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所提供的是一种更具根本意义的新型社会理想，对于充满各种新矛盾新问题的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广泛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不仅回应当下，而且指向未来。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其终极意义而言，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最高目标，而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则是指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应追求的社会理想
。另外很关键的是，“和谐”是中华文明传统的核心理念之一，以此来命名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可谓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之交融的鲜明体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向与光辉前景。事实上，“和谐”以及“合作”的理念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在中国内政外交的实践、战略与政策中得到运用。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时守中。
除了这些注重矛盾统一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时守中的文明特质和辩证法思维还体现在：在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非常注重统筹三种基本目标、三种基本力量和三种基本机制。这三种基本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三种基本力量，就是党政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或人民的力量）；这三种基本机制，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并追赶西方发展水平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法宝。发展中国家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很是宏伟远大。然而，实现这种目标却遇到了种种体制机制弊端和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的阻碍。只有不断改革这些体制机制和不断破除这些思想观念，才能顺利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
正确把握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对解决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在我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候，发展就是硬道理，需要利用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力量。这时，动力机制尤为关键。要发展就必须通过改革破旧立新，逐渐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于是，转变政府职能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显得重要了。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相对发展起来以后，我们的社会进入权益表达诉求日益强烈的矛盾多发期，稳定问题会凸显出来。这时，建立和发挥平衡机制，并积极发挥社会参与的力量，就显得相对突出了。
总之，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正确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的作用，并使三种机制达到协调配合，从而能使中国获得快速发展，并为世界做出重要贡献。这里面体现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时守中文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