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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异化”和“异化的”这两个词，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已经是人们的常用语了。“异化是城市的重大问题”或者“异化的社会”这类表述，都能直接被人理解了。人们对“异化”所取得的这种普遍认识，是异化概念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社会科学中，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政治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之后才出现的。
“异化”能够变成口头语，不仅说明社会科学的诸种概念已经普遍地大众化，而且还说明人们是如何试图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和把握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中的一些重要现象的。同时，“异化”一词的广泛使用，促使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社会科学知识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怎样互相制约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异化概念的理解，自然也就很不相同：“异化情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难道是因为这个概念太流行了？人们对异化的真实体会，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人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如果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确实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那么，“异化”概念又该如何评论？
撇开随着“异化”概念而出现的哲学的和神学的有关论述不管，异化概念的普遍化，促进了本来已经存在着的糊涂概念的发展。因此，人们在科学领域中对异化概念所做的直接的一般理解，往往对人们没有丝毫帮助，用W.考夫曼的话来说：“读到关于异化的论述，我们总感到糊涂不清”
。
如果给“异化”下个定义，那就应该十分通俗。G.彼得洛维奇在《哲学百科全书》中写道：“异化（外化）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在科学和哲学领域中，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但其大部分含义可以被认为是该词的词源和构词法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一般意义的变种。从这种意义上说，异化是一种使人和物同他人或他物相疏远（或曰相陌生）的行为，或者行为的结果”
。
“异化”概念使诸种社会科学处于一种困难境地。要想不让科学精确性的原则受到损害，就必须对异化概念的普遍性进行清理和补充。但是，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人们所遇到的困难却愈来愈大，因为异化的概念，用科学的眼光看，是不明确的，甚至，人们还会提出异化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首先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社会科学上，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异化概念，是不存在的。
“异化”既可用以描写人们对组织、集团、个人，甚至对自我表现出来的主观的异己的情感，以及被遗弃和无能为力的情感，也可用以控诉、批判、最后改变具有“呼风唤雨”能力的客观现实。因此，异化不仅成了研究一切社会化的形式（个人、集团和组织）的概念，而且也成了研究一切社会领域（经济、政治，等等）的概念。说到底，人们是站在各不相同的方法论的立场上来使用异化概念的，或者说得精确一些，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全部观点（从严格的经验分析的基本原理到能动的历史哲学观点），都在异化概念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述。因此，一个著作家的异化概念需要具备的，不只是一种方法论的观点。例如，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就包含着各种方法论的成分（下面我们将讲到这个问题）。
把许多对象和方法论都归并在“异化”概念下的这种做法，成了某些学者（例如P.纳维勒、W.考夫曼、R.沙赫特，等）赞成在他们所研究的学科中“取消”“异化”概念的理由和借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建议，因为“异化”概念早已在社会科学的语言和思想中深深地扎了根。现在的首要问题仅仅是，对异化概念的客观的、方法论的特征和范围进行说明与分析。
“异化”的词源，可以追溯到拉丁文“alienatio”（abalienatio）。在拉丁文里，这个词至少有三种含义
：（1）在法学领域里，它是拉丁语“translatio”和“venditio”的同义词，它的含义是转让、权利和财产的让渡；（2）在社会领域里，它是拉丁语“disiunctio”和“aversatio”的同义词，它的含义是自己同别人、同国家和上帝相分离或疏远；（3）在医药和心理领域里，它是拉丁语“dementia”和“insania”的同义词，它的含义是精神错乱和精神病。
上述三种含义，都包含在英语的“alienation”和法语的“aliénation”中。
德语中的“Entfremdung”相当于拉丁语的“alienatio”。无论是“alienation”和“aliénation”，还是“Entfremdung”，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里就不一一详论了。
从词源上看，无论是“disiunctio-aversatio”的传统意义，还是“dementia-insania”的传统意义，都在英语的“alienation”中保留下来了。此外，英语的“alienation”同德语的“Entfremdung”一词的历史，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使用“异化”概念的分析家们，同研究“反常状态”概念的人，有一部分研究内容是共同的。因此，对这三个概念以及它们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做个简单的对比是富有意义的。
在社会科学中，在把“反常状态”视为个人主观状态的看法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关于“反常状态”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个人精神紊乱”的问题上，思想家们发生了意见分歧。例如，R.K.默顿就否认个人精神紊乱同“反常的”社会状况没有关系，而G.内特勒就认为没有关系。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分歧，但是，“反常状态”同“反常”相比，是从经验上衡量个人行为的概念。
同时，也有人把“异化”当作经验的概念来使用，而且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概念是“主观领域中的问题”，根本没有人把它同“反常状态”截然分开。只有G.内特勒
是个例外。他认为“反常状态”作为“个人精神紊乱”与“异化”没有关系。在他看来，“异化”是一种“个人心理状态”；他把那种“同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相疏远、不协调的人”称为“异化的”人。
此外，“异化”和“反常”的分离，还表现在有人把马克思和涂尔干对立起来这个问题上。J.霍尔顿就是这样做的，他写道：“反常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或曰无政府状态，不管其特殊意义如何；这个概念总是集中表现在个人和社会监督的强制力量之间的关系上……异化与其说是社会监督是否合适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监督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是一个叫作统治权力的问题，是一个显然与反常概念不相同的概念。反常针对的是文化，或者是社会组织中传播的文化；异化针对的是组织本身监督的统治集团。异化批判的中心在于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把个人（作为通过自身活动的自我扩张，而不是独立于个人自身之外的一种抽象的实体）同社会分割开。”
或者用M.罗斯纳的话来说，“反常”的特征，就是价值和规范的瓦解，而“异化”概念的基础恰恰是，个人要“完全地适应于规范”，也就是说，要“盲目地服从社会法律”
。简言之，或者用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的M.西曼的话来说：“异化”所包含的意思是“软弱无力”“无能为力”；而“反常”所包含的意思则是“缺乏规范”。然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无能为力”和“反常”这两个概念，在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哲学和社会心理学中，主要是被理解成了“异化”的组成部分。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更为概括的、固定的观点，认为“异化是激进派的一个空想概念……而反常，从根本上说，则是政治上的右派的空想概念”
。然而，作为两种对立的概念，更常见的是这些概念的片面性，是它们无视或曰贬低与自身不相同的那种概念。这种认识既适用于埋头于“反常”的学者，又适用于他们的同事，即那些研究“异化”概念的人。例如，默顿在解释“反常”时，就使用了“异化”
。然而，他却从来不谈“异化”和“反常”的联系。而西曼轻视“反常”，他把“反常”看成是“缺乏规范”并让“反常”从属于他的“异化”概念。
另一个例子是研究机构中研究“异常政治”现象的M.A.费阿。他使用了“异化”概念，但似乎也使用了“反常”概念。
R.A.克洛沃德和L.E.奥布林也是这样，他们对异化所下的定义，明显地受了默顿的“反常”概念的影响。
他们既赞成“异化”概念，又赞成使用“反常”概念。
因此，“反常”、“反常状态”和“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交替使用，即可以用“反常状态”或者“异化”来衡量个人的行为。然而在直接的经验领域之外，“反常”和“异化”概念间的差别就产生了。只有从概念上和理论上十分精确地划出“异化”的范围，才能有助于对“反常”和“异化”做出区别。但是，把反常和异化系统地区别开来，这不是我们的任务。
现代常用的社会科学概念——异化的来源，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主要有两个：第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总结和概括的传统异化概念；第二，和E.涂尔干关于社会反常状态的概念有关的观点。下面我简单地阐述这两条传统路线时至今日的发展情况，同时对曾经对异化概念的经验的和分析的确定起过促进作用的那些方面做专门论述。
黑格尔曾经使“异化”形成了一个哲学概念。他的异化概念（如同外化概念一样），包含着许多方面。这无论在他青年时期的神学著作中，还是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都能得到证明。黑格尔使用的“异化”的主要含义是分裂、割裂，但也有异己的含义；“外化”大多是转让（包括财产转让，即拉丁文“alienatio”）的意思。此外，还有“消失”在更大的或曰“更高的”总体中的意思。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供给他的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
，基本上确定了“alienation”和“Entfremdung”的意义。这也适用于俄文的“otchuzdhenie”。
马克思讲的“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异化概念居于一个中心的地位。马克思的人本学、历史哲学和革命哲学，都是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从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研究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大量著作，即几乎完全是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研究的著作
，都是由于[马克思]从多方面运用这一概念，从有时使用这个词，有时不使用这个词引起的。如果把这些著作做个总结，那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分三个方面，即历史哲学的、理论的和经验的方面。
（1）异化是历史哲学概念
历史本身的发展，从一种非异化状态，即人和自然界最初的统一状态，经过一个漫长的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顶峰是资本主义），通向消灭了一切异化现象的“自由王国”，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异化的历史哲学包含着三个重要假设：第一，（辩证的）命题的假设，异化就是对辩证命题的反命题。有大量研究这种假设的论著，这些论著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同基督教的“亚当与夏娃下凡”相比较。
第二，一般的历史发展假设和特殊的异化阶段假说：“从无关重要的异己状态到真正敌对性的异化状态。”
这种假设划定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的真正范围。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之后的研究中有一种从形式上看是比较明确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异化时期（诚然，在内容上，人们强调的重点是相当不同的）。第三，一种历史力量（历史主体）的假设，这种力量能够把人类从异化状态中引导出来。
这个假设和第一个假设，是马克思的解释者们展开热烈争论的原因。围绕着马克思、恩格斯给无产阶级规定的所谓明确的使命：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它能够而且一定能够“扬弃”异化时代，在使用他们当年所撰写的著作时，出现了种种不可忽视的对立观点。
这种以异化概念为媒介的历史哲学基础是明确的，即把人作为中心的人本学——明确的人格学说（A.沙夫语）。这种学说的中心，是人的活动，即人的劳动，以及与此相联系而提出的主客体同一性的问题（G.卢卡奇语），以及创造性的问题（E.布洛赫语）。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活动就是观念外化成对象，就是重新占有这个对象（对象化、客观化）。最初的这种“统一性”破裂了；对象化成了异化；人不能重新占有对象了。人所创造的世界对人来说成了异己的东西。劳动不再是活动，而是劳役。这种状况必须废除，即“扬弃”。
这种人本学同（R.A.尼斯伯特所说的）19世纪的思想，即同德国的唯心主义思想的联系多么密切，人们从B.奥尔曼向马克思所提的几个问题中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人的社会地位所以不同难道不是自然的吗？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有差别；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我们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我们的需求是有限的，而且满足这些需求也是有限的。我们的全部感官不是都倾向于把它们所感知到的某物（因而是一物）看作是与它们没有感知到的事物相分离吗？例如，我们的眼睛就是以它所看到的东西为限的。换句话说，异化现象——它使人把现实分割成若干分开的和易于分开的单位——之所以存在，即是由于类的某些弱点，也由于社会的影响，而人们之所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把现实分割成若干分开的和易于分开的单位，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人的概念本性？”
事实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似乎“完全同他对没有专业化的、全面发展的个人的看法紧紧连在一起”
。但是，对人的这种看法，根据人们在马克思之后在社会科学中取得的种种认识，是不能作为基础的。甚至，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这是马克思的种种概念的本质概念），在新的研究著作中也受到了批判，被视为幼稚的和十分片面的概念。
（2）异化是理论概念
正如马克思从理论上对其他概念进行过研究那样，他似乎在历史哲学之外，也从理论上对异化概念做过研究。在马克思所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们就可以发现这种理论的雏形。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从理论上对异化概念做了四个方面的区分，这就是：劳动产品（自然）；生产活动；人的类本质；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异化的下述几种类型
：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异化）。生产者，即劳动者“失去了”对象（客体），对象作为一种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异化包含着“损失”和“奴役”的成分。统治自然，使自然人格化的不是人；被人们改变了的自然、技术却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第二，生产活动的异化，即“作为生命活动的劳动”的异化。劳动（如果这种劳动不再是生命的日常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对人来说，即对劳动者来说，成了“外化的”“异己的”，它不再是人的本质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自我异化的重要方面。第三，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相异化了的人，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是人的类的成员了。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人成了动物。第四，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种包括了整个人类生存的现象，一种全体的现象。异化就是“整个非人的力量占了统治地位”。马克思对异化所做的这些区分虽然是富有意义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以此而取得太大的成就。异化的概念所得出的专门性的东西并不多。R.沙赫特就曾经深刻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使用‘异化’这个词是与多种不同的事物相联系的，它们包括劳动、产品、知觉、公共（社会）生活、别人以及人自身。他把有关的诸种不同异化看成是有时在概念上，有时在事实上互相联系着的东西。它们构成可称为他的‘异化综合体’的某种东西。然而，由于这个综合体含有十分不同的种种关系，用‘异化’这个词去指所有这些关系，就严重地限制了这个词的描述性内容。我和我的产品间的关系是一件事；我和别人间的关系又是一件事；我的实际情况与我的本质之间的符合程度又是一件事。既然‘异化’这个词是和所有这三种关系（此外还有其他关系）相联系而使用的，而且，这些关系除了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和具有分离的概念外，很少有共同点，那么异化这个词就不能表达任何十分明确的东西。”
马克思本人可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总之，那些把马克思的晚期著作视为真正的科学成就的、所有的马克思学说的解释者，都是这种看法；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所阐述过的基本观点，后来并没有再加以阐述，甚至避开了“异化”概念，尽管他并没有放弃给异化概念奠定基础的那些表象。
马克思对异化所做的区分，尽管在社会科学上常常被引用
，但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的，却并不多见。
相反，以这种区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人的全面异化观念，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以来，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在社会哲学以及一部分社会科学的讨论中，却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3）异化是经验概念
马克思本人曾经强调指出，异化可以出现在社会的各种不同领域中，马克思的追随者也都相信这一点。因此，马克思和马克思的追随者把异化分为：宗教异化、哲学异化、人本学的异化、政治异化、社会异化、经济异化，等等。
于是，研究异化的社会领域被打开了。
当马克思需要给他的异化概念提供例子时，他常常是抓住一个领域，一个本身是复杂的领域——产业工人的状况——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所受到的一切悲惨遭遇，都使他感兴趣。R.布劳纳曾经指出，马克思的这种兴趣完全是经验主义的。因为马克思在1880年曾经草拟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01个问题）
，并且企图以这些问题为基础来搜集关于工人客观生活状况（不是他们的主观情感）的资料。这时，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受了异化概念的洗礼，虽然他在草拟的这些问题中并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说的是工人的劳动没有得到合理的工资，是工人在非人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在资本和机器的统治下，不得不进行劳动，等等。这就是说，马克思所描述的事实，都暗示着异化。然而，这些事实是否真是异化现象，以及它们有多大价值，马克思却并没有从主体间性上加以证明。甚至，关于这些实际状况怎样同异化概念和异化思想相联系以及异化阶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种种问题，马克思都没有给予说明。但是，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所包含的经验成分，却给现代社会科学理解异化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异化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经验论述被概括成了无能为力。同时，异化的研究领域也扩大了：今天，人们不仅在无能为力的意义上用异化来研究（资本主义）工厂企业中的工人状况，而且也在决定人同有机世界的关系时普遍地使用了异化思想。
（4）结论
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所提出的异化概念，同时具有（历史）哲学的、理论的和经验的特征。因此，第一，异化在马克思学说的延续中能够作为（历史）哲学的范畴而继续存在；第二，异化概念被纳入人们为获得经验分析的异化概念所做的努力中。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异化的经验的、分析的方面还受到医药和心理领域中出现的、最初作为神经衰弱和精神错乱这些不同意思的影响。
马克思的追随者使用异化（作为历史哲学的范畴）的手段有三种：（1）把异化当作解释工业社会中人的状况的社会哲学概念和社会心理学概念；（2）把异化当作抽象范畴，或者作为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宣传工具；（3）把异化作为对现代（工业）社会中某些特殊现象进行道德批判和人道主义批判的工具。
此外，E.弗洛姆不仅使整个西方知道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且也采纳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从内容上给它以补充。他给异化下的定义是：“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人把他自己当作一个陌生人。人变成了……异己的。人并不觉得他自己是他的世界的中心，自身行为的创造者；相反，他的行为及其结果却变成了他要服从，甚至可能加以崇拜的主人。异化的人与他自己失去了联系，正如他与任何其他人失去了联系一样。他，就像其他人那样，是被体验的，正如东西是被体验的一样；他是用知觉和常识体验的，但同时却与他自身，与外在世界并无有成效的联系。”
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一切人，都是异化的人（而且，资本家、经理的异化程度并不比工人和雇员轻）。弗洛姆还谈到了“我们时代的社会异化特征”，而且得出了一种忧伤的结论：“异化和自动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神经错乱。生活失去了意义，人们没有了欢乐、信念和现实感。”
弗洛姆把这种现代的“异化”称为“富裕的异化”，并把这种异化同马克思的“贫穷的异化”相对比。
弗洛姆的异化概念（它的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影响甚大，特别是对心理分析著作的影响。尽管“异化”一词被应用在心理分析中的次数不像在社会科学中那样多，然而，人们却不止一次地看到了马克思-弗洛姆的异化概念和心理分析概念之间的平行关系。K.霍尔尼的《神经质的人》，带有弗洛姆的“异化”概念所包含的特征：“个人的外化，是从他自身的某种深刻的和多产的部分中产生的。”
从大家所熟知的“自我同一性”中，即E.爱利克松的“统一性危机”的概念（这种概念产生于自我的心理分析理论）中，人们看到了同弗洛姆的“异化”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联结线。对此，人们并不十分诧异，因为弗洛姆的精神之父，除了马克思之外，还有S.弗洛伊德。除了弗洛姆之外，H.马尔库塞也是在社会科学中解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马尔库塞同样也受了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学的影响。马尔库塞强调指出，在现今的世界上，异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十分客观的”现象。这就是说，“异化的主体，成了他的异化的实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的异化已经到了可以同他的实在相同一的程度。因此，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异化所达到的程度，是马克思当年尚无法预见到的。J.哈贝马斯对异化问题是这样描述的：“异化失去了它在经济上一眼就能看到的、贫困的表现形态。异化劳动所造成的赤贫现象，在异化的业余时间中也有它的广泛反映；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坏血症和佝偻病，受异己力量的操纵，在极度空虚中产生的饥饿和忧患，在满足非‘自身的’需求中产生的饥饿和忧患，其形式是高级的，它们不具有阶级的特有形式。抗拒的形式更加隐蔽了，尽管这些抗拒形式，一如既往，是折磨人的。同样，统治——作为异化的反面，也失掉了在雇佣劳动协议中固定下来的、明明白白的暴力关系”
。
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异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常常被称为物化，或曰具体化，这是为了同马克思的著作所分析的异化相区别。“具体化”是“异化的最高形式”
。
在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和他们具有相同思想的人们看来，“全面的”“客观的”异化（这常常是“物化”的同义词），对于任何一个工业社会（不管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来说，都是适用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特别是马列主义的正统派人士，一再反对这种看法，他们硬说异化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进中就出现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排除了异化现象。他们所使用的异化概念，只是用来向“阶级敌人”做斗争的；异化概念变成了一种宣传工具。另一些人使用异化概念，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凡是官方所阐述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加以保卫。然而，所有这些教条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使用异化概念来认识和阐述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某些社会现象。这基本上也适用于对异化概念做过专门研究的少数苏联哲学家，例如，奥伊则尔曼。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的异化，成了人道主义的、道德的批判工具，成了“维护道德的术语”
，成了“人道主义的范畴”
。在批判官僚主义和垄断的政治集团时，异化概念具有某些特殊的内容。这说明，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异化现象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承认这些事实，是在设想存在着克服异化的可能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设想有的带有意识形态的、空想的性质，有的带有实用主义的性质。“自由的生产者的联合”
，“民主自治”
，以及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都被看成了异化的对立面。从原则上说，克服异化，甚至在西方工业社会里，似乎也没有被排除。
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出发，即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空想的原理占统治地位，同具有经验的、分析的科学观的人们取得谅解的可能性最大。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将简要地阐述这个问题，并将简要地阐述从接触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种种观点，例如G.克劳斯（民主德国）的观点。
今天，人们在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异化”概念源远流长，其根源除了马克思的异化学说以外，还有涂尔干的反常理论。下面我们就简述一下他的反常理论对于“异化”概念的意义。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1893）和《自杀论》（1897）中，用反常现象来描述社会的失调状况。“反常”这个词，既表示着历史的“突然”转变（这既包含着“可怕的危机”，又包含着“政权的突然革新和福利的突然改善”），又表示着（历史的）固定不变状况。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里，例如涂尔干所说的工业和商业领域里，“危机和反常现象是常见的，因此也可以说是正常现象”。客观存在的、社会的反常状况，反映在主观行为中：涂尔干提到了自杀这个反常的生活类型。
只有当人们的需要和意愿受到约束，用涂尔干的话说，“只有当激情受到限制的时候”，人们的社会集体生活才有保证；“只有在这个时候，激情才能和可能性相一致，并且得到满足”。这种设想是涂尔干想象社会反常状态的基础。执行这种限制激情任务的是一种存在于个体之外、“有调整能力的力量”。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把这种力量看成是“合法的”。在发生危机的年代里，是缺乏这种力量的。于是，反常状态就随之产生。
涂尔干除了在《自杀论》中谈过这种反常状态外，还在其他著作中谈过这个问题。例如，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他把反常状态和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他说，反常状态加速了具有独立社会功能的单位和个体的形成；而劳动分工带来的却是组织和组织间的团结一致。一旦这种团结一致不存在（例如，一旦企业主和工人间的这种团结一致不存在），那么一种反常状态就会产生。
涂尔干并没有给反常下过定义，或并没有就反常从理论上做过明确的阐述。对于他关于反常的想象进行过研究的，首先是T.帕森斯（见帕森斯的《社会活动的结构》，1937），接着是R.K.默顿。
于是，涂尔干的反常学说，就成了后来研究者的材料库。今天，涂尔干关于反常的想象，几乎和异化概念一样，在科学著作和通俗的科学著作中得到了传播，重要的是人们从理论上对它所做出的深入研究。
对这种研究卓有贡献的，除了帕森斯之外，特别要提的就是默顿。默顿的意图是用一种“中间理论”来描述“社会的”和“文化的”变数，从而给反常下定义。他写道：“在文化的变数——这只是一个从涂尔干的著作的诸种含义中引出某种含义的问题——方面，这种理论需要一种方法论的途径，把人们强调的文化上多种目标之间的联系组织起来；同时还需要人们通常接受的、实现那些目标的手段；在社会的变数方面，这种理论转向一种机会的、结构的观念：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们的地位影响着人们以通常能够接受的方式向着那些人们强调的文化目标前进的可能性。”
这就给反常理论划定了范围，这就是说，“从文化方面提出的目标”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措施（=‘调节准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两种变数。因此，反常就是“当文化的准则和目标，同按照这种准则和目标采取行动的集团的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格发生深刻分裂时，文化结构中发生的一种崩溃”
。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种种从经验上能够加以证实或者加以证伪的假说。默顿自己提出的假设是：在欲达到目标和达到这一目标所使用的手段的可能性之间出现的矛盾状况，导致了反常现象的产生，而且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社会的下层，而后才出现在社会的上层。对于默顿的这种假设，有人反对，有人赞成。
“异化”概念几乎没有受到“反常”概念发展的影响，即几乎没有受到涂尔干的种种观念、默顿的理论框架以及经验主义的假设的影响。严格说来，这两种概念之间的交汇点，不在方法的领域里，而在实际的和客观的领域里。“反常”和“异化”都成了“不正常的”“毫无意义的”社会状况的标记，成了“不适应环境”和“反常”的主观现象的标记。最后，在经验的社会学研究中，“反常”、“反常状态”和“异化”，都有衡量的标准。
乍看起来，“异化”是少数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概念（至少是社会科学词汇）之一。“异化”似乎既可以填补各个社会科学间的鸿沟，又可以消除各种政治隔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异化”概念具有一种普遍性。R.阿龙说过，现在，在文明的工业国家中，存在着一种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基础表示怀疑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是在使用“反常”“异化”的概念中产生的。他甚至把这种倾向看成是当代社会制度的一种“综合性的”倾向。R.沙赫特十分赞同阿龙的观点。他说：“在现代的生活中，不用异化概念加以议论的领域，几乎没有。”
尽管哲学家和神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异化，但是，在用这个词所说的事情上，他们却远远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哪怕是含含糊糊的认识！“异化”被使用的领域十分不同，以至于不可能用异化来说明一种既定的、科学可以研究的当代的社会现象。
说得确切一些，异化概念所表达的似乎是属于工业社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时代精神”的某种东西。如果R.A.奈斯伯特把“异化”说成是启蒙哲学中产生的诸种概念，例如“进步”和“个人”的对立物，那么很清楚，“异化”一般地说就变成了这样的意思：人不再能简单地把世界作为“知己的”（或曰“可以成为知己的”）了。相反，对人来说，许多东西都成了“异己的”，甚至，自己对自己也成了异己的。换句话说，异化所表达的意思是：人，作为个人和社会存在，受到了限制，而且觉得这是“缺陷”。用一句更为慎重的话来说：人觉得自己同社会，同各个集团和组织的关系，同自身的关系，都是一种紧张关系。
W.考夫曼正确地指出，异化概念是表达“人的生活条件或状况的”。他补充说，“异化”并不是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中的特殊现象。
J.H.沙阿则持一种相反的看法。他说：“我们时代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异化日益成为人们用来表述时代特征的词”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如果孤独和隔阂等等继续被看成是不受欢迎的，那么，现代人们所思考的“异化”含义，指的就不仅仅是人的普遍状况了。说得确切一点：异化概念成了批判手段，特别是成了对当代的文明形式、文化形式和对社会、技术等等现象进行批判的手段。批判的标准，即异化的标准，是同人们用以考察异化的哲学的和理论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例如，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看来，“异化”永远只能用革命来消除。所以，对现时代的批判的落脚点，就是彻底改革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常常严格地把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同社会主义中的异化加以区别，甚至根本否认社会主义中存在异化现象。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抱着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然而，他们并不放弃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理想——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并且以此为根据对人的现实生活条件进行批判。抱着积极态度来看待“异化”的哲学-人本学观点，同上面两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有区别的，它不把异化当作批判手段。在A.格伦看来，异化即制度化、机构化或系统化（institutionalisierung），它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条件。因为异化同人的某些本能、活动和需要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异化，或曰制度或机构（institutionen），减轻了人的负担；它能够采用其他的方式使[人的]创造性力量得到发挥。只有制度化或机构化，才能使创造性成为可能。
最后，格伦还把异化概念同“反常”概念做了对比，而且批评了那些使用异化概念的人。他不相信异化可以完全被消除。他说，人们应该把自己限制在对异化现象的认识上，而且尽可能地去改变产生异化的条件，比如说改变工厂企业中产生异化的条件。
强迫性的劳动、技术和自动化、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个人崇拜、消费思想、非人的社会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等等，都应受到批判。“冷漠”“权势欲”“顺从”“犬儒主义”“流浪生活”“政治上的人格主义”“偏见”“占有欲”“精神病”“反常行为”“个人的堕落”“倒退”“自杀”等等，是同“异化”联系在一起和相互制约的概念。从广义上讲，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哲学和神学），对上述现象均持批判态度。
这清楚地说明，“异化”始终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如果社会科学能够发挥哲学和哲学之前的神学在前几个世纪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人们也许可以大致上把异化描述成社会科学的概念。某些社会科学家（由于他们的伟大人格）也许能够发挥这种作用，但是，个别学科的科学水平，几乎是不能发挥这种作用的。那么“异化”到底怎样才能被看成一个“单一的概念”呢？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想谈谈“异化”概念所具有的架设桥梁作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中，[异化]概念能够起到纯粹的结合作用。生活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就像生活在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能够借助异化概念进行对话。借助异化而进行的这种讨论，从方法论上讲具有一种巨大的意义。因为“异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成了人们的话题。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回过头去研究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种种表象。异化状况被看成病态，工业社会遭到了批判，人们试图改变这个社会，这是其一。其二，人们把“异化”看成盎格鲁-撒克逊经验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人们用异化概念去描述、分析和概括人的主观的行为和意识。使用这个基本概念的著述家们，同样也经常援引马克思以及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的哲学家们的言论，例如援引E.弗洛姆的言论；他们通常通过自己对现实状况的理解，来回敬那种对已经揭露过的状况及其变化所做的批判。
因此，在异化概念的论争中，今天不仅出现了不同的思想体系，而且也出现了相互对立的方法论。这一点在他[它]们进行的相互批判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观点为出发点，来批判经验-分析的异化观，认为这种观点把异化概念变成了“单纯的适应[生活环境的]概念”，说这种观点由于把异化概念变成了经验的社会研究手段，这就抹杀（或掩盖）了异化概念的历史联系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图以及异化概念的标准内容。
J.霍尔顿指出，虽然人们用异化概念揭示了各种异化现象，然而，它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够观察到的行为和成文的观点上。异化是“意识形态”，[因为]它针对的目标是现存的社会条件。
霍尔顿认为，人们不是对产生异化现象的原因和社会条件进行研究，不是采用科学方法对异化现象进行监督。因此，异化现象至多只是得到了确认，但却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认识，更不用说加以克服了。换句话说：批判的社会理论（指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译者注）对经验-分析的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指责
，就是异化概念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学中运用的一个很好例证。M.西曼曾经详尽地同批判的社会理论展开了争论。
而经验-分析的社会科学在异化概念上所表述的观点，就是它从方法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按照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基本论点的批判；批判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的历史-哲学观。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的历史-哲学观是“不科学的”。甚至，它并不全部地接受马克思异化观念中的批判成分，相反，它试图从马克思本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异化的论述中提取可以纳入经验-分析的异化理论中的成分。
如果考虑到“异化”概念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思想上的和方法论上的分歧，那么，人们就可以说，“异化”概念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结合的功能。人们当然不能过于乐观。在历史-哲学的社会科学观和经验-分析的社会科学观之间通过异化问题所进行的思想交流，不仅使普通的方法论的进步有了希望（这里说的进步指的是令人满意的概念化和人们对于经验事实所做的理论研究），而且还可以促使“异化”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空幻的论断；这种思想交流，能够加强把异化概念作为“单一的概念”加以使用的趋势，从而也不断地破坏着人们为使其成为“单一的概念”所做的努力。
（1）基本理论
如果要讲理论或者理论基础，就涉及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想要得到的既不是（历史-）哲学体系意义上的理论，也不是自然科学规律的理论。这种概念所讲的“异化”既不是“自我实现的理论”，也不是只有在实验室的条件下才能验证的理论模式；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对社会某些现象进行（历史）分析、说明和预测。因此，这个概念是关于体系上联结在一起的、从经验上看既能得到证实又能被证伪的种种论断的理论。换言之，衡量下列种种思想的标准，应该是一种经验上靠得住的“异化”理论——一种经验的同时又包含着历史的和批判的方面的理论。
M.西曼，尤其是他的《论异化的意义》这篇文章，大大推动了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讨论和关于“异化”概念的讨论。西曼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两项具体任务：（a）对社会学伟大思想传统之一进行更系统的说明。（b）使人们对异化的传统兴趣能经得起敏锐的经验陈述的检验。
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西曼的理论抱负（下面我们还要详细地谈这个问题）。西曼在1972年出版的《异化与职责——“异化”研究总结》中写道：“要创造一种独特的社会指示器，而不是创造种种显示个人的幸福感或失望感、安宁与不满、无用或乐观的综合的指示器。”
西曼所提出的任务的目的，就是使“异化”概念“世俗化”，用西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从思想感情上理解的东西解释成世俗的问题”
。
西曼还认为，应该用“行动者个人的观点”，也就是说，“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谈论“异化”问题。西曼认为，他的基本论点和J.B.欧特的论点是一样的，因为“期望”和“报酬”是他们的理论中心。西曼从社会学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异化”的意义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西曼以马克思和M.维贝尔的论点为依据，认为无权力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能够控制个人的和社会的报酬，不抱很高的期望”；第二，无意义就是“对行为的未来结果的满意预测，不抱过高的期望”；第三，不正常就是“过高地期望必须用社会不能赞同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的目的”，就是规范逐渐地失去了自身的调节力量；第四，人的社会孤独状态，或者人的孤独感，就是“不认为得到社会高度评价的目的和信仰，具有什么报酬价值”；第五，自我异化就是“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得不到报酬”；第六，社会孤独感就是“自己不期望介入一切事务，不愿参加社会生活。最典型的孤独感，是对任何事都抱着拒绝或者否定的情感”。
尽管西曼的上述论点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然而，他的功劳就在于对“异化”概念的历史的和体系的广泛性做了研究，并且给讨论提供了资料。
这里，我们不重述对西曼的批评。然而，涉及“异化”的经验理论形成的重要批评，却应该提一提。M.B.斯科特等人说，西曼所列举的仅仅是“异化”的单个含义，而忽视了这些含义的相互联系。西曼听取了这种批评，并且详尽地回答了这种批评。他认为，他的批评者的意图是想用一个“社会发展的概念”来把“异化”的各种含义相互联系起来，进而得出“社会前提的概念”“统计学的一致性”，最后得出“中心议题的同一性”。
历史的和现代的考察表明，根据最新的认识，“异化”是一个普通的概念，它所表述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状况，在这些社会状况中，个人或集团同各种社会现象是生疏的，或是有隔阂的和有距离的；在这些社会状况中，个人对各种社会现象产生了异化的“感情”或孤独的感情。西曼和沙赫特都把这种情感说成是“异化”概念的实质。因此，人们能够借用“异化”概念，把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中的一定的消极面表述出来。此外，和从前一样，有人是用异化来为自己设想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做论据的。这种意义上的异化就超出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界限。
在说明“异化”的对象并把它加以理论化时，既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或者修正主义）对于“异化”概念的使用，又要考虑到经验分析对于“异化”概念的使用。这两个流派虽然在看待“异化”问题上有根本的区别，但又有某些共同性，因为它们是从不同的方面把“异化”加以理论化的。大家知道，马克思是第一个把“异化”加以理论化的人。马克思的许多学生和解释他的学说的人，继承了他的理论，有的甚至发展了他的理论。同马克思异化理论相一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经验分析的研究中，人们都把劳动中产生的“异化”同（国家）官僚制度的“异化”加以区别。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同经验分析理论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中，进化概念是同这些区别（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例如，E.曼德尔曾把历史和“异化”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早在原始社会中就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宗教的异化；第二，经济异化，“是社会分工、商品生产、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结果”；第三，经济异化以及国家的出现，产生了政治异化；第四，生产工具对人来说作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这一事实，导致了技术异化。这种进化概念，对于“异化”的经验分析理论的讨论，并没有多大益处，尽管这个概念对于“异化”现象的精确表述有好处。
此外，也有一些从具有经验研究倾向的社会科学出发的人，正在致力于“异化”的概念化，以同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尝试相接近。然而，当这些人在“异化”问题的研究中尽最大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中汲取有益的论点时，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却一再明确表示，他们的目的就是充分地发展唯物主义思想，以让“异化”的某些经验表现，在唯物主义思想中也占有自己的席位。最近逝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G.克劳斯，就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他是用不断学习的理论思想来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的活动和劳动学说的。由于这个原因，并且以马克思所做的有关论述为依据，克劳斯把异化分为“社会异化”和“技术异化”。他说：“人的社会异化和人的劳动异化是由于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且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让给购买了他的劳动力的人而产生的。技术异化尽管同社会异化的联系是紧密的，但和社会异化不是等同的。人的技术异化，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被迫进行单一的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被迫服从于流水作业线的节奏，等等。”
（2）衡量“异化”和“反常状态”的标准
虽然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关于“异化”的社会科学文献大部分都带有行为主义的倾向，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提出什么能够把大部分“异化”观念都包括在内，并且普遍适用的标准。一个全面的、衡量“异化”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
于是，对现有的衡量“异化”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人们认为，这些标准，从方法论的观点看，常常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设想。
L.斯洛尔曾经提出过衡量“异化”（“反常状态”）的标准，人们经常使用他所提出的标准。这些标准是这样的：
1.写信给公职人员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对于普通人的问题往往并不真感兴趣；2.现在人们为今天的事就够忙了，哪管得了明天的事；3.不管某些人说些什么，普通人的日子都越来越不好过，而不是好过；4.从现状展望未来，生儿育女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5.现在，人们并不真正知道他们能够依靠谁。
对于这种看法，人们可以赞成或不赞成，或者不表示意见。但是，全部赞成上述五种看法的人，其异化感情就算达到了最高峰。
为了衡量人们对社会所抱有的异化情感，G.内特勒提出了衡量“异化的标准”（共17条）
，其中包括提问题（例如：你喜欢看电视吗？）和论断（例如：生活，比如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后来，内特勒对这17条又做了修改。
同时，他还提醒人们去阅读L.斯洛尔的关于衡量反常状态的标准和M.欧森贝格撰写的衡量厌世的标准。
A.戴维茨在进行感知心理研究时，使用了一种“情感情况调查表”。在这种调查基础上，他得出的论断是：“最符合异化词义的，就是综合病症这个词”。“这种异化综合病症”，“是由五种相互关联的性情构成的：自私、怀疑、悲观、焦虑和怨恨”
。
西曼和他的同事们所使用的、着重于测量“异化”的“无权力”状况的那个标准，比起迄今被称为测量“异化”的工具来，并不具有那么大的普遍意义。这种标准的用途是确定个人在监督和影响各种事件上所抱的期望的大小；这种标准是心理学家J.B.鲁特和社会学家S.里夫兰特提出来的。
西曼和他的同事们，是用“无权力的尺度”来研究各种不同的问题的，首先是研究求知欲和“人的无权感”是怎样相互制约的
；研究参加一个组织（例如加入工会）后，“无权状况”是否更严重了
，这种“无权状况”就是劳动领域中心理“异化”的结果。
J.P.克拉尔克用“合法性”的观点，充实了西曼的“无权力”的观点。他认为，“异化”就是“人的正确作用异化了”，“异化”就是个人想得到的权力同个人应当得到的权力之间的差别。
R.米德尔顿也提出了他的衡量“异化标准”，其中包括六个问题，即“无权力”、“无意义”、“不正常”、“文化异化”、“社会异化”和“劳动异化”。米德尔顿使用这种标准是为了观察某些消极的社会现象（例如，恶劣的教育状况是否同“异化”有关系）。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只有米德尔顿做过这种测验。
（3）对“异化”进行经验研究的两个领域
人们对“异化”问题所做的经验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明显地集中在两个领域：劳动领域（“劳动异化”）和政治制度（“政治异化”）。
关于劳动异化的问题，人们曾经用种种方法进行过研究，提出过衡量它的标准，例如，L.I.皮尔林就提出过衡量“劳动异化”的标准。他给这种异化所下的定义是“无力控制自己的生产活动”。西曼制作了一个“劳动异化指示器”，它可以标示出人们对劳动的看法，指示出这项工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M.艾肯和J.哈克甚至也使用了这种“劳动异化指示器”，他们对劳动异化所下的定义是：“劳动异化反映了一个人对其生涯和职业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反映了他不能完成职业向他提出的工作量而产生的不称心的感情”。此外，G.A.米勒还考察了航天工作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究竟有什么意义。
人们所使用的标准，大部分是同既定的研究对象相符合的；研究是分领域的：I.皮尔林研究大型神经病医院护理人员的问题，祖尔荷等人研究的是13个银行（分行）中的问题，西曼研究的是男性工人的问题，艾肯和哈克研究的是16个社会福利机构的问题，米勒研究的是航天工业中一个大型工厂的问题，C.M.本亚恩和M.D.格里姆斯研究的是小型工厂和企业中的业务管理人员、经理、工人的问题，J.M.西帕德研究的是一个炼油厂和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的问题。
除了对“劳动异化”所做的这种经验研究之外，也有不研究专门的“异化”问题，而是把“异化”作为“远景”或者作为“综合病症”来研究的，R.布劳纳就是一个例子。这种研究所依据的资料，来自一定的劳动过程中出现的群体的一般劳动状况，而大部分资料又是用测验的办法收集来的。R.布劳纳的著名论著《异化与自由》的资料，主要是E.罗波1947年用测验的办法收集来的。它涉及的是美国16个工厂企业中3000名蓝领工人的典型情况。资料是通过详细的问答（问题事先交给工人）方式来搜集的。问题所涉及的一般是劳动状况。在布劳纳看来，“异化”“一般说来是一种综合病症，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感觉构成的：这些条件和感觉产生于工人与社会技术雇佣结构之间的某些关系。当工人不能掌握他们面临的劳动过程，看不到他们劳动的目的和作用同整个生产组织和大工业生产社会的关系，意识不到参加劳动就是个人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的时候，异化便存在了”
。布劳纳认为，“异化”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手段；他要清楚了解的是异化理论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异化现象应当确定，异化原因应当说明。这种看法还包括发现异化应负的责任和解决异化的方法。这个经验主义的派别，力图把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变成对经验主义的“异化”研究有用的东西。这个派别同研究（衡量）异化标准的其他派别的区别就在于：（它）把“异化”看成是多方面的现象，并且深入地研究用不同于异化的范畴（例如，对“劳动持满意态度”）所收集到的资料。此外，这个派别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实际上只有一种（次要的）理想是共同的——改善人的劳动条件。一切历史哲学的和人本学的条件——马克思的改善人的劳动条件的远大目标就是从这些历史哲学的和人本学的条件中产生的——都没有被（这个派别）所接受。对于马克思提出的、在使用“劳动异化”概念中产生的人道主义所做的研究，大大促进了西方关于人的劳动状况的讨论。因为马克思提出了异化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问题，所以，人们必然会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劳动者的主观情感，他们对新闻采访者所表达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劳动异化”情感，或者对劳动表示满意的情感？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结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要对“劳动异化”担负责任？“异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技术化（工艺化）这一东、西方工业社会中都存在的现象中产生的？
异化问题的讨论，对于东、西方科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是有益的。因为，就是在苏联和东方集团的一些其他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最近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劳动分工、专门化、技术化、自动化，等等，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劳动乐趣？甚至，在这些国家里，人们也产生了这样的兴趣：人的满意和不满意心情，是从哪里产生的？人们的业余活动，等等，到底起什么作用？
（4）政治领域中的异化问题
许多年以来，“异化”在政治科学中也有了重要的地位。在这个领域里，正像在劳动领域里一样，人们也正在进行着两种研究工作：测量异化的标准问题；异化的综合病症问题。
衡量政治异化的著名的标准，是D.迪安、J.E.霍尔顿、W.E.汤普森、M.E.欧尔森、M.艾肯，以及W.A.加姆森所提出的“无能为力标准”。最近，A.W.菲尼弗特把G.A.阿尔蒙德和S.维尔巴为其《城市文化》一书所收集的材料中的各种问题，归纳成两个“衡量异化的标准”——“无权力”和“反常状态”。
对“政治异化”所做的经验研究，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看作对选举所做的研究，或曰，这种研究是以对选举进行研究时所收集到的资料为基础的。总之，政治异化范畴，从主要方面看，是一个比在研究“劳动异化”时的那种既定的研究活动还大、还广泛——用社会学的话来说——的统一体。因此，“异化的选举者”就成了选举分析家们词汇中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什么是“异化的选举者”或者什么是“政治上异化的人”的社会特征这个问题上，则众说纷纭。观点上的差别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使用的衡量这种异化的标准不同（例如，用“无权力”来衡量的“异化”不同于用“不正常”、“不满”或“无能为力”来衡量的“异化”），而且还因为“异化”作为概念常常是后来被引进的；“异化”是“政治信任”“政治效果”的反义词，是“厌世”“犬儒主义”等等的同义词。因此，“政治异化”和“劳动异化”一样，都被布劳纳看成是“综合病症”。分析“异化”概念的可能性被掩盖了，或被政治利益搅乱了，异化的人似乎成了政治制度的一种（至少是潜在的）危险，这种看法促进了“激进”和“异化”的同一。或者相反，使用异化是为了对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批评，并且用某种理想的民主来反对这些现象。
今天，人们在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异化”概念的根源，从历史上看有两个，一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哲学和异化学说；二是涂尔干所提出的反常理论。对于现代“异化”概念的内容和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看来首先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传统理论，其次是涂尔干和默顿在研究反常时所阐述的思想。此外，默顿在研究反常时，在方法论上所达到的高度，是现在使用“异化”概念的社会科学家们尚不曾达到的。
对“异化”概念所做的理论研究，今天仍旧处于十分幼稚的阶段。即使能够把经验分析概念上讲的马克思异化理论遗产中的那些不必要的累赘逐步地抛掉，那么，“异化”学说中的那些迄今具有约束力的变种和假想，可能也就没有市场了。“异化”概念之所以令人厌烦，就因为它太普遍了：第一，人们在任何社会领域内都可以使用“异化”概念；第二，“异化”既可以表达客观状况，又可以表达主观情感，而且，两者之间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区分；第三，“异化”既可以普遍地从历史哲学上来解释世界，又可以用来进行经验的和分析的研究。于是，“异化”几乎必然常常成了某种空泛的论断。
异化概念的这种一般化所产生的害处，清楚地反映在对这个词的混乱的使用上，反映在对“异化”的步调不一致的研究中。当然，也不应当夸大这些害处；这些害处不应当导致这样一种结局：仅仅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对“异化”进行理论的和经验的研究。今后的问题，首先是全面掌握情况，即要从历史和逻辑上对“异化”概念进行系统的整理；其次要把人们在“异化”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和论述加以整理。这样，才能够在科学的未来发展阶段上，阐述“异化”理论。D.G.海斯指出，（心理的）语言学可以在阐述“异化”理论上发挥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过的那种关于“异化”的基本理论；我们应当尽可能全面地来考察这一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