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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章以学科史书写的认识论框架为背景，尝试建构学科制度视角，来细致解构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过程。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制度精英和权威出版物的符号霸权之间的优势强化，促成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立；而主流历史话语，通过学科制度结构中的再生产过程，导致主流历史话语的符号霸权，即非社会的个体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符号霸权；在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背后，隐含着确定的社会遗忘机制。其后果是，丰富多彩的学科研究实践，因此被简化为单一的言说；学科演化中激动人心的冲突、焦虑、断裂甚至是暂时的倒退，都被切割为平滑而柔美的线性进步过程。本章的结论是：通过解构主流历史话语所呈现出的学科史书写的困境和学科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呼唤社会心理学的多元历史书写。期望本章能作为可能的范例，为普通学科史的书写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学科制度精英，学科符号霸权，社会遗忘，辉格史，批判史，《社会心理学手册》，学科制度视角
学科的研究实践，是一种社会行动者目的—导引的社会行动。它在时空中的演化秩序或学科历史，依存于学科内的理智逻辑及学科外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交互影响。对其演化秩序或学科历史的勾画、梳理、编纂和书写，在最为抽象的层面上，是人类理性自我批判性的反思的必然要求；同时它也是特定学科合法性和正当性建构的一个主要源泉。学科历史的编纂或书写过程，作为学科研究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学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汇点上，构造学科的历史意识和学科身份。其主要目的，在于辨明学科研究的概念框架和研究传统的逻辑演进，替学科现状辩护或对之提出质疑，为现实的研究者提供学科认同和社会身份，为潜在的研究者提供学科的英雄谱系和概念谱系。
学科史的书写，它所面对的材料，是近乎无限丰富的社会行动者的活动、活动的媒介和产品。书写者因此必然会面对学科历史编纂学的认识论问题，无论是隐含的还是明显的；对这些认识论问题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左右书写者对学科历史材料的取舍及其解释和说明。这些认识论问题，包含一系列交互缠绕的二元对立：
（1）伟人说—时代精神说：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伟人的天才创造还是时代精神的影响；
（2）内因说—外因说：学科的进展，是其内部理智演化的自然逻辑还是外在的社会需求的激发；
（3）厚古说—厚今说：如何合适地评价特定历史情景中学者的理智贡献，是依据特定的历史脉络，还是今天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倾向；
（4）连续性—断裂：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研究成就和研究传统的连续累积，还是遭遇不停息的断裂过程。
概而言之，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失败和不完备的记录，还是学科理智不断进步的庆典式狂欢，即批判史—庆典史/辉格史（Harris，1997∶22—25；Hilgard et al.，1991∶89—94）。这一系列交汇缠绕的二元对立，作为学科历史意识建构的认识论框架，潜藏在学科历史话语的书写背后。
学科史书写的认识论框架，决定学科史书写的操作策略。这些书写策略，概括起来，包括如下的基本组分：学科界定；学科研究实践的时空框架（time-space framework）；学科研究实践的社会文化脉络和研究者的性别偏好（Lubek & Apfelbaum，2000∶418—420）。
对学科界定的理解，决定学科史书写所涵盖的理智范围。就社会心理学而言，它是一门独立学科、跨学科还是亚学科，决定学科史书写的不同方式和学科史的不同面向。
时空范畴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范畴，而所有的社会行动包括学科的研究实践也都是在具体的时空场景中发生的，因此时空框架也必然是学科史书写的基本维度。就时间维度而言，何时为学科历史叙述的起点和终点，何时为历史叙述的中心，它们决定历史书写对不同时期材料的取舍重心；就空间维度而言，特定学科在全球的研究实践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存在着学科符号霸权在地理上的层级分化。因此，特定空间维度中的材料选择，反映出书写者可能的意识形态倾向。
作为时空框架的深化，学科研究实践还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脉络中发生的社会行动，它必然负荷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的意识形态。学科史的书写，如何在精制的文化相对论的架构下，表征学科研究的社会文化脉络的丰富性，而避免可能的文化偏见或文化中心主义，也是不能忽视的基本问题。
女性在学科史中的缺场，通过女性主义者的努力，已经引发广泛的反省和批评（Wilkinson，1996）。如何公正而恰当地评介和爬梳女性研究者在学科史中的贡献和成就，也是学科史书写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主流学科史的书写，即庆典史学或辉格史学，它蕴含着确定的历史编纂的认识论偏好和书写策略。就其认识论偏好而言，它以厚今式的态度，来言说和建构学科内部的理智演化不断进步的神话；它以学科现状为关注的重心，替学科现状辩护；而学科历史的演变逻辑，对它来说，则是不断的学科理智进步的累积，是学科内部的精英天才活动的完备记载。就其书写策略而言，它只关注强势文化脉络中男性强势精英的活动。辉格史学的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过程，强化了学科内部的不同学派和视角之间、研究者的不同性别之间、研究实践的不同区域和社会文化脉络之间的种种不平等过程。其后果是替学科现状和不平等的社会现状辩护（Prilleltensky & Fox，1997）。
与之对照，批判史学，就其认识论偏好而言，则以学科现状作为批判、怀疑和解构的中心，坚信学科现状也不过是宏大的历史过程中暂时的片段。一方面，学科现状的形塑蕴含着对学科过去的多种少数声音的压制或忽视。另一方面，学科现状为未来可能的完善敞开了无限的空间；批判史学致力于凸显学科演化过程中社会文化脉络的重要作用，主张学科的演化并不绝对是线性的进步和累积过程，而可能遭遇痛苦的断裂甚至是退化。就其书写策略而言，批判史学对于强势文化脉络中男性强势精英的活动保持充分的警惕，而对非主流的弱势群体的声音予以足够的关切（Danziger，1979；Samelson，1979）。
笔者赞许批判史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尝试引入学科制度视角（方文，2001）。学科制度视角，它首先张扬学科制度精神的首要性，亦即对任何既定秩序和现状的批判、反思和怀疑精神的首要性；在此基础上，它致力于解剖学科制度结构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背景下的生产和再生产历程，并以之作为分析视角来观照学科的理智演化及宏大的社会结构和过程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就学科史的书写而言，学科制度视角同时具有解构和建构的潜能。就解构而言，学科制度视角能有效地彰显学科制度精英与符号霸权在学科制度结构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就建构而言，它可能在学科制度的主流符号霸权的阴影中考古和发掘出非主流的少数的声音；而这少数，在莫斯科维奇所雄辩论证的意义上，正是群体创新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Moscovici，1976）。
笔者以学科制度视角为分析工具，来解构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过程，揭示其制度精英和符号霸权的微观权力机制，凸现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遗忘机制，彰显学科史应该蕴含的理智启迪和智慧解放的功能，以求为社会心理学多元历史的书写提供启发和灵感，为普通学科史的书写提供可能的借鉴和参考。
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制度精英奥尔波特和权威出版物《社会心理学手册》密切相关（Danziger，2000）。面对美国社会心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飞速发展，编纂一套权威出版物即手册的需求被提上议事日程。精心拟定的编辑策略和标准，首先被确定下来：就其内容的深度而言，它应有别于普通教科书，可以为专业研究者提供标准的参考和指南，为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培养提供权威的读本；就其内容的广度而言，它有别于专业期刊中过于分散的论文或研究报告，应反映特定时期社会心理学在学科历史认同、理论建构、方法体系、研究主题和未来趋势诸方面的最新进展；而其撰写者，应汇集当代几乎所有的一流学者（Lindzey，1954：xviii）。这种编辑策略和原则，也成为《手册》初版以后其他版本的编辑指南，直至2010年出版的第五版（第二版1968年，第三版1985年，第四版1998年）。
《手册》内容大纲的拟定、撰写者的选择及编辑策略的实施和调整，前后花了6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作为共同主编，奥尔波特和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兼同事林载负责组织和编辑工作（Lubek & Apfelbaum，2000∶409）。而在《手册》正式初版于1954年的时候，奥尔波特辞谢了主编身份而由林载独立主编，但其撰写者还是网罗了当时美国社会心理学学科制度结构中的几乎所有精英人物，其中奥尔波特是最为显赫的代表之一。在编纂过程中，奥尔波特有撰写《手册》中任何一章的能力、权威和自由，但他最后挑选了有关社会心理学历史的主题（Lubek & Apfelbaum，2000∶406）。
奥尔波特的长篇论文《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作为《手册》卷首论文首次发表，这是第1篇有关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演变的最为权威的历史文本；在他于1967年辞世之前，这篇著名论文经过他本人的修改之后又作为卷首论文收入1968年第二版的《手册》中；在1985年经过林载的删减之后，它还是作为卷首论文收入《手册》第三版中（Allport，1954，1968，1985）。主流社会心理学的界定、合法化过程和权威的书面学科史亦即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解释权，通过奥尔波特在三版《手册》中的长篇论文以及它长时期的巨大影响，逐渐获得话语霸权。在学科制度结构中，这是典型的学科制度精英和学科权威出版物之间的优势强化过程，或马太效应过程。
所谓社会心理学，依照奥尔波特，乃是“致力于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他人实际的、想象的和隐含的存在的影响”（Allport，1954∶5，1968∶3，1985∶3）。通过这一被广泛接受的权威界定及其再生产过程，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得以合法化，“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获得其独断的“官方”、正统和主流地位。与之对照，其他定向的社会心理学，则溢出学科历史的视野而丧失话语权。以之为出发点，奥尔波特建构了社会心理学的诞生神话，这就是1897年特里布利特有关社会促进或社会助长的实验研究。从而他主张，实验程序被引入有关人类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研究中，这标志着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正式诞生；而其胞兄大奥尔波特1924年出版的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因此是第一本现代社会心理学教科书（Allport，1924）。多元的研究方法实践，因为诞生神话的确立而丧失与实验程序竞争的正当性。社会心理学方法体系的异质性，在奥尔波特的历史文本中被同质的实验程序所取代。
但作为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杰出学者，奥尔波特在其权威的历史文本中一贯地表现出深切的理论关怀和广博的理智兴趣。他从未放弃理论建构在社会心理学中之于经验研究的首要性，而坚定地主张狭隘的经验研究的无限增长只会败坏理论建构的雄心和胃口。奥尔波特写道：
统一的理论很难到来。像所有的行为科学一样，社会心理学最终要奠基于有关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的元理论之上。而这种高度的理论化，将更多地受惠于过去的思想家马基雅弗利、边沁和孔德，而不是今天的经验主义者。孔德所主张的实证主义的兴起，本质上已导致非理论的定向。其后果是在杂志和教科书中，充塞着狭隘而具体的研究，而少有理论化的建构。（Allport，1968∶69）
在其历史文本中，奥尔波特同样还表现出其广博的时空和文化兴趣。他以人性的社会本质为线索，以观念考古学的方式为工具，精心梳理了西方社会哲学思辨和社会经验论的理智传统，并以之作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前史和不竭的灵感之源。其中，柏拉图的观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对有关人性善恶的思辨，被认为是基本的二元对立的线索，贯穿于西方理智传统中；而不同变式的“简单而主宰的观念”（the simple and sovereign ideas）如自利主义、唯乐主义、同情、模仿和暗示等，则被认为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论拓展的潜力。
如果引入简单的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就会发现，在其1968年最为成熟的历史文本中，奥尔波特所参考的文献的国际性特征是异常明显的。在总共271条参考文献中，约有47%的文献是非美国的，并且15.7%的文献是法文和德文文献。
奥尔波特通过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界定和学科历史的厚今论式的梳理、表述和论证，使得社会心理学认识论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获得正统和权威地位；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体系的异质性，被同质性的实验程序所取代；而学科理智进展的连续性和学科知识再生产得以合法化；学科的诞生神话得以确立。概言之，在奥尔波特的历史文本中，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得以确立：有深切社会关怀的社会心理学被界定为非社会的或个体的社会心理学，多元的方法实践被简化为独断的实验霸权。但同时，奥尔波特为未来社会心理学可能的健康发展也提供了诊断良方，这就是社会心理学理论建构的首要性和对广博的理智传统和文化资源的关注。
《手册》从1954年的初版到2010年的第五版，前后历经半个多世纪，逐渐确立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牢固的符号霸权。由于每个版本精心的编辑策略、最权威的撰写者群体和高质量的论文，《手册》已经成为标定社会心理学领域发展的最为权威的晴雨表、社会心理学领域最为权威的专业参考文库和最为珍贵的学科制度（Fiske et al.，2010：preface xi）。与此同时，它也演变为社会心理学的美国化或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殖民化的主要工具和媒介（Van Strien，1997）。
在1998年出版的《手册》第四版中，奥尔波特的经典论文在“历史视角”的标题下被替换为琼斯和泰勒有关社会心理学历史的两篇论文；或者说，奥尔波特的主流历史话语在主流的学科制度结构中在经历着连续性的演化。其中，琼斯的论文首次出现在1985年第三版《手册》中；在琼斯于1993年去世后，该论文经过细微删减、更改题目后重新收入1998年《手册》第四版中。其结果是，奥尔波特的主流历史话语被进一步强化，而其潜在的优点则被完全忽视（Jones，1985，1998；Taylor，1998）。
琼斯对学科史的书写，以奥尔波特的经典界定为出发点，社会心理学被明确标明为心理学的一门亚学科，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则被理解为基本上是战后北美的现象（Jones，1998∶3—5）。奥尔波特所传递的广博的理智兴趣，被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所取代；而奥尔波特所呼唤的理论建构的雄心，则被淹没在数量不断增长的具体经验研究的浪潮中，退化为对过于雕琢的方法论的精制化和实验化的追求。
而在泰勒关于伪历史的论文中，文章的论题“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存在”（the social being of social psychology），应该可能为宏大的理论建构提供广泛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但由于论者的理智偏好、功力和学术视野的局限，论文只是罗列一系列的经典实验、研究主题和中层理论模型，而其时空框架和文化—地理视野则被限定在美国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战后的发展。
琼斯和泰勒的历史意识和理智视野的狭隘性和迟钝性，典型地体现在他们对社会心理学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即“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的处理上。所谓“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乃是起始于1960年代后期直至1980年代初的社会心理学内部的理论论争，它以林格的论文作为先兆（Ring，1967）。“危机话语”，主要涉及主流社会心理学在理论建构、方法程序和社会关怀诸方面所遭遇的严重缺陷。它以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验霸权和社会心理学的世界图景中的美国霸权作为解构的焦点，是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进程中一次全面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在解构过程中，一些有价值和潜力的建构方案被构造出来，并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重塑了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形态和世界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图景（方文，1997）。面对如此基本的理论论争，琼斯在其历史文本中只在论文结尾处花了不到半页篇幅来讨论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对琼斯来说不过是社会心理学历史中点滴不祥的浪花，它对社会心理学的理智惯性并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Jones，1985∶100；1998∶49）。与琼斯类似，泰勒只花了几行的篇幅来讨论社会心理学中所谓“自我—标识的危机”（self-labelled crisis），而这种危机，随着社会认知研究在1980年代初的兴起，很快烟消云散（Taylor，1998∶72）。
琼斯和泰勒理智视野的狭隘性，也典型地体现在他们所引用的文献中（Lubek & Apfelbaum，2000∶411，note 16）。在第四版《手册》中，琼斯的文献有309条（1985年的文本有305条），而泰勒的文献有261条，共570条（它们之间有部分交叉）。就文献的空间和文化—地理特征而言，在总共570条文献中，唯一的外文文献是德文文献，它也仅有3条，只占约0.5%的比例；美国以外的英文文献，约占10.7%。就其时间特征而言，1900年代之前的，约占1.4%；1940年代之前的，约占9.1%；而1960年代以后的，则占67%。这种厚今论和文化视野狭隘性的特征，在泰勒所引用的文献中更为明显。在总共261条文献中，1960年代以来的文献约占78.2%，1980年代以来的文献约占49.9%。其中，美国之外的文献只有欧洲的。而欧洲学者的文献也总共只有4条：英国学者泰弗尔的两条，法国学者勒庞的著名著作英文本和德国学者的一篇英文论文。
概言之，奥尔波特对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在其“官方”的后继者手上正经历退化式的演化。对奥尔波特而言，整体的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主义的社会心理学不断理智进步的庆典史和狂欢史；但它同时对有关人和社会的本质的宏大的理论建构，敞开了无限的可能性；而狭隘的经验研究，只会严重地败坏理论建构的胃口。但在奥尔波特的官方后继者那里，整体的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正退化为以实验为手段和目的的狭隘的经验研究数量不断增长的累积史和美国史；在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脉络中，丰富多彩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实践被剪裁为单一的美国白人男性主宰的历史话语；而理论建构的雄心，让位于对方法精制化和实验程序的拜物教式的追求。或者说，通过奥尔波特的历史书写，整体的社会心理学完成了从“社会关切的”社会心理学向“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的退化；而通过奥尔波特的官方后继者的历史书写，整体的社会心理学在奥尔波特的历史话语的基础上，完成了从“理论关怀的社会心理学”向“经验拜物教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退化（Samelson，2000）。
奥尔波特及其官方继承者在《手册》五个版本中的论文，成为形塑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话语的最为标准、正统、权威和主流的历史文本。奥尔波特及其官方继承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通过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培养实践，在不断地增殖和再生产。
在为本科生所撰写的教科书中，奥尔波特及其继承者的历史话语以粗略和教条化的方式在课堂上传播和重复。其结果是，个体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社会心理学作为刻板印象和先见（preconception）在被不断地灌输，而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创立之父和诞生神话则以课堂为舞台在不断地上演。而在学科的潜在研究者即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过程中，导师、《手册》和学生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成为社会心理学知识连续性建构的重要基础（Lubek，1993）。在导师的研究和培养过程中，《手册》是最权威的指南和专业参考书；而对学生来说，《手册》是学位资格考试和学位论文选题的主要依据。因此，在学科制度结构中，通过对奥尔波特及其继承者的正统历史话语的表述、传承和再生产，主流的、“非社会的”和实验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认同和历史话语得以制度化和合法化并确立其主宰的霸权地位。
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再生产及其话语霸权的确立，其背后隐含着确定的社会遗忘机制或策略。第一类普遍的社会遗忘机制或策略，是对非主流研究的漠视化过程。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脉络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存在着丰富多彩的理论定向和视角、多元的方法偏好和变异的研究主题，它们可粗略地纳入主流和非主流的范畴。而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过程，首先隐含着对非主流研究的忽视或漠视。这种漠视化过程至少涉及两个层面：对主流文化背景中的非主流研究的忽视或漠视，和对非主流文化背景中几乎所有研究的忽视或漠视。具体来说，这种漠视化过程，首先涉及主流社会文化背景中社会学定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定向的非实验主义的研究、以社会问题为中心主题的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等。与之类似，它还涉及非主流社会文化背景中所有定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如欧洲社会心理学研究、大洋洲社会心理学研究和亚洲社会心理学研究等。其结果是，非主流的社会心理学大多淹没在主流学科史的尘埃中，丧失历史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通过忽视或漠视的社会遗忘机制，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形态和世界图景的刻板印象、偏见甚至是歧视，在学科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被不断地传承和扩散，这就是美国个体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理论定向和方法偏好的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心理学，是亚科学的甚至是非科学的。
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过程所隐含的社会遗忘机制，不仅仅涉及非主流的研究，就是主流历史话语所专注的主流精英人物及其英雄事迹，也被剪裁、歪曲和简化。这是第二类普遍的社会遗忘机制或策略，大奥尔波特和费斯廷格是两个突出典型。
大奥尔波特，在主流历史话语中被推崇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实验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在其1924年的经典教科书中，大奥尔波特明确地主张人类的群体生活或群体行为只能奠基于对个体社会行动者的实验研究之上，而社会学者所主张的社会实在不过是“群体谬误”（group fallacy）。但在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中，大奥尔波特的个体主义，实质上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意识形态的使命。而这些因素，都消失在辉格史的书写中。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对大奥尔波特而言，意味着与实验方法的亲和性；而实验方法，则被认为是有关社会行动研究的社会心理学，想变得与自然科学一样坚硬厚实的可能的唯一方法。在此之外，作为自由主义学者，大奥尔波特的个体主义还蕴含着道德个体主义（moral individualism）和政治个体主义（political individualism）。（Danziger，1992）
如果仅仅涉及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大奥尔波特在1920年代后期，还是经历基本的理智转型，但这些都消失在主流史的书写中。在其自传中，大奥尔波特详细地反思自身的理智转变：从纯粹的个体决定论向社会现实决定论的转变，其主要标志是1933年出版的《制度行为》（ Institutional Behaviour ）（Allport，1974）。
而费斯廷格在主流历史话语中的遭遇，更有代表性。在主流历史话语中，费斯廷格被认为是战后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教父。费斯廷格通过他的社会比较论和认知失调论，重塑了战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形态、学科荣誉和学科尊严（Zajonc，1990）。在长篇论文《社会比较论》中，费斯廷格以假设—演绎的方式，构造了逻辑严谨的概念框架，用以解释个体的态度、行为和自我在社会情景中的建构过程（Festinger，1954）。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论，则是社会科学中最为精美的理论模型。它从个体认知元素之间的冲突入手，以解释和说明个体在社会情景中的社会行动的理性化过程（Festinger，1957）。它的广泛的解释潜力，涉及态度及其改变、行为决策后效、人类动机和行为理性化。对认知失调论有关假设的经验证实，主宰了社会心理学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20年间的研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之后，认知失调论从1990年代开始又激发新的研究热情（Aronson，1997；Joule et al.，1998）。
但费斯廷格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获得经典地位之后，他1968年离开社会心理学，从斯坦福大学来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主持有关运动视觉的项目。通过一系列设计精美的实验，费斯廷格发现神经系统信息的贫困化与眼睛的运动有关。但在1979年，费斯廷格关闭了实验室，完全抛弃了他已为之做出杰出贡献的心理学。费斯廷格发现，就终生困扰他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早期人类的本质及其演变而言，心理学和实验是无关痛痒的；也许只有在有关人类起源的古人类考古学（paleoarcheology）的基础上，人类行为的本质才可能有确切的解释。他花了几年的时间，考察了主要的古人类遗址，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人类的遗产》（Festinger，1983）。在这本著作中，费斯廷格主张，约在公元前25000年—公元前20000年之间，人类经历了从使用工具向建构技术的转型，而宗教则是被用于控制自然的一种技术。在1989年辞世之前，费斯廷格正在撰写有关新石器时代技术和宗教的著作（Farr，1990）。而所有这些，通过精心剪裁或简单化过程，都被遗忘在主流历史话语的文本中。
历史是灰色的，而历史活动和事件之树长青。正如不能精确地度量海岸线，我们也无法准确地书写历史。任何历史话语的文本化，都是理智缺憾的开始。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历史文本，它能准确地表征历史实在。我们坚决反对历史实在就是历史话语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主张，我们也不怀抱可能存在准确的历史文本的天真烂漫的幻想。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使建构任何单一独断的历史文本和解释的企图都成为泡影；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呼唤多元的历史书写和历史建构。
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导航图，帮助我们穿行于社会心理学的丛林和迷宫中。但它绝对不是精确的导航图，也不应该是唯一的导航图。我们已经发现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在其建构和再生产过程中预先设定了确定的理智先见，蕴含着一系列的符号权力的运作和社会遗忘机制。其结果是，在社会心理学学科演进过程中，所谓异端的观念、受压制的思想、寂静的过渡，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溢出学科历史的视野而丧失历史话语权；充满激动人心的冲突、焦虑、断裂和错误的学科动态史，被简化和切割为平滑、柔美和累积的学科制度中的符号霸权史。
对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的解构，其目的并不是否定主流历史话语的重要意义。在其建构和再生产过程中，同样蕴含着高度的人类智慧活动，其同样是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宝库中值得珍视的一部分。我们的解构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种解构过程所彰显的可能的缺陷甚至是错误，也同样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而我们并没有被赋予历史实在唯一正确的解释权。这种解构，一方面是为了提醒历史书写的复杂性、困难和可能的挑战，另一方面是为了呼吁科学共同体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无形学院对主流历史话语独断的符号霸权保持充分的警觉。以之为出发点，多元的历史建构才可能敞开无限的空间，隐含的历史实在才可能被无限地逼近。而这同样是没有终结的智慧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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