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即是体”

“体”“用”皆为中国传统用语，与这对范畴相当的是“本”“用”。早在《论语》中，就有关于“礼之本”与“礼之用”的讨论。比如：“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在这里，“本”大概意味着“根本”“基本”“本质”，“用”则指向“运用”“功用”“效用”。只不过，这里并未把“本”“用”相连，而是分别论之。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论及道家宗旨时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史记·太史公自序》）此处“本”“用”并举，使二者关系无比紧密，概言之，“本”是“用”的根据，“用”是“本”的发挥。

《易经·系辞》中已有“体”“用”二词，不过亦未相连。《系辞上》有言：“显诸仁，藏诸用。”《系辞下》有言：“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后世体用观可在此找到最初根源。首先把“体”“用”相连并阐述了“体用不二”思想的，是魏晋时期的王弼。他在《老子注·第三十八章》中说：“虽德盛业大，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在这里，“无”（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据，天地万物是“无”（道）的表现。圣人之盛德大业，一方面要发挥“无”（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必须仰仗“无”（道）作为其基本根据。东晋韩康伯在注《易经》时有类似的论说：“圣人虽体道以为用，未能舍无以为体，故顺通天下，则有经营之迹也。” 这里无意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体用观进行详细思辨，总的来讲，中国传统思想未尝离“用”而言“体”，也未尝舍“体”而言“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说的“本体”（宋明理学使用最多）与西方哲学概念“本体论”（ontology）之“本体”（本原、存在、是），有很大差异。就后者而言，从古希腊哲学开始， 基于本体与现象、先验与经验或存在与存在者之割裂的二元论 就一直占主导地位，到近代西方康德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而在近代西学东渐且不断挤压中国传统思想空间的情况下，也有先贤大哲试图力挽狂澜，通过阐明中国传统思想之特质来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熊十力先生积极阐发的“体用不二”论即为其中卓越代表。

熊十力在《体用论》（1958年）中指出：“体者，宇宙本体之省称。（本体，亦云实体。）用者，则是实体变成功用。（实体是变动不居、生生不竭，即从其变动与生生，而说为实体之功用。）” “功用”与“现象”大致相当，“从其变动不居而言，则名功用；从其变动不居，宛然有相状昭著而言，则名现象” 。但熊十力不喜言“现象”而言“用”，因为“现象”一词较易被理解为固定的物事，“功用”一词则较活泼。“用者，作用或功用之谓。这种作用或功用本身只是一种动势，而不是具有实在性或固定性的东西。” “体”，宇宙本体，亦即“用”的本体，“体”是举其自身全现为分殊的大用，不是超脱于“用”之外而独存的东西。“实体自起变动，而成为大用”，因此，“不可向大用流行之外，别求实体” 。实体即此流行者，故曰体用不二；只能说实体“成为”大用，不可言实体“产生”大用。宇宙万象，即是实体之生生与变动。“用即是体，非用别成一物，与体对待，若亲与子，非一身也。” 体与用既有分而终不二，虽不二而究有分，即现象而见本体，此现象即本体自身所发之大用。

以此“体用不二”论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事求是文明特质，可谓即事明理、即用显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文革”结束后很快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疑与其所处身的这一伟大思想传统有关，而这又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鲜明的体用不二文明特质。就具体理论而言，如果说最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事求是文明特质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那么最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用不二文明特质的当是社会主义本质论。 Fwr5fdNJhLjoGwuKT7niui/CZleG+JhtfecmuwQOF9o1PYJfOt379x9yx6NXWL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