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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和弗格森看到了市民社会的道德危机，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些启蒙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马克思在摘录斯密作品时写下很多评注，也多次提到弗格森的《论市民社会史》，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在研究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基础上。梳理两位“亚当”的思想异同，是理解马克思开启的学术传统与18世纪启蒙运动之间关系的必经之路，而马克思对李嘉图及其对于斯密的评价的研究可谓透视这种关系的必要补充。
一、“看不见的手”：启蒙国民经济学的秘密
深受哈奇森和休谟影响的亚当·斯密因《国富论》而名震欧洲，开创了现代政治经济学，而《道德情操论》则使他被看作18世纪最重要的伦理学家之一。他在这两部名著中分别讨论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前者由“看不见的手”支配，后者追求崇高的理念，他们共处于新兴的市民社会中。斯密将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当作人的天性，认为这种自利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是在个人自由的政治基调中论述利我与利他以及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的，这个问题后来在《法学讲演录》和《哲学论文选》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阐述。斯密所论及的关于国民财富的科学和关于道德情操的理论都不仅仅指向今天的经济学和伦理学，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广义人文社会科学，或者说他探究的乃是有道德的、自由的“经济人”如何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市民社会中获得幸福。“按照苏格兰大学中传统的学科划分方法，逻辑学的范围包括修辞学和纯文学，道德哲学则包括法学和政治学”
。可以说，斯密是在道德哲学中探讨法学和政治学问题的，而他开创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斯密等苏格兰学人研究的可谓当时非常有用的学问，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市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斯密认为人具有社会性，这是由人与生俱来的情操决定的。他将市民而非君主视为社会的保护者，认为傲慢的君主自以为至高无上，极力扫除阻碍实现自己意志的障碍，国家成为他们实现意志的手段，因而不能体现公共精神。在他看来，公共精神是市民在现代社会中自觉实现的，作为市民的个人应当成为正义的卫士，需要个人审慎和自我控制，需要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力求规范。斯密在《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法学讲演录》中分别从不同角度论及源自“自然法理学”和“历史法理学”的正义论及其道德基础，即一种德性的正义在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中的呈现样态及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演化
。受自然法理论深刻影响的斯密进一步探究了历史法理论，他看到现实中的实证法几乎从未满足过自然法的要求，因而力图论证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从而将正义和道德纳入可操作范围。
斯密所论之“政治”基本等同于社会，他致力于建构作为社会的政治结构以及个人在一个合理的政治结构中作为市民彼此相处的原则。市民社会的成员依赖彼此的交换，他们其实都是商业社会中的商人，社会治理原则因而必须符合工商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斯密在论述社会运行原则时所用的最著名的隐喻是“看不见的手”，尽管这句源自宗教的话语在斯密的著述中并不常见，但它通常被人们用来诠释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客观上实现了社会利益，这种阐述进一步发挥了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关于个人恶与社会善之间关系的论述思路。“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自利的人为社会利益所做的贡献并非自愿，却是市场交易过程的必然结果。对此政府不应过多干涉，而应更好地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提供保障。斯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工理论，他肯定了分工的社会意义，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亦即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引述《国富论》中的观点并评价斯密的思想，例如：“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社会的最富裕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痛苦，而且国民经济学（总之，私人利益的社会）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
这种讽刺和质疑的笔触在这篇文献中多次出现。又如：“斯密颂扬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也有对道德和人性表示尊重的一面。但这是怎样的尊重啊！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转到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当商业上以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个阶段转到重商主义体系时，商业也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现在连这种体系本身也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
可以说，马克思一开始就从批判视角审视斯密的理论，这种视角在他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述中颇为常见。
当然，马克思深知斯密之于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他和恩格斯在1850年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的《时评》中写道：“一切资产阶级的财产当然都是‘劳动的成果和标志’，这一点亚当·斯密要比我们这些在他以后80年的革命倡导者知道得更清楚。”
在1851年3月写的《反思》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贸易的区分：一方面是实业家[dealers]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资本的转移，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前者靠它具有的货币来实现，后者靠它的铸币来实现；——亚·斯密所作的这种区分是重要的”
。“然而，在亚·斯密上述原理的基础上，整个经济学被蒲鲁东等人愚蠢地简单化了。”
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指出：“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每个笔记本中，马克思都对斯密关于货币、交换、生产劳动、地产乃至心理等的看法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例如：“亚当·斯密说，劳动（劳动时间）是用来购买一切商品的最初的货币。如果考察的是生产行为，那么这始终是正确的（就相对价值的规定来说，也始终是正确的）。在生产中，每个商品总是不断地同劳动时间相交换。”
马克思在肯定斯密的某些观点的同时，明确指出了这位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缺陷，并提出了改进方案。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同样不惜笔墨论述斯密的见解，例如：“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生产情况下，当商品所有者早已变成了资本家，已经熟悉自己的亚当·斯密，并且高傲地嘲笑那种以为只有金银是货币或以为货币根本不同于其他商品而是绝对商品的迷信的时候，货币却又突然不是作为流通的中介出现，而是完全像货币贮藏者所理解的货币一样作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形式、作为唯一的财富出现。”
诸如此类的分析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也很常见。马克思在那里主要质疑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亚·斯密没有区别两种意义上的分工”，“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
，“亚·斯密经常混淆这些极不相同、虽然互相补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互相对立的分工”
，“亚·斯密没有把分工理解为特殊的、别具一格的、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形式”
。在这部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马克思又指出：“我们打算完全不考虑亚·斯密在多大程度上把地租看做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这个问题在这里对我们的研究所以更加无关紧要，是因为斯密把地租看成和利润完全一样，纯粹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即‘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中的扣除部分’。”
在这里，马克思批评了斯密论证剩余价值的思路，指出了其中存在“循环论证”等逻辑悖谬，进而详细阐释了符合工业发展实际的分工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斯密的观点也做了大量评述，例如：“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作用，这种说法在大工业初期遭到罗德戴尔的反驳，在往后的发展时期又遭到尤尔的反驳。亚·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谈。在工具的分化中，工场手工业的局部工人自己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机器的发明中，起作用的不是工场手工业工人，而是学者、手工业者甚至农民（如布林德利）等。”
这些话语具有丰富的实践依据，呈现了基于历史事实的辩证视角。
概言之，马克思认为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
。这是苏格兰启蒙学者的社会使命，他们要以务实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当然，斯密对一般历史原则的建构与其对商业社会特质的阐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是这代苏格兰学人没有意识到的。他“既相信历史发展阶段性又试图用简单和优雅的牛顿式的原理法来解释社会中复杂的现象，最后只能用不同的社会机制和抽象人性的相互作用这种很含糊的方式来解释所谓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这是所有苏格兰历史学派思想家共有的特点”
。关于这些问题，另一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也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
二、在回归古典中重构现代：市民社会的道德语境
亚当·弗格森是出生在苏格兰高地与低地之间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用盖尔语的高地人具有骁勇尚德之风，这种生活环境是弗格森思想发展的最初土壤。弗格森赞赏柏拉图哲学和斯巴达精神，强调民兵的勇敢精神和社群纽带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他的罗马史研究专著《论历史的进步和罗马共和国的终结》一度广为流传。弗格森深知现代工商业发展和市民的道德自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身处市民社会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商业共同体中，但他更多的是以一种源自高地的公共精神批判资本逻辑对人类精神的污染，希望繁荣的市民社会的成员能够保持古朴的人性，不致毁灭高贵的道德情操，从而使文明社会得以持续发展。这种论证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且比较古典。
弗格森时常在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中寻找塑造现代市民社会的公共精神的启示，以此对抗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的社会行为，这与他年少时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接受的古典教育有关。他从维护文明社会连贯性的角度指出：“为了增加财富、人口，人类受到腐败的侵蚀，无法捍卫自己的财产。最终，他们只好受压迫，走向毁灭。我们为了能够使枝干生长，叶子繁茂，把根切断了。”
弗格森强调古朴高尚的精神意志的社会作用，认为这是维系社会发展的根本，资本主义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增长，却败坏了人类的文明。他经常发表意见的场所是爱丁堡的“拨火棍俱乐部”，这个社交团体做了大量的政治鼓动工作，特别是鼓动上流社会的人士积极赞助建立民兵组织。这些民兵组织的职能是保卫苏格兰的安全，但它们大概只能在高地得到认同，因为现代社会需要的不是持剑的勇士，而是由专业化士兵组成的现代部队。
弗格森在古典古代基础上批判了美德在商业文明社会流失的现象，归纳了社会腐化堕落和政治奴役的成因，其中很多观点与休谟和斯密的看法不同。他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危机与“异化”的现实，致力于“古代文明的政治社会学研究”
。市民即文明人，当市场经济破坏人类文明的时候，不如回到古典。弗格森重视整体的社会观念，他在生前再版七次的《论市民社会史》中概括了启蒙运动的社会语境。“在弗格森的一生中”，市民社会“这一词语获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和新的意义，指出这一点很重要：与公民传统相反的是，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作了区分，在私人贸易领域和社会相互作用的个人和政府与法律管辖的公共领域之间作了区分。黑格尔阅读和使用了弗格森的著作，并在弗格森德文译本的帮助下，使‘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念成为德国学术圈的显学，这一事实是思想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
。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直译为英文是“bourgeois society”，这个概念与古希腊城邦社会更接近；将其译为“civil society”则成为一个现代性概念。
弗格森对人的社会性的研究以及对人的斗争天性的研究影响了马克思，例如，“我们应从群体中去看人类，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群体中。个人的历史只不过是作为人类所思所感的一个细枝末节而已”，而“个人、社会都肩负着自我保存的重任，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这些利益的不同导致了妒忌和竞争”
。弗格森意识到纯粹理性的限度，为此以感性思维考量政治的特征。当休谟试图将政治“简化为一门科学”，通过严密的哲学论证和清晰的逻辑推理，使政治实践从前后矛盾、思维混乱的日常琐碎中挣脱出来时，弗格森则强调“不能把政治简化为一门科学”，而要将其上升为一种自觉而博识的实践，以免只是津津乐道于某些学术成就，却很少应用这些学术成就来增进政治才能。还要指出的是，弗格森以权力平衡的方式维护自由的原理，提出了启蒙时代的平等主义、自由主义主张。“在每个国家中，国民的自由取决于国内各部分的均衡和协调一致。而在人类中，任何这种自由的存在都取决于各国间的均衡。”
弗格森认为建构合宜的政治制度是一件大事，于此人们的权利关系和处事方式将得到规范化，政治制度的有益程度基于其对国民安全与幸福所做的贡献、国民的适应性、对宪制的适应程度以及相关外在环境。在他看来，市民内心适度的不安和政治生活适度的波动都有益于文明发展，社会冲突导致社会变迁，促进社会文明和政治自由。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德国意识形态家不重视物质生活基础时指出：“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这里所说的“市民社会史”正是由弗格森专门论述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多次肯定弗格森，或以弗格森为例批评斯密，因为弗格森从关系角度分析了社会分工，关心分工中存在的冲突问题。例如：“亚·斯密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曾专门颂扬分工，但后来，在最后一篇论述国家收入的源泉时，他又偶尔重复他的老师亚·弗格森的话，谴责了分工。”
“亚·弗格森曾说明分工的有害后果。作为弗格森的学生，亚·斯密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头就专门把分工歌颂了一番，只是顺便地提到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只是在第五篇论述国家收入时，他才重述了弗格森的见解。”
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对弗格森的肯定非常明显，“弗格森明确地把‘隶属关系’看作‘各种技艺和职业相互分离’的结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等等[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他“把这种工业民族同古典古代相比拟，但是他同时强调指出，奴隶制是自由人的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的基础”
。可见，马克思欣赏弗格森，主要因为弗格森对资本和劳动力对立等社会冲突的论述。而斯密认为个体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能实现社会普遍繁荣，这种观点基于启蒙理性主义原则，公民道德养成和社会治理旨在实现个人利益，这与强调平等主义原则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传统显然有价值取向层面的重要差别。
三、马克思与启蒙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马克思通过对当时生产生活领域的理论关注与实践考察，实现了对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超越。他看到斯密没有关注经济活动中呈现的社会关系，而这正是他的政治哲学研究得以茁壮成长的土壤。当谈及斯密对马克思的影响时，有必要引入李嘉图对斯密的关键评述。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内部来看，李嘉图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崭新的内容，即创造和评价商品价值的要素是一般劳动，进而实现了古典经济学的革命性突破
。李嘉图对资本逻辑做出了具有唯物主义特质的阐释，他不从任何理论假设出发，而将研究视野投向稀少的社会财富，在丰富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分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差别，甚至谈到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被马克思认为具有“科学上的诚实”。
在《哲学的贫困》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开端，马克思就将李嘉图与黑格尔并列论述：“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之父”是威廉·配第而不是亚当·斯密，因为威廉·配第指出，价值就是劳动，价值量就是劳动量。斯密的理论出发点是超国界的，他希望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适用于一切时代。马克思认为，这显然是超历史的，而一切超历史的理论都不能提供研究历史的钥匙。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启蒙国民经济学家时，明显地表露出对他们的道德理论的历史前提和现实有效性的不满，而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
。当然，马克思看到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分析框架中同样没有意识到工人有意识的抗争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这个台阶是由马克思踏上的。
马克思对弗格森的赞赏并非出于对古典公共精神的肯定，而是出于弗格森强调个人抗争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提出了“需求的多样性”和“上层建筑”概念。“弗格森关于分工的大部分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后来讨论分工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也明显把弗格森当作自己观念的一个来源。”
正如前述指出，马克思重视弗格森的分工理论，并以其分工理论来衡量斯密分工理论的得失。“亚·斯密指出：如果从一方面说分工是人的才能的自然差别的产物和结果，那么，人的才能的这种差别在更大程度上是分工发展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斯密仿效了他的老师弗格森。”
“亚·斯密在论述分工的那一整篇中，基本上是仿效他的老师，甚至常常照抄他的老师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贝尔吉埃先生译，1783年巴黎版）。他的老师认为：处于野蛮状态的人喜于游手好闲。”
马克思援引《论市民社会史》中多处关于分工的论述说明：“弗格森也认为‘把一物∙∙∙同另一物相交换的要求’是逐渐使人们‘不知不觉地细分他们的职业’的条件之一，不过他没有像斯密那样片面地把它看作唯一的原因”
，“弗格森与斯密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尖锐、更明确地揭示了分工的消极方面”
。马克思还指出，描绘分工的有害后果的勒蒙泰在19世纪初就提到过弗格森的观点，“在勒蒙泰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从中可见马克思对弗格森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分工理论的赞赏。
马克思在批判苏格兰启蒙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汲取其中的现代文明观念和唯物主义基础。他看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在19世纪的实际境遇：当资本逻辑愈益加深，工人的劳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占有的时候，穷人与启蒙思想渐行渐远。因为启蒙思想家描述的未来是他们在疲惫的劳作之余看不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研究推至批判的向度，并在政治哲学语境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形成了一种基于德国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的生活境遇，体现了卓越的价值立场。今天，探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需要重审苏格兰启蒙政治文明观念，避免将苏格兰启蒙思想的鲜明特征只用来描绘反启蒙运动的轮廓。因为“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威廉·罗伯逊、约翰·穆勒和亚当·弗格森是欧洲思想传统的微妙门徒，他们对一系列启蒙文化颇为熟识”
。尽管马克思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启蒙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但他确乎从中确认了批判的资源，他对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和阶级体系的赞赏则表明，他研读古典政治经济学时看重的乃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资源。
回顾20世纪以来人类政治生活的历史进程，我们应当看到无视“常识”的乌托邦思维将人类引向虚无的境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政治实践的巨大挫折才促使人们返回到苏格兰启蒙学派。除了政治实践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的道德后果问题也是苏格兰学派受到日益关注的重要因素。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机制给个人带来的德性败坏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宏观后果，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愈演愈烈，让人担忧。而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此早就有自己的思考。”
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人性常识的现代文明观念，既要看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构建的合法性原则，也要看到马克思在辩证汲取启蒙思想之后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当性立场。汲取欧洲启蒙思想精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构建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治理体系，乃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时代条件下使之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