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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非常鲜明的文明特质，植根于知时达变守中的中华文明道体中。一个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其道体，而道体总是关乎对于宇宙自然的总体思考
。中华文明理解的“自然”，原初就是“日月之行”的变易，因此中华文明之道，体现为一种易道-辩证法。这使中华文明具有与时俱进、通达变化、持守中道的显著特征。表现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不走极端、崇尚和谐，富于节制和平衡的精神。“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系辞上》），可以说是对中华文明之道最为形象的表述。只不过近代以来，在崇尚霸道、强势进取的西方文明面前，中华文明的这种“中庸之道”反被贬为保守僵化、缺少创新，这实在是对中华文明易道精神的误解和歪曲。
作为世界上农业文明时代的佼佼者，中华文明顺时守中的特质正是源于农业对天时的关注和倚重。农业生产，最需要顺应天时，与时偕行，由此而有井然的秩序，以及天人合一式的泯消主客对立的和谐关系。所谓“守中”，是在“顺时”的过程中持守中正之道，也就是保持动态的均衡。如果认为有某个固定的“中”需要去持守，那是不符合“顺时”的精神的。因此，所谓的秩序与和谐是相对的，无论多么和谐的秩序内部都会有矛盾，有变化，秩序本身总是在不断生成和更新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文明特质，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所强化。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它同样是一种基于时间性的变易之道，因此与中华文明的易道-辩证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一分为二的矛盾观点是其最核心的内容，由此而有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与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倾向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有极强的革命性，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革命斗争改造客观现实世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有力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这一有力思想武器，并用于思考和分析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状态的中国社会实情，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主要就是因为没能正确认识矛盾，尤其是没能正确辨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总的来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能够正确认识矛盾、善于利用矛盾、有效解决矛盾的。问题在于， 在从革命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内在的革命性纳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肌体之内，构建一个相对稳定又不固化的社会政治秩序？
这一工作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后才逐渐完成的。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顺时守中的内在特质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的唯物辩证法融合，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而这，也正是“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逐渐形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