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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只要我们一涉及异化问题，总有某些东西令人感到困惑。对于那些宣称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断裂的人来说，这里存在着过多与异化概念有关的术语用法。然而，由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异化的解释过于次要和零散，它也很难使人们相信，（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不存在任何断裂。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中，断裂论的支持者们常常无视马克思的一段论述，那里“异化”一词反复出现。而连续论的支持者（其中多数人是马克思评论家，他们的著作在英语世界中很有影响）则往往使用这段论述来论证异化概念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作品中确实居于中心地位，而很少认真地审视该段落产生的特殊背景。就此而言，梅斯扎罗斯是绝好的例子。当然，这样的引语在《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译者注）中屡见不鲜。正如梅斯扎罗斯指出的：“这部著作包含了成百上千的全面分析异化问题的段落。‘外化’‘使外化’等词汇数百次地反复出现在这些书页上。”在本文中，我试图在特定语境中去分析这样的论述。我将证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实际上是在与“销售”有关的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在这里，所谓商品拜物教观念表达的无非是一种异化者的哲学见解；马克思多次提到“多方面（能力）人”的资料可以当作胜于哲学分析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充满情感的经验主义描述来阅读。实际上，在青年马克思那里，能找到的对这种异化观念的回归，相当稀少。显然，在一篇短短的论文里，我可以提供的只是每种用法的实例。
在一篇早些时候的文章里，我曾争辩：通过查看马克思在早期和稍后时期所提倡的主要理论，可以明确在其著作中有一个突破。在1843—1845年期间，青年马克思试图要说明社会的所有特色处在人的异化的范畴中。从1847年起，他采取把生产方式作为其分析的中心特色，在有关价值或国家或革命的理论中出现的诸多变化可以在这个框架中被即时解释出来。现在本文通过分门别类地检查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中“异化”的用法，清楚地追溯到这个主张。
论证我的立场的一个简易方法是要限制对于马克思的已出版著作中或他清楚地表明要出版的那些作品（如在《资本论》第1卷后的其他部分）中，哪些是应该考虑的。如果这种探讨方法被采取，那么大多数异化术语一下子消失了。因此，青年马克思作品的主体，也仅仅留在几篇发表过的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异化观念出现了。许多批评家会不过分激烈地批驳这个方法策略，但是这个方法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原则，即：马克思已经发表的著作应该被视为最后的形式，在这个形式里，他向全世界陈述了他的理论，因此它们比未被发表的作品更重要。值得纪念的是，在人们所了解的马克思著作范围内，读者们主张，《资本论》可能与他23年前在《德法年鉴》中的两篇文章不相似，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关于异化的古怪提起立刻会与一种成熟了的人的本性的理论相关。从逆命题上看，如果马克思想要被视为一名将异化置于其分析中心的作家，那么他就需要在其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包括一份对异化的缜密周到的解释。
那么，在考虑这些草稿时，相关的明显要点是它们属于哪些著作的草稿。尤其是，《大纲》是《资本论》的草稿。明显的结论是要描绘出哪些是马克思在《大纲》中视为中心的，哪些是在这部最后的经卷中出现的内容，哪些是在其历史内容中的一场关于政治经济的讨论。没有出现的是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大量解释。
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中，我们到底应该一直注意哪些词汇？我争辩的主要词汇是“放弃、让与”（Entausserung）及其派生词。“出售”（Veraussern）是一个可能的候选词汇，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频率比Entausserung更多，但是更含糊。“疏远”（Entfrem-dung）肯定应该被考虑，但是更频繁地作为“外国的、异己的”（fremd）之意，它肯定可以与年轻的异化观念相连，但可能只简单地意味着“无关联”等。一种与另一种的资本无关联的资本的用法处于讨论中。最后一个问题有关马克思频繁使用的、反复在《大纲》和其他地方“出现的”术语。无论是我们简单地处理一系列由资本主义兴起、资本主义运行方式而引起的出现，还是我们要理解的是作为资本或采取一种异化形式出现的人的物种存在，都从未被弄明白。又一次，对于两类马克思翻译家，马克思讲得太多，以至于不能使他们感到彻底舒服，而且几乎不能使人明白，我们依旧处在同青年马克思同样的心情中。
在其合法的使用中，“异化”简单地意味着一个东西的所有权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过渡。（在正常情况下，当然是通过销售它。）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术语的用法除了这种合法意义之外，毫无任何其他明显的暗示。这里有一个关于这个用法的非常清楚的例子。在马克思对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讨论中，他引用了斯图亚特的话，然后对这些话进行解释：
就货物的价格而言，我认为有两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彼此（……）是截然不同的；商品的真实价值，和建立在异化基础之上的利润（出售利润）。
因此，货物的价格由两种彼此完全不同的成分构成；首先，由它们的真实价值，其次，由建立在异化之上的利润（原文是英文）构成，这种利润是通过一个人把它们过渡给另一个人、通过出售它们而实现的。
马克思在论述斯图亚特的部分，很清楚地表明，他正在考虑将它作为一种观点的样例，即：利润是纯粹为“出自交换”解释的，这一观点被斯图亚特视为“在科学形式里的再生产”。换言之，马克思正在考虑一种与他相对立的利润理论；斯图亚特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利润产生于剩余劳动。马克思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工人异化的东西。“异化”这个词汇是从斯图亚特那里提取出来的，马克思简单地重复了它。在斯图亚特的书中没有任何东西，推动我们朝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的人。类似这样的诸多用法，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中非常频繁地出现，并大量说明了一种“异化”词汇的用法。
人们大概会感到异化词汇的合法使用及这种用法的延伸是稻草人身上的东西，尽管马克思著作一直在帮助建立一种体系，但是还有一个更明显要关注的地方是商品拜物教理论。
对于这种理论的一种直截了当的阅读是看它采用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通过与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真实性比较时，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外貌是虚伪的。商品的产品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呈现的将是商品自身之间的关系；资本似乎要生产利润或利息，土地似乎要生产地租，劳动似乎要生产工资，没有任何关于异化了的人的说明需要被用作这一理论的解释。
一些作者声称，马克思在其揭露拜物教中使用的宗教类推法的构成是费尔巴哈的诸神在人的异化存在理论的再现。但是这种类推法的目的是要强调商品的显而易见的独立性。不存在任何关于人崇拜商品的讨论，而且这个显而易见是一种“真正”的显而易见。“个体”劳动之间的关系被看作“它们实际是什么”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人们理解了诸神是异化的人的存在，那么，人们就不再会相信它们；然而即使人们接受了劳动价值理论，商品依然会继续存在。一种最好的类推法将会与哥白尼的星相学相关：我们现在知道“太阳升起”实际上是“地球旋转进入阳光里”，但是我们依然在每天的生活中谈论“太阳升起”。
马尔库塞和卢卡奇、科尔施一道，更广泛地争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变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拜物主义的核心意义，是这种异化理论的一种翻版。
对于这一观点产生怀疑的一种看法是在对于拜物主义的讨论中包括了许多方面，在这些方面马克思将人形容为生产方式的“承担者”（Trager）或使之人格化（Personifikation）。一个词语提醒人们在资本主义下的人的主要特色是由生产方式而不是从一个预先给予人的存在的异化构建的。
另一种观点是，尽管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下异化达到其高度（或深度），但是对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说，类似于拜物主义的虚伪现象似乎是若干生产方式的特色。在古代世界，社会关系呈现为政治关系；在中世纪，社会关系呈现为宗教关系；在更原始的生产方式中，社会关系呈现为“生产的自然或神圣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乐观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单个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将会是“完美简单和易于了解的”。
戈拉斯强调拜物主义作为支配者更胜于神秘化，它是我们迄今一直在讨论的内容。戈拉斯强调“经济关系的整体性”的支配权处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代理人”之上，把这视为“一种异化的历史观”。当然，《资本论》包含了对位于所有资本主义承担者之上的、资本主义诸多关系支配权的描述。然而，有些更激烈的建议说，它们属于一个不同的理论框架。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种人的存在观念或“物种存在”观念，它逐渐被异化，最后产生出所有的资产阶级社会现象。最终这种异化将被共产主义战胜，通过或为了人的存在的真正擅用（the real appropriation of the human essence by and for man）。然而，对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人？如果这意味着范畴的‘人’，那么在总体上，他‘没有任何’需要”。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没有从“人”出发，而是从经济学给予的社会时期出发。同样，在《资本论》里，马克思似乎要把资本主义的诸多问题相并列的是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化经济，而不是对人类本质的再次擅用。
这个最后的讨论自然引向与青年马克思著作相类似的那些文章段落的另一个主要源泉。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谈到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不是每一段，如同在最后的例子里）：劳动力作为（它们已经真正变成的）资本的力量出现。即使科学与自然力显现将成为资本的生产力。已死亡的劳动支配着活的劳动。劳动者已被摄入他已经创造的生产力之下。
这些议论中的段落肯定类似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但是它们没有严格地试图进入到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中的一种对异化的普遍讨论之中，它们通常能够被解释为表达经济观点的一种感情方式。
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中，与青年马克思著作最相似的那些文章段落提到了多方面能力的人。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所采取的总的看法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通过劳动分工和机器引进，人被转变成一个单方面能力的创造者。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人在另一方面成为多方面的，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消费者们的需求从不断增加的、多种多样的源泉中得到满足（这部分不仅意味着生存的总的标准提高，还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迎合人们所需求的东西是不断增加的、形形色色的源泉）。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即使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单一方面能力的人不是最有用的，因为随着单一方面劳动需要不断变化种类，适应性强的人能够实现从一个职业到另一个职业的转变是一种必要性。如果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先进阶段的真实性，那么它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也是真实的：通过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承担者们需要的是多方面能力的人。迄今为止，这种描绘不需要一种人类本质的观念。无论是人作为单方面还是多方面能力的，或者这对他们是否适当都没有关系。它也没有涉及人性的观念，这种观念旨在表明：在必要的劳动范围之外，共产主义社会将比资本主义社会给予人们想要做任何事情更大的自由。这个必要的劳动将通过极大地增加劳动生产率而减到最低程度。而这个生产率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强制的。当然，这是旨在说这一自由时期是令人渴望的一种价值判断，即使没有接受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人，也可能会接受这一想法。
然而，有时，马克思进一步争辩说：多方面能力的活动是与人性最大的调和，并且是人的物种力量的充分实现。这些文章段落可能最适合于一种马克思的解释家们；毫不奇怪，它们中大多数来自第一手，并且是未出版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它们中没有任何稿纸被马克思本人送交出版商。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怀旧术语中写了许多。我们不能期望关于这一理论的存在或它在其他方面的辩论会有一个最后的结论。我在这里所做的是指明含有异化术语的文章段落的读物。它们没有保证我们能接受这种理论的存在。提供的这些读物允许在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出现的诸多主要变化不被歪曲地得以申明，为的是使这种异化理论与人作为承担者或使生产方式人格化的观点相一致。而且，本文基于“丰富”《大纲》里年轻的异化理论的总主张，对探讨马克思提供了一个答案，当然，它不能对像奥尔曼那样的作家提供一个圆满的回答。他一直在一种充满个性的风格中，依据异化理论全面详尽地重新解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