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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本质”，很容易让人想起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对“什么是……”的穷根究底。那种想要探求一事物之所以为一事物的基本依据的倾向，就是对这一事物的“本体”或“本质”的叩问。但是，万事万物的本质是否能够脱离万事万物本身而存在？或者说，是否能够脱离万事万物本身的自然存在而别求其本质？从体用不二的中华文明立场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中华文明的思想体系中，老子充满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天问可以通向孔子的“道德论”，而在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中，苏格拉底对世俗生活根基的究诘则通向了柏拉图的“灵魂论”或“理念论”。桌子就是桌子，不能离开具体的桌子而抽象地谈论桌子的概念。那种从桌子的“实体”中硬生生分离出一个桌子的“理念”并将其实体化的做法，将导向一种观念化或概念化的生存。而它，正是一切形而上学的渊薮。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西方文明自柏拉图《理想国》以来的“乌托邦”传统，基本上是对于“理想社会”（往往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建构。即便采用了不那么武断的对话或戏剧的形式，使其因运用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穷根究底的问答）而不同于后世充满自负的理性主义的专断，但这种建构仍然显示出浓厚的观念论色彩，即从一个概念化的“理想社会”出发来反衬现实的不完美，而非从不完美的现实出发来寻求现实的改造和进步。把西方文明的“乌托邦”传统解释为通过喜剧式的反讽来实现对完美主义冲动的消解，实际上仍是出于一种理念人的自我辩护，而且很容易导向一种对待现实世界的犬儒主义自私冷漠态度。归根结底， 对于“理想社会”的探求，不能舍“用”而言“体”，不能沦为一种逻各斯的游戏，不能以讽刺现实始、离弃现实终，而应以融入现实始、改善现实终。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与对一种优良的共同体生活的追求有关，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社会或共同体本位而对“理想社会”或“美好社会”的趋向。比较一下中西两种不同文明传统的古典社会主义，内中差异很明显。柏拉图《理想国》在言辞中建构的“理想社会”固然包括了“共产共妻”，但其更根本的基石，也是更本质的特征，却是基于“高贵谎言”（人生下来便各有金银铜铁不同成分，即天生不平等）的人性／德性等级论。这种看似符合现实情况的论说，实际上只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人性论，即不相信人性改善的可能性。它与后世西方近代的启蒙理性主义相信人性改善的无限可能恰成两个相对的极端。而中华文明的古典社会主义，正如《礼记·礼运》所表述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它仍是基于现实中“差序格局”伦理秩序的人性养成和社会发展，是从现实出发对现实的提升，也就是既不把人性看得那么高，也不把人性看得那么低。这就是一种带有伦理情感、即用见体的实践理性的结果。
近代西方的“乌托邦”传统被贬为“空想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因为它从抽象的理性主义出发来论述社会的改造，这就使其难以摆脱形而上学的圈套，在理想（理性）和现实（非理性）之间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之所以可能，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确立，正是因为它是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真理的大厦，即“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
。所谓的“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既不是来自超验天启的呓语，也不是源于先验理性的神话，而只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经验分析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在“运动”中发现规律，就是即用见体。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不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化。本质化的理论诉求往往源于形而上学的冲动。正如马克思笔下的现代资本主义是一场“运动”一样，现代社会主义同样也是一场“运动”。习近平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
如果说社会主义有什么本质，那它就是“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如果撇开了这种“作为运动的本质”论，那就很可能会导向一种“脱离运动的本质”论，也就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本质”论，那么在理论上就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针对一些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恩格斯晚年就郑重指出过：“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可以说，当且仅当从“运动”来理解“本质”时，谈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才有意义。
紧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运动”？这就离不开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换言之，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基本动力来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还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两对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决不能撇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孤立地谈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运动”。
在这方面，我们是犯过错误、栽过跟头的。与其说我们曾误解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如说我们曲解了“运动”。固然，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是可以而且必然会产生反作用的，尤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反作用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更为强烈。然而，这种反作用必须是基于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生产力水平的现状而发生的，否则不管其初衷如何善好、想法如何高妙，这种反作用实际表现出来的，也不一定是促进和推动，而更可能是阻碍和破坏。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总是受制于当下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正如人不可能拉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一个社会也不可能脱离既有社会生产力的状况而仅仅通过诉诸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盲目超阶段改造来推动社会发展。
因此，中国共产党由于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历过重大曲折和惨痛教训，反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或许可以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究问本就蕴含在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之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本就不能脱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谈“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也就是不能离“用”而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