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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学科发展史，是涵括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本章以社会心理学为例，尝试构造学科发展的学科制度视角。本章细致界定了学科制度（disciplinary institution）的基本含义，即学科制度精神（the ethos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和学科制度结构（the infrastructure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所谓学科制度精神，是规范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而学科制度结构，则是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它包括四个相互关联的组分：职业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流通和评价体系，以及稳定的基金资助体系。
以之为出发点，本章尝试从学科制度视角来评价和解释困扰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难题。跨学科社会心理学的兴衰，其主要原因是暂时的学科制度创新受到既定正统的学科制度的挤压而丧失其合法性；作为统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学科诉求的失败，源于其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分裂和学科制度分裂之间的交互强化；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则源于学科制度精英在学科制度中同时也是在学科理智发展中的符号霸权化过程；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壮大，则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诉求和学科制度建设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本章结论是，学科制度视角，在学科理智视角之外为学科进展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策略和工具，并且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the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of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提供可能的启迪。
关键词： 学科制度，跨学科社会心理学，三种社会心理学，欧洲社会心理学，历史话语
在北大、牛津或敦煌石窟，在昨日、现时或明天，作为学者，虽然其肉身受限于具体场景而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但其精神脉动则是同质的。这似乎是学者命中注定的。他们宿命般地隶属于一种跨越时空的理智共同体（intellectual community）。每个个体的血脉点滴地融于其中，从不间断永不停息。在这种共同体中，有许多同质的地方，比如：
●同质的追问：人的存在、困境及其救赎之道；
●同样的求索动力：单纯的好奇心和完善人类物种生存境况的实际功用诉求；
●同样的元方法律令：超越理智—情感二元对立的永不停息的批判、反思和怀疑品格；
●同质的评价准绳：简单的完美；
●同样的英雄谱系：柏拉图、孔子、康德等；
●同质的原型：孔子学堂和柏拉图学园；
●同样的深层语法/论说方式，尽管各有各的方言。
这种理智共同体，它并不是虚构的共同体，而是像所谓虚拟的网络时空。它的气息和生命，作为人类智慧活动所蕴含的人文理念或人文精神，在每个学者身上流淌；而它的质地，像胚胎发育一样，在缓慢地流变、分化和完善。伴随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它因此在19世纪初获得崭新的存在形式即现代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尽管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着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或符号资源的霸权或分层，但概而言之，它是种种具有独特尊严和合法性的独立学科的集合体。而特定学科的独特尊严和合法性的建构，有赖于特定学科的理智进展和学科制度的完善。但至今为止，学科理智进展的视角受到广泛的重视；与之对照，学科制度的视角则受到致命的忽视。本章尝试以社会心理学作为个案，构造一种学科制度的分析视角，以之来观照社会心理学的演化历程，并由此对困扰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的一些基本论争进行评价和解释。
学科制度，是规范特定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前者可称之为学科制度精神（the ethos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后者可称之为学科制度结构（the infrastructure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勾画或梳理学科制度精神，我们必须深入探究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整部人类智慧活动史所蕴含的人文理念或人文精神；第二，界定科学阶层或学者阶层独具的精神气质，或者规范科学活动过程即研究过程与评价过程的普遍原则；第三，与之对应的可以测度的操作细则（方文，2014∶24—34）。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造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洞穴比喻。洞穴中的“囚徒”心满意足地生活在黑暗之中，把墙上的阴影当成真实的实在。而哲学王，唯一见过太阳的智者，则处在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道出真相，引导众人走出洞穴；同时又有被众人视为疯子的危险。通过对柏拉图的现代阐释，可以剥离出哲学王（或学者）两种命定的品质：天生的使命感——运用智慧追寻现象背后的真谛，以造福于人类；天生对现状和既定秩序的理性批判和怀疑精神，以及对更为理想的境况不懈追求的信念。前者使他获得尊严，而后者则使他往往处于殉道者的地位。
整部人类智慧活动史为柏拉图的深刻洞悉提供了令人沮丧的注脚。学者阶层成为人类历史上受难深重的阶层。当人类把荣耀和溢美之词虚伪地抛给前世受难的天才时，往往又毫不留情地对现世的天才进行打击和折磨，同时又毫不吝啬地将一些沽名钓誉的伪天才或伪学者尊为偶像。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长时段历史的公正。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使人类脱离自己强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启蒙运动（康德，1990∶23—32），使人类构建更为公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作为理智共同体中的业余爱好者的学者阶层，在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过程中被作为职业研究者的学者阶层所扬弃和超越。虽然其所蕴含的导师及殉道者的角色在不断地弱化，但它所特有的使命感和批判意识，仍作为不竭的人文脉动，注入现代形式的大学理想之中。
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商业化的巨大压力下，大学（及其相关机构）是保障纯粹理性存在合理性的神殿。大学能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它明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极高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我从未想过大学是为周围服务的一个部门；正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为大学服务的。……如果没有大学，所有理性生活的美好结果都会跌回原始泥泞中，永远不能脱身”（布鲁姆，1994∶265）。大学因此必须站出来捍卫孤立无援的纯粹理性，恪守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它应该也有能力保存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行为和伟大的人物以对抗流俗，并使不竭的批判怀疑精神得以滋养。
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贯注于制度化的科学活动中，构成职业的科学阶层独具的精神气质（the ethos of sciences），或者规范科学活动的普遍原则。依据默顿的经典阐释，四种制度化的道德律令即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共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组织化的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构成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Merton，1990）。
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活动的普遍原则，可以理解为普遍的道德律令。以之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推演出具体的操作细则（方文，2014∶24—34）。普遍原则是文化免疫的（culture-free），具有全球性的特征；而操作细则是文化负荷的（culture-laden），它依文化变式的不同可能有所变异，具有本土性的品格。
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和普遍原则指导下的操作细则，它们作为层次不同的有机组分，融入确定的学科制度精神之中。特定学科的理智进展，有赖于学科制度精神作为学者道德自律准则的内化，以及对科学研究中的学术不端行为（academic misconducts）的社会监控和惩戒。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学科合法性的建构在学科理智进展之外还依赖于学科制度结构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学科制度结构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基本范畴：职业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评价体系；稳定的基金资助体系。
研究者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特定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指标。通过他们诚实有效的创造性劳动，特定学科在经验材料和理论建构方面逐渐积累丰富的材料，一种新奇的学科认同和职业身份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同时在学者心智中呈现出来。他们开始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者。
职业化的研究者，必须栖身于确定的研究机构如大学系科或其他研究机构中，才能开展其研究活动。研究机构为研究者提供一种基本的社会身份或社会标识线索。不同研究机构中具有同样社会标识线索的研究者，建构独特的学术交流网络如学会。这种网络，小至区域性，大至全球性，成为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Crane，1972）。
在学科共同体内部，通过特定的区分机制，研究者之间也呈现出学术声望和符号权力分层。有的学者因此演化为学科制度精英（the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al elites），对学科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在学科制度精神的社会化过程中，学者承受道德两难困境，即学科制度精神、社会责任和个体意识形态偏好之间的潜在冲突。
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智慧苦行，它需要一代代的学者寂寞而辛苦地劳作和不竭地传承。规范的培养计划，即规范的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和继续教育计划，一方面履行特定学科的社区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则为学科的发展训练和培养源源不竭的后备人才和新鲜血液。科学之门，就其真谛，应该能够向一切有抱负的天才开放，而不论个体的社会、心理或生理特性。在独特的校园文化场景中，借助导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痛苦而刺激的互动过程，精神活动得以激发和积累，智慧传统得以分享而流布，相互竞争而合作的学派得以生成。
导源于相互竞争和对创造性成就的公正评价，学者和其栖息的研究机构又呈现出确定的声望等级和功能分化。规范的培训计划，因此又成为衡量学者及其机构的声望和成就的一个基本指标。只有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和机构才会被赋予培养博士后和博士的资格。学术创造性的竞争，因而也是学者和天才学子在不同机构/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天才学子作为重要的符号资本，成为争夺的对象。
学者/机构之间的竞争，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scientific priority）的竞争，文本载体是其唯一的评判依据。优先权并不认可个体大脑中的抽象思想，它只关注能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评价和分享的文本载体。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和与之相关的命名权（the eponymous law）即科学发现的财产权，导致对科学研究独创性制度的认可以及在学术积累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权威出版物的重要意义因此凸现出来，它包括学术期刊、开放学刊、学术会议论文集、专著、教科书及其衍生物。
依据通用的学术同行匿名审稿制度，学术期刊中的科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刊载着最新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在科学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依据引文指数和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的指标，科学期刊被置于金字塔一样的学术声望等级结构中。因此，在国际或国内范围内，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旗舰期刊”（flagship journals）。它反映特定学科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着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旗舰期刊和一流学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优化的态势。一流学者，借助旗舰期刊积累其符号资本，扩大其学术影响，巩固其学术霸权；而旗舰期刊，则因吸引和发表更多一流学者的优秀成果而维护和提升自身的符号霸主地位。此外，学术会议和研究专著，也反映学科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进展。
特定学科内部在研究基础上获得广泛共识的概念框架、方法体系和经典研究案例，作为学科内核构成学科教科书的主体内容。教科书因此作为学科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学科知识传承、学生学术社会化和学科认同形塑的主要媒介。特定学科的潜在研究者，首先是通过教科书而获得有关学科的直观感受和基础知识。并且，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实质上负载特定学科的理智演化的重要信息。
在学科的演化中，少数文本因为其独具的原创性而逐渐经典化（canonization），而其作者也因此获得学科史中的英雄地位。或者说，在学科制度结构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学科的经典谱系和英雄谱系。
学术研究，至少在初期是一项费钱的事业。稳定的基金资助，是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但不同的基金主体有其特定的研究兴趣和意识形态偏好，可能会干扰研究的正当过程。1960年代初的卡米拉项目（Camelot Project）的丑闻，已经引发学者广泛的反思和警觉。在国际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军方资助一系列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其目的在于预测和控制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卡米拉项目是其最重要的一环（Horowitz，1966）。而在1930年代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中，美国基金会通过其基金资助，对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过程产生具有意识形态偏好的影响（江勇振，1991）。因此，如何广泛地动员社会资源以资助学术研究，同时又保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建构基金资助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则需要科学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完善的相互沟通；同时，基金资助过程，也是基金主体、研究者和其他研究者三方互动博弈的过程。
在学科制度结构的建构过程中，研究者、学生、出版物和研究基金之间构成密切关联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网络，同时它也是学术符号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网络。其中，研究者处于核心地位。通过自身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有些研究者在学科制度结构中演化为学科制度精英，对学科的现状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学科制度精英在对作为重要的符号资本的天才学子的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学术的师承谱系，类似于谱牒谱系，具有学术资源的继承和传递功能（Lubek et al.，1995）。其次，学科制度精英和旗舰期刊之间生发出相互依赖的学术利益联结，从而构建学科制度中的符号霸权联盟。而这种符号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通过对重要的学术资源即学术基金资助的竞争，被进一步强化。
学科制度精神，较之学科制度结构更容易传递、移植和建立。学科制度精神，是跨学科共享的和内在强制性的；而学科制度结构，可能因学科本质的差异而呈现出特异性。在学科制度中，其研究者作为社会行动者，具有多重认同或角色结构，尽管学者认同是其基本的和突出的认同特质。因此，学科制度必然和其他的社会制度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其后果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毫无例外地侵入科学研究中，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预设经受着严重挑战。
卡特莱特论证道，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史中，如要列出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希特勒（Cartwright，1979）。希特勒的上台以及他所导致的国际社会动乱，对美国社会心理学有两大直接影响。第一，纳粹的“排犹”政策，导致大批天才学者的跨国转移。因为勒温、海德尔等杰出学者的加盟，美国社会心理学中行为主义的霸主地位开始瓦解，一种认知主义的研究框架和路径开始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由此形塑了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形态。第二，战争环境，为社会心理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实验室和研究场景；社会心理学者开始获得“社会工程师”的社会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社会心理学曾经历短暂的跨学科研究的繁荣时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一大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学科学者一起被政府招募，受军方资助投入到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研究项目涉及人员管理（human management）和征兵（soldier recruitment），敌方和己方士兵的士气（morale）和调控，宣传战和心理战（psycho war），德国和日本的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战略轰炸对敌方的影响等（Herman，1996）。不同理智渊源、方法偏好和制度分割的社会心理学者，从而有机会和其他学科学者如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及政治学者一起，在问题—中心的跨学科项目研究中，发挥独特的才智。重要的理论模型、经验资料和研究技术得以构筑出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斯托弗的美国士兵研究（Stouffer et al.，1949—1950）、霍夫兰的劝说和沟通研究（Hovland et al.，1949）以及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研究（Adorno et al.，1950）。
在战争时期，超越既定的学科制度堡垒，暂时性的学科制度创新成为现实。社会心理学者，有机会在跨学科的项目研究中发挥独特智慧，并取得卓越成就（Sewell，1989）。由此在战后，一系列社会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培养项目在挑战既定的学科制度分割的背景下纷纷建立起来。1946年，哈佛大学组建新的研究机构社会关系系，它包括四个基本方向：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以帕森斯为首任系主任，社会关系系容纳了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如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人格心理学家默里（H. A. Murray）、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 K. M. Kluckhohn）。而荷曼斯当时只是低级教员，但他在1974年成为社会关系系解体后重建的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Homans，1984）。密歇根大学，在1946年则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组建了心理学—社会学的联合博士项目。但由于心理学家在其中占据主宰地位，该项目在1967年也被迫解体（Newcomb，1973）。而哥伦比亚大学，在1961年成立了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系。但少数教员在新系成立后不久又尽力靠近心理学系，8年后社会心理学系最终解体（Jones，1998）。
社会心理学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和研究机构的最终衰微，主要不是因为理智关怀或社会关怀的差异，而是源于既定学科制度的路径依赖或惯性。在跨学科的机构中，研究者无法轻易地重建自身的学科认同和身份认同。面对主流学科制度的霸权，他们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因为容易被界定为学术越轨者，跨学科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往往无法在分界森严的权威出版物上发表；他们也较难获得经费资助。而其学生，尽管具有较宽广的知识和技能训练，但因为既定的学科制度在整个社会制度中的巨大影响和刻板印象，他们在人力资源市场上还是处于劣势。暂时的学科制度创新，不敌既定的学科制度惯性，而丧失其合法性。
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快速发展之后，社会心理学从1960年代末开始，饱受“危机话语”的折磨。所谓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心理学内外交困所导致的学科信心危机。就社会因素而言，社会心理学无法应对在冷战背景下所激发的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如越战、学生运动和种族冲突；就学科理智因素而言，实验的方法霸权和实验方法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或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缺乏，导致社会心理学者对整个学科理智进展的怀疑和批评（方文，1995，1997）。社会心理学到底是一门统一的学科、亚学科还是交叉学科？如何消解或调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之间的敌意和冲突？
豪斯在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声称，社会心理学已经分裂成三种相互孤立和漠视的社会心理学领域，每种社会心理学各有其理智诉求、历史意识和学科制度基础（House，1977）。第一种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PSP）或实验社会心理学。它的中心主题，是研究个体内在的心理过程和外在的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刺激或社会情景的影响；其方法定向是微观的，主宰性的方法偏好是实验程序；其研究者，栖身于大学心理学系或相关机构，是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的会员；其权威期刊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5年创刊，由1965年停刊的《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演变而来］、年刊《实验社会心理学进展》（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和《社会心理学手册》系列（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学科图景中占据绝对的主宰地位。
第二种是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它主要研究在实际的社会情景中社会行动者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其方法定向也是微观的，主宰性的方法偏好是自然情景中的参与观察和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其研究者，栖身于大学社会学系或相关机构，是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SA）的会员；其权威期刊是《社会心理学季刊》（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作为美国社会学会的机关刊物之一，《社会心理学季刊》由《社会计量学》（ Sociometry ）演变而来。《社会计量学》由莫雷诺于1937年创立；到1978年第41卷时，被命名为《社会心理学》；于1979年第42卷时，被命名为《社会心理学季刊》，直至今日］。
第三种是心理社会学（psychological sociology），又被称为社会结构和人格研究，或者是情景社会心理学。它致力于研究宏大的社会结构（如组织、职业、阶级、阶层和宗教等）和社会过程（如都市化、现代化、社会流动和移民等）对个体特质和行为的影响。其方法定向是宏观的，主宰性的方法偏好是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其研究者，主要栖身于社会学系和相关机构，主要是美国社会学会的会员；其偏爱的权威期刊是《美国社会学评论》（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三种社会心理学，由于其理智诉求的差异，相关的学科制度建立并逐渐完善；而相关的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强化了学科理智和学科意识的分化和差异。其结果是三种社会心理学日益呈现出相互漠视、相互孤立的境况；统一的社会心理学的诉求，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挑战。
学科历史的编纂，是学科认同和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手段，学科历史也是学科集体意识和社会记忆的主要载体。但编纂学科理智史，学者必须面对学科历史编纂学的认识论问题，无论是隐含的还是凸显的；对这些认识论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左右学者对学科历史材料的取舍及其解释。这些认识论问题包含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伟人的天才创造还是时代精神的影响，即伟人说—时代精神说（great men/women vs. zeitgeist）；学科的进展，是其内部理智演化的自然逻辑还是外在的社会需求的激发，即内因说—外因说（internalism vs. externalism）；如何合适地评价特定历史情景中学者的理智贡献，是依据特定的历史情景还是今天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倾向，即厚古说—厚今说（historicism vs. presentism）；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研究成就和研究传统的优势累积还是遭遇不停息的断裂过程，即连续性—断裂（continuity vs. discontinuity）。概言之，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失败和不完备的记录，还是学科理智不断进步的庆典式狂欢，即批判史—庆典史/辉格史（critical history vs. ceremonial/whiggish history）（Hilgard et al.，1991∶89—94）。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作为学科历史意识建构的认识论框架，潜藏在学科历史话语的书写背后。
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话语的建构，与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权威出版物《社会心理学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系列密切关联（Danziger，2000）。《社会心理学手册》系列，初版于1954年，第二版1968年，第三版1985年，第四版1998年，第五版2010年，已经成为主流社会心理学最为权威的晴雨表。它涵盖特定时期社会心理学在学科历史认同、理论建构、方法体系、研究主题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最新进展。在新版出版之前，最近出版的《手册》就是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最权威的文本。而奥尔波特为《手册》初版所撰写的卷首论文《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Allport，1954），已经成为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标准、正统而权威的历史话语文本。它作为卷首论文，曾被重新收入第二版和第三版《手册》中。主流社会心理学的界定、合法化过程和书面学科史亦即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解释权，通过奥尔波特在三个版本《手册》中的长篇论文以及它的长时期的巨大影响，终于获得话语霸权。这是学科制度结构对学科理智进展的形塑和再生产过程。
所谓社会心理学，依照奥尔波特的观点，乃是致力于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他人实际的、想象的和隐含的存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奥尔波特追溯有关人性的社会本质的社会哲学思辨和社会经验论的历史流变，以之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前史和渊源。然后，他建构了社会心理学的诞生神话，这就是1897年特里布利特有关社会促进或社会助长的实验研究。从而他主张，只有实验程序被引入有关人类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研究中，才标志着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正式诞生。而其胞兄大奥尔波特1924年出版的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被认为是第一本现代社会心理学教科书（Allport，1924）。
奥尔波特通过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界定和学科历史的厚今论式的梳理、表述和论证，使得社会心理学认识论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获得正统和权威地位；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体系的异质性，被同质性的实验程序所取代；而学科理智进展的连续性和学科知识再生产得以合法化；学科的诞生神话得以确立。在学科制度结构中，通过对奥尔波特的正统历史话语的表述、传承和再生产，主流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认同和历史话语得以制度化和合法化。但在社会心理学学科演进过程中，所谓异端的观念、受压制的思想、寂静的过渡，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溢出学科历史的视野而丧失历史话语权。充满激动人心的冲突、焦虑、断裂和错误的学科动态史，被简化和切割为平滑、柔美和累积的学科制度中的符号霸权史。政治史中的精英史和强权史，因此以变异的形式潜入理智史中，印证了福柯有关知识背后权力运作的深刻洞悉。
直至1970年代，在社会心理学的世界学科图景中，依据学科知识生产、知识创新和社会影响的差异，存在着中心、次中心和边陲的权力分层。在这个不平衡的权力等级结构中，美国社会心理学占据霸权地位，处于第一世界，向外输出其理论、方法技术以及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而几乎不受他者影响；欧洲（包括苏联）社会心理学，则处于第二世界或次中心地位，很少有发言权；而第三世界社会心理学则处于全然的失语地位（Moghaddam，1987）。面对社会心理学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y）（Van Strien，1997），努力解构符号霸权，建构自身的学科荣誉、尊严和信心，始于1960年代末。就第三世界的社会心理学而言，其首选策略是本土化：即以民族国家的本土社会心理问题为先导，在借鉴美国或欧洲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本土的概念框架、理论模型和研究策略，累积本土经验材料，以求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有平等而尊严的对话能力和资格；而欧洲社会心理学，秉承卓越的研究传统和学术自信，开始构建完备的学科制度结构，并以之为基础生产出有国际权威和影响的学术成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欧洲而言，并没有制度化的社会心理学，只有少数的个体研究者，在进行与社会心理学有关的研究，如英国巴特利特（Bartlett，1932）有关记忆的研究，瑞士皮亚杰（Piaget，1932）有关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德国莫德有关社会促进的研究；但他们都没有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认同，也不把自身看成是社会心理学家，更没有社会心理学家的科学共同体（Graumann，2001∶18）。
同样的情形，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虽然在欧洲一些大学中，有少数的学者和群体在进行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的教学，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各自的存在，也没有直接沟通；唯一的间接沟通渠道，是欧洲的个体学者各自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者和研究中心的联系。由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的推动和介绍，欧洲各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开始相互了解和熟悉。沙赫特（Schachter et al.，1954）于1950年代初主持一项有关威胁和拒绝的跨学科的跨文化研究，欧洲7个国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参与其中；而在1960年代初，费斯廷格则创建了社会心理学跨国委员会（Transnational Committee on Social Psychology），其目的在于帮助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家相互了解和合作，组成科学共同体（Moscovici，1996∶9）。这一系列非正式的沟通和合作，于1966年终于制度化，即创立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EAESP）。1960年代也是社会心理学在许多欧洲大学的制度化时期。
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会，从创立开始就成为实质性的跨国学科共同体，它在形塑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认同和学科建设中扮演核心角色。它组织跨国研讨会，主持跨国研究规划，开办社会心理学的跨国培训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创建了代表欧洲声音、反映欧洲研究进展的权威出版物体系。
随着欧洲社会心理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创办能代表欧洲声音的公开论坛的迫切性展现出来。《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EJSP ）因此于1971年创刊，其工作语言是英文。在发刊词中，《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期许实现三个主要目标，以提升作为整体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水准：为每个欧洲社会心理学家提供公开论坛，为欧洲学者提供当代经验研究和理论发展的信息源泉，为欧洲学者提供跨国界的紧密合作和相互促进的机会（Editorial， EJSP ，1971，vol.1，issue 1）。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它今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心理学界的权威刊物之一。
为了适应欧洲社会心理学发展的需要，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会于1971年开始组织编辑出版两个专著系列，即《欧洲社会心理学专著丛书》（ European Monographs in Social Psychology ）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研究丛书》（ European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欧洲专著丛书从1971年开始出版，截至2001年初，已出版58本；而欧洲研究丛书，则从1979年开始出版，截至2001年初，已出版9套共11本。作为不定期出版物，两个专著系列致力于反映在经验研究基础上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在概括化理论、中程理论和方法技术建构方面的最新进展。通过这两个专著系列的出版，今天享有国际学术声誉并且具有欧洲特征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技术，已经作为经典融入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并且激发了更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热情。这些理论模型和研究技术，包括社会认同论、少数人的影响（minority influence）或众从论、社会表征论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等。
直至1980年代中期，尽管欧洲社会心理学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获得了巨大进展，但其本科教育还是依赖美国的权威教科书。在教学过程中，欧洲学者发现美国教科书不能满足欧洲不同国家大学生的需求，同时它只关注美国的研究而忽略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巨大进步，因此编著欧洲视角的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几年的精心努力和合作，汇集欧洲一流社会心理学家的集体智慧的教科书在1988年终于出版。它一出版，就其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两方面而言，都获得巨大成功；它在1989年（两次）、1990年、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依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德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其修订版（第二版）出版于1996年，并于1996、1997年、1999年和2000年重印；其第三版在2001年出版，其第四版在2008年出版，其第五版在2012年出版，其第六版在精心修订后于2015年出版（Hewstone et al.，2015）。与这本权威教科书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即欧洲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Manstead et al.，1996）和社会心理学经典研究读本（Hewstone et al.，1997）也相继编著出版。
欧洲社会心理学在理论、方法和经验研究方面的进展，需要不断梳理、反思和评价。在1990年，类似于美国的《实验社会心理学进展》、《欧洲社会心理学评论》（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ERSP ）也以年刊形式出版（1997年缺刊，1998年出版两卷即第8卷和第9卷），到2019年已出版到第30卷。它有三个主要目标：对社会心理学的特定领域尤其欧洲研究者做出特殊贡献的领域，进行深入评介；报告特定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进展；参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论争，并做出自身的特殊贡献（ ERSP ，1990：x）。
21世纪之初，欧洲社会心理学家怀着充分的理智自信，为国际社会心理学界奉献了欧洲版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依据欧洲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杜瓦斯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水平的经典论述（Doise，1986），这套手册分为4卷，即《个体内过程》（ Intraindividual Processes ）、《人际过程》（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群体过程》（ Group Processes ）和《群际过程》（ Intergroup Processes ）（Hewstone et al.，2001）。
欧洲社会心理学自主学科意识的萌生，催生了欧洲社会心理学学科制度；而其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激发了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壮大。至此，欧洲社会心理学完成了其目标的建立和追赶，自信地迈入发展新阶段。
观照科学共同体中一个学科的理智进展，可以有种种确定的线索、视角或策略。学科编年史，或者学科通史是第一种策略，也是最为通常的策略；学科中学派的更替是第二种策略；确定时间段学科研究主题的变换是第三种策略；支撑学科理智大厦的核心概念在不同时期学者视域中的意义进化，是一种新颖独特的视角；而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是另一种潜在的视角。这些视角或策略为我们洞悉学科的理智进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绝不仅仅意味着学科的理智进展。这些策略，无法使我们明了确定学科中其理智力量逐渐积累的动态过程，以及它在科学共同体中学术地位的升迁过程和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学科的合法性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建构过程，还有赖于一系列学科制度的支撑，即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其过程作为学科理智进展的基础，勾画出确定学科整体进展的脉络。因此，学科的历史进展，涵括学科制度史和理智史这两种相互有别而又相互依赖的动态历史过程。
在学科制度的分析框架中，虽然学科制度精神是基本的必要组分，但它是作为预先存在，隐含地弥漫在整体的科学共同体中；它同时作为科学活动潜在的制度律令，内化于每个个体研究者的心智结构中，只有遭遇到科学不端行为，它才会浮现出来。与之对照，学科制度结构则有其实体性的物质载体，它在学科的演化过程中有明显的指标标志其建立和完善。而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需要其他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介入和参与。也正是在学科制度结构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科学制度和宏大的社会制度之间发生复杂的互动关系。科学社会学和历史哲学中有关科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论争，如内因论和外因论等，都可以从学科制度视角寻求一种合适的解释。外在的社会需求，激发和再生产学术研究的制度结构资源，从而促进相关学科的理智进展，提供应对现实社会心理问题的理智资源和合适策略。
学科制度的分析视角，实质上凸现了社会行动者的中心地位。科学理智史和科学活动及其过程，不过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研究者活动的过程、结果、媒介或者社会资源的具体展现。因此，以研究者作为关注视角，科学社会学和历史哲学中有关科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论争，可以多一种合适的解释方案。困扰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难题，在本书中尝试用学科制度视角来进行解释。跨学科社会心理学的兴衰，其主要原因是暂时的学科制度创新受到既定正统的学科制度的挤压而丧失其合法性；作为统一的社会心理学学科诉求的失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分裂和学科制度分裂的交互强化；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则源于学科制度精英在学科制度中同时也是在学科理智发展中的符号霸权化过程；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壮大，则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诉求和学科制度建设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因此，学科制度视角，在学科理智视角之外为学科进展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策略和工具。
中国社会心理学经过近40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制度雏形已经建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及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已经成立，并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规划产生积极影响。相关的学科教学和科研机构正在完善；规范化的学科培养计划如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和职业培训体系正在形成；相关的基金资助的力度正在加大。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在中国科学共同体中已经基本确立。但其学科制度的完善，仍有很大的空间。学科的中文教材体系（翻译的和自身编著的）和相关的中文参考文献正在丰富，但独立而深刻的研究著作仍然少见；政府每年有少量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资金资助，但大都偏于应用和对策项目；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独立的发表园地，它们只能散见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刊物中；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学术会刊《社会心理研究》只能内部发行。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良性发展面临困难，但挑战和机遇并存。由于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制度的分裂和学术训练背景的差异，偏好实验方法的心理学者与偏好调查访谈的社会学者之间少有沟通，这使有限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群体资源的合理配置遭遇障碍；作为享有学术霸权的话语，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定位，渐渐产生某些非预期的后果，包括对国际主流社会心理学理智进展的忽视和漠然。每年大量生产的社会心理学的虚假文本和肤浅的经验研究，使学科处于泡沫繁荣状态，无法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同时也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建构和数据积累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面对中国社会空前的结构转型及其后果，社会心理学者基本上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
21世纪并不必然会青睐中国社会心理学。在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处于边陲地位的中国学者，唯有以宏大的社会心理问题及其所隐含的现实的社会行动作为关注视域，在充分了解和反思本土智慧和西方智慧的基础之上，进行脚踏实地的辛苦工作和点滴积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荣誉之门才可能慢慢洞开，与国际学者平等而有尊严的有效对话和合作才可能慢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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