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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周刊》第276期（1923年4月6日）上刊登了沈乃正（清华学校1921级）自哈佛大学寄给清华周刊社的“留美通信”，向清华学校学生介绍哈佛情况。从信中可知，沈乃正于1922年9月后由印第安纳大学转入哈佛，学习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
当时在哈佛的中国学生约62人，其中修读政治学和国际法的清华学生8人，即曾中毅、钱端升、陈复光、甘介侯、刘驭万、杨宗翰、游嘉縠、沈乃正
。此外，先后在哈佛学习政治学的清华毕业生还有马国骥、何杰才、秦振鹏、浦薛凤、张忠绂、吴之松、金通艺、缪经田、王赣愚、张国安等。王化成也曾在哈佛研究国际法一年。除了清华学生，还有不少其他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学习政治学，如吴之椿、雷沛鸿、孙寒冰、崔书琴。限于资料，对于他们在哈佛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尚不能有较多了解，这里只能依据有限的资料，对后来执教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浦薛凤、钱端升等在哈佛期间的学习情况略作介绍。
钱端升在《我的自述》中简要提及他的留学经历：
1919年获官费赴美留学，第一年我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学，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就读于密执安大学政治系，旋去哈佛大学，所学各课属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偶尔也旁听哈佛法学院的一些课目。1922年1月我完成硕士课业，同年6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11月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业并通过了各种考试，并于1924年夏获哲学博士学位。自1920年9月初进哈佛到1923年12月初离去，在哈佛共三年两个月。其间，除暑假在佛蒙特州立大学学习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外，1922年春又赴华盛顿数周在国会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向参众两院的书记长和若干委员会的主席请教国会委员会的权力与进行工作的具体情况，以便较好地完成《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这一博士论文。这三年又两个月确是我一生学习较顺利，较有成就的一段时期。结束哈佛的学业后，藉校长罗威尔（即A.L.Lowell——笔者注）先生的介绍函柬，我漫游欧洲各国半载有余，就教于英、法、德、奥某些宪法或政治学教授、学者，访问了各国议会议员和工作人员，同时熟悉了某些大图书馆的情况。1924年5月，结束了近五年的游学生涯，东返祖国，元月初抵达上海。
恰末尔·约翰逊指出，钱端升的博士论文体现了他的知识取向，“他对议会中诸委员会的研究是法律的与制度的，这是1920年代学院政治学的一般特征。钱的论文着实显示他对代议政体和议会民主的赞赏”。 [1] 上引钱端升的自述则显示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至少有部分是建立在对于议会委员会实际运作的调查基础之上，而这正好符合洛厄尔所提倡的政治学研究必须着眼于政治制度在实际中的运作与实行。在哈佛期间，钱端升发表了《人的政治权利存在继承吗？》《言论自由》《国会中立法的附加条款》《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的贸易法庭》《托马斯·哈特·本顿和公共土地》《詹姆斯·哈林顿》等论文，表明他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的问题是较为广泛的。
浦薛凤1921年秋入翰墨林大学，插大学三年级，以政治学为主科，哲学为副科。1923年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先后选读的研究课程有威尔逊的“国际法”、麦基温的“政治思想史”、何尔康的“近代政治思想”、孟洛的“市政府”，另有一门“美国宪法史”。1925年冬季，浦薛凤完成硕士学位，接着继续选课深造，并在何尔康指导下，研究瑞士联邦制度的特点，颇有收获。但他念及双亲年事渐高，希望独子从早回国，乃于1926年暑假亦即游学规定五载期满时，放弃博士学位，绕道欧洲回国。
对于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其他学校研习政治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因资料所限，这里只对后来执教清华政治学系的张奚若和萧公权两人的学术经历作重点介绍。1913年7月，张奚若以陕西省官派留美学生的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1917年获法学士学位。这年秋天，他到德国科隆大学进修，同时继续攻读哥大硕士学位，1919年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无意于博士学位，和金岳霖、徐志摩等转赴西欧。在哥大，张奚若和金岳霖都在邓宁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班上。
金岳霖着重选了两门课，除了邓宁的“政治学说史”，还有比雅德的“美国宪法”，而使金岳霖发生了最大兴趣的是政治学说史，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邓宁指导下，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家格林的政治思想。他们还选习拉斯基的课程。金岳霖说，当时Charles A. Beard和Jame Robinson“不满学校的陈旧办法，在市中心设立了一所研究社会的新学校。这个学校请了三位英国人来讲学。第一位是最年青的，已经在哈佛大学讲学的拉斯基。他可能比张奚若还小一岁。可是，张奚若非常之佩服他。第二位是从英国请来瓦拉斯（Graham Wallas），费边运动中心人物之一。……最后来讲学的是拉斯基的老师巴克（Earnest Barker）。”
张奚若当时写了一篇《主权论沿革》，后刊登在张奚若、金岳霖等人创办的《政治学报》创刊号上。在《政治学报》创刊号上还有张奚若的两篇书评，分别是评述狄骥（Leon Duguit）的《公法界之大革命》（
Les Transformations du Droit Public
）和拉斯基的《政权性质论》（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
）。之后张奚若又在《政治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关于施达勒布拉（W. T. S. Stallybrass）的《国家社会》（
A Society of States
）的书评。《主权论沿革》和这几篇书评关注的都是主权问题。张奚若写作这些文章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其时，国家主权理论正受到“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前所未有的挑战。主张“政治多元论”的代表人物为法国的狄骥，荷兰的克拉勃（H. Krabbe），英国的拉斯基等。“政治多元论”和主权理论是当时政治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中国有些留学生也对其产生兴趣，甚至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
就个人的立场来看，张奚若倾向认同“政治多元论”。张奚若说：“主权论肇源于亚里士多德，发达于布丹、卢梭、奥斯定，而受死刑于狄格、拉斯克。……盖自法兰西革命以来，主权为国家公意之说，风驰电掣，为世界民权发达之根本哲理。今虽弊端百出，势力大失，而其历史上助长民权之功，自不可没。政论非一成不变者也，国家不能作非之主权论，不能适用于今日，亦犹朕即国家之说，不能见容于十八世纪中也。”
张奚若对“政治多元论”的同情可能是因为受了拉斯基的影响。此外，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是实验主义的大本营，而邓宁教授又主要是从历史与制度的路径研治思想史。置身于这样的学术思想氛围中，张奚若对“政治多元论”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而萧公权对“政治多元论”则持批判的立场。
1920年夏，萧公权自清华毕业，遂留学美国，入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主修新闻，一学期后转入哲学系，在萨拜因（George H. Sabine）
教授的指导下，撰写关于多元政治理论的硕士论文。用了八个月，写出长约两万字的《多元国家的理论》（
The Pluralistic Theory of the State
）。1923年6月得硕士学位。之后，入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康乃尔大学哲学系（亦称塞基哲学院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是当时美国唯心论的重镇，主讲的教授都是唯心论派的著名学者，他们远宗黑格尔。谷徕滕教授（James Edwin Creighton）年事最高，声望最著。萧公权选修了他指导的“形上学”研讨课程（Seminar in Metaphysics），并旁听他的“哲学史”课程。使萧公权受益最多的教授是狄理（Frank Thilly）、韩莽（William Hammond）和阿尔比（Ernest Albee）。狄理和韩莽都曾留学德国，前者专精伦理和政治学，后者擅长美学和希腊哲学，阿尔比的专长是形上学和英国哲学。萧公权到康乃尔的主要目的是跟随狄理教授专研政治哲学，因而以哲学为主修系，政治为副修系。他选修了政治系教授恺德林（George E. G. Catlin）指导的近代政治思想研讨课程。1924年夏，萧公权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经商得主任导师狄理教授的同意，继续研究政治多元论。1925年6月，萧公权获得博士学位。
萧公权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
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经恺德林教授介绍，由伦敦奇干保禄书局（Kegan，Paul，Trench，Truber ＆Co.，Ltd）出版，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与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译本、罗素的《物质的分析》等80多种名著并列，后来又被英国牛津大学指定为“当代巨著”（Modern Greats）课程的必读书籍。据称，“书既刊布，论者皆以为斯乃中国于西方思想之首次贡献，作者不仅遍览多元运动（Pluralistic Movement）之文献而加评断，且能超脱西人固有之偏见而立论，二者皆为前人所不逮。当代政治学大师拉斯基（Harold J. Laski）尝推许是书之学理与魔力均极雄浑，堪称政治学界五年来之所仅见。抑有进者，此书文笔之优美，益令西人惊异不置，巴尔（F. S. Barr）教授甚称此作之简明流畅，而伦敦时报文学副刊更推许备至曰：此书虽为中国学者之作，然其文笔一如欧人，萧教授精谙英国文字，一如渠所研覈之西方思潮。如此推许，当代中国名学者中，殆不多见。”
其中以《哲学学报》（
Journal of Philosophy
）和《美国政治学评论》上所发表的书评最可以说明它当时在美国哲学和政治学界的反响。前者认为《政治多元论》一书“极具启发性，值得所有对政治学说有浓厚兴趣者的注意”。后者称许该书使现代政治思想中引人注目的政治多元论在逻辑和实行两个方面受到彻底而全面的检验，为那些承认政治多元论在某些方面为政治思想作出重要贡献但并不认为政治多元论如其所宣称的可以摧毁传统国家主权论的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揭示了政治多元论所存在的理论混乱、武断与自相矛盾之处，展现了严密的思维、有力的论证和令人欣慰的公正。
[2]
国内学界对其也有好评。杨宗翰认为，“著者博览群言，深思有得，故其所言，思想缜密，文词畅利，自成新说，非剽袭成者，抑胪举事实以成篇者，所能望其项背，故杰出之作也。”“著者不囿于一派之言，上下古今，自成一家言，其所云政治一元论、经济一元论、合于伦理思想之政治一元论等说，均可谓为详阐前人之所未详，精辟独到，得未曾有。”
张鑫海称赞该书是当代中国学者能在欧美类似作品中拥有一席之地的了不起的成就，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作者运用外语和大量分析技巧来讨论西方思想的能力确实令人惊叹。他还称赞作者拥有广泛的知识，对政治理论、哲学、法学、经济学以及西方各种不同政府的政治运作情况都十分在行，因此他对事实的整理时常是那些纯理论家所不能及的。
[3]
该书是站在唯心论立场批判政治多元论的，萧公权在书中提到他要特别感谢狄理教授教他哲学理论与方法，对他的研究给予持续的鼓励与指导。
[4]
然而这种唯心论立场在一些评论者看来似乎走到极端。Ellis指出，萧公权在拓展政治概念想给它确定真相的尝试中走到了另外的极端，以致不能从抽象的法律概念中摆脱出来立即转向社会的和伦理的概念，因而令人困惑的是他对国家和主权的界定，就像那实际存在的国家和主权，究竟是什么。
[5]
杨宗翰也指出，“今日多元论之不可得而废，正如中世纪二元论之不可得而废也，黎民之意趣如斯，固非政论家之空论所可左右者……著者谓政治多元论乃合抽象之政治一元论，与抽象之经济一元论，而为真实之政治一元，抑合于伦理思想之政治一元论也，著者折衷群言，自立新论，一主于平正，固堪倾佩，独恐其未必然耳，阿里多德之说，真乃合于伦理思想之一元论，故曰国之的，在止于至善，试问今人能从此玄论否乎哉？”
张鑫海则说萧公权站在唯心论立场上，却将一些外面的成分带进唯心论中，导致他陷入一些纠缠难辨的模糊境地。
[6]
其实，赛基学院虽远宗黑格尔，但并不墨守师法，萧公权在唯心论中掺入其他因素，当也符合赛基学院的精神。何况，从他的《政治多元论》中尚可看到其硕士导师萨拜因关于政治多元论研究的影响，如他们都认为政治多元论与一元论不但不是互相对立的，而且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之间的分别不过是表面的。
[7]
萨拜因注意政治理论的实际验证，而萧公权也并非完全忽视政治实际，Ellis和张鑫海在书评中也都提到这点。研究拉斯基政治思想的学者施尔斯屈（Bernard Zylstra）认为1925年拉斯基出版的《政治典范》（
Grammar of Politics
）为拉氏政治思想自多元论倾向“集体论”（Collectism）的转折点。汪荣祖认为拉斯基的转变与萧公权对政治多元论的批评有关。
而另一种解释也是可能的，即拉斯基除了赞赏萧著的才华与魅力之外，大概还在于萧著对多元论的“同情了解”与拉斯基攻击主权论著作中注重历史叙述有着某种相契之处
[8]
。
博士学位论文是留学生在留学阶段学习与研究的最终成果。从清华留美学生的博士论文选题来看，大体上涵盖了政治思想与理论、政治制度与行政、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关系等方面内容，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题目涉及中国的政治、政制与行政、政治思想、对外关系。中国学生研究中国问题，有一部分是因为考虑到以后要回国服务，或者是出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如李惟果的“现代世界政治下的西藏”，张忠绂的“英日同盟”，林同济的“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刘师舜的“治外法权的兴起与衰落”等。
[9]
有些则因为指导教师的意见。据说，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因对系主任克尔文（E. S. Corwin）所授的“美国宪法”特别感兴趣，所以选定了“美国宪法中之总统”（The Presidency in the U. S. Constitution）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但一年之后，克尔文认为这题目其他同学也可以做，而中国政治思想则乏人问津，于是他和其他教授商量决定吴的博士论文改做“中国政治思想”。
同在普林斯顿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道维，其博士论文也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题为“The recent political ideas in China”。这样的选题或许也是出自克尔文的建议。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清华留美学生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人数基本上集中在19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这段时间里。在1925年之前总共才有9人获得博士学位，而1925—1937年间则有26人获得博士学位。这期间的博士论文比较趋重行政管理以及国际政治的研究，这和美国当时政治学发展的趋向是比较一致的。 [10]
这些博士学位论文有的以抽象思维和理论思辨见长，如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有的以史料知著，如沈惟泰的论文《1839至1860年间中国外交政策》，取材于当时甫经发表的清宫档案“夷务始末”等第一手史料。该文在中国外交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学术地位，在蒋廷黻的《中国外交史》未出版以前，沈著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
有的则以实证研究结合制度分析取胜，如陈之迈的博士论文。陈之迈在哥大研读的专业为公法，很可能师从麦克本和罗杰斯，他并不满足于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对英国国会“委任立法”制度注重实证研究，为此曾在哥大图书馆的地窖里消磨了一年多时间，阅读英国国会的议事记录。
该论文受到治市政及行政法极精的伊利诺大学教授费尔利（J.A.Fairlie）的注意，他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同时评论陈之迈的这篇关于英国“委任立法”（delegated legislation）的论文和另一部同类题材的西人著作。虽说陈之迈还是不大成熟的学者，但指出在资料征引方面较后者完备。
[11]
留美学生在求学期间还组织了一些政治学术团体，旨在研究政治学理和实际政治问题，交流思想以及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关怀。
当时美国有两大著名的政治学学术团体。其一是1880年创立的哥伦比亚政治学会（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该会宗旨是“从事政治科学研究，力求学以致用，以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12] 学会出版的《政治学季刊》（ Th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财政、统计、管理、社会、历史等许多方面。而1904年成立的美国政治学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则旨在促进政治、公法、行政管理和外交的科学研究；对任何实际政治问题不持党派立场。 [13] 其会刊《美国政治学评论》（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的内容不像《政治学季刊》那样宽泛。可见二者的旨趣和研究范围有别，前者可能较多的继承了欧洲的传统，视政治学为复数的“政治诸学”，或者是伯吉斯的比较政治学的宏伟计划的体现；而后者则反映了政治学学科专业化的意图。这两种政治学学术团体是中国留美学生组织同类学术团体的主要参照。
1918年11月9日，一些留美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学社（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随后发行《政学丛刊》（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政学社纪事》对该社的成立与活动情形有如下记载：
留美治政学者（本社以政学名，包含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学，非狭义的政治学politics之谓也）日愈众，而无一学社以交换知识，无一学报以发表言论，此留美学界政学诸子所引为大耻者也。同人等用是不揣冒昧，于民国七年十一月九号开第一次会议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馆。是日实为政学社诞生之期。……成立以来，月开常会一次。除会员（共五十余人散处各大学）自由择题讨论外，并先后柬请中外名儒如精奇博士、隋里格门（哥伦比亚大学财政学教授）、摩尔（哥伦比亚国际法教授）、西培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李佳白、汪精卫、伍梯云诸先生莅社演说。……今复印刷丛刊，公诸国人，此本社成立后之略史也。
该社“专以研究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学等为宗旨”，“其立言以讨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等科原理为旨趣，不主偏激议论亦不涉党争臭味”。社员分名誉社员及通常社员二种，每月开研究会一次。《政学丛刊》年出四期，由纽约中国政学社编辑兼发行，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目前可见六期，此后是否停刊不详。就这六期的内容来看，确如其宗旨所云，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方面，而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则是其关注的重心。作者主要有陈茹玄、吴之椿、彭丕昕、卢锡荣。后来担任清华政治学系主任的吴之椿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德国之新政府》《德意志之新宪法》《俄国中央劳农政府之组织》《中国之时局》等四篇文章，其中前两篇是翻译美国学者西泊（Shepard，W. J.）的论文。
同时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习政治学的张奚若、金岳霖、徐志摩和部分已经回国的留学生则创办了《政治学报》。《政治学报》第1卷第1期出版于1919年12月1日，第2期出版于1920年8月1日。编辑者为位于北京南池子的政治学报社，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政治学报社的社员是：王伯衡、王徵、朱中道、朱经、沈沅、金岳霖、陈淮钟、陈达、徐志摩、张奚若；编辑干事为万兆芝。1920年3月5日，张奚若在致某君的一封信中谈到《政治学报》：“《政治学报》第一期本不见佳，再加《国际大同盟论》及《中国政治道德堕落之原因》二文，自是愈弄愈糟。而中华书局又要省钱，不肯登广告，销路自然不会好。”信中还提到他大概6月初间就要离开纽约，沈星五已于3月24日赴德国留学去了。
此信透露《政治学报》处境困难，一因发行不好，二因他们这些社员正在各奔东西。因此，《政治学报》刊完第2期后，大概也就停刊了。
《政学丛刊》与《政治学报》的旨趣和研究范围有所不同。蔡元培当时就注意到二者的区别，他在为《政学丛刊》作的《题词》中写道：“余方读张奚若、陈淮钟，及金、范、王、朱、沈诸君所发行之《政治学报》第一册，而聂君以《政学丛刊》之第一期要目见示，余不知《政学丛刊》记者与《政治学报》记者，是否有学派之异同，惟姑取两杂志第一册之目录而比较之，似《政治学报》以有关政、法诸问题为限；而《政学丛刊》，如军国民教育、平民政治与教育、妻妾制诸篇，兼含有改良社会之旨趣。两杂志范围广狭之别，其在斯欤？”
通过比较《政学丛刊》的六期目录和《政治学报》的两期目录，蔡元培之所见不无道理，但是差别也不是很大，二者都以政法问题为主。
《政学丛刊》的英文名称是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政治学报》的英文名称则与哥伦比亚政治学会的学术刊物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的名称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两种刊物的英文名称中都一致使用“political science”而不是“politics”作为“政学”或“政治学”的对译名词。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的创办者都更加认同正在美国兴起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而疏离了与伦理、法律、哲学等学问相含混的传统的政治学（politics）呢？
上述两个留学生政治学术团体存在时间似乎都不长。1923年夏，“留美中国学生开东部年会时，有多数政治学科学生，以为研究政治学理与问题，有待于学术团体之组织，乃集合同志，详加讨论。佥以为组织政治学会为不容缓，当即制定章程，发布宣言”，并于同年9月14日正式宣告成立“留美中国学生政治学会”。章程规定：该会宗旨为“研究政治学理，讨论政治问题”。会员：“留美中国学生研究政治学科，或对于政治学科有兴趣者，经会员委员会之审查，皆得入会。”组织：设一总会，会长、副会长、书记、会计各一人；总会下分东中西三部，各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会计各一人。总会和分部职员皆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会长总理一切会务。出版：“本会以研究所得，暂出中文年刊一种”。
至于该会成立后的活动情况，未见资料记载。
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写道：
留学目的在使国内学术独立，则出国者当以研究学术为最重要目的：研究学术而有成功，第一要研究者对于某种学术有热烈研究的自动动机，第二要研究者对于该学术有相当的基础，第三要研究者了解国情能应用所得改进国内学术。清华设立，既以培植留美预备人才为目的，凡入清华者只能在清华高等科毕业，俱要留美，故选择留学科目尚常常发生问题（散见于清华周刊之论文及通信中）。当然说不到对于某种学术有热烈研究的自动动机。而且该校留美学生，除考送者外，均由该校中等科升迁而来，因该校为实现其目的而使一切美国化之故（曾到该校者大概能实际感触及此），在国内既不曾受深切的国家教育，自难说到对于国情有深切的了解（该校毕业生之留国运动即足为此言之证）。而匆匆数年高等教育，要说对于某种学术有适当的基础，亦是事实上之难能（该校毕业生至美仍受大学教育二年三年不能入研究院，即其明证）。该校学生对于出国研究学术之三种要素都不具备，而每年照例派遣前去，遂致造成许多不中不西的人材，于国计民生的裨益实少。
就清华留美习政治学者来说，事实是否如此，除了本章的初步验证，在以下各章中还将继续验证这个问题。
[1] Chalmers A. Johnson，“An Intellectual Weed in the Socialist Garden: The Case of Ch'ien Tuan-sheng，”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6, Apr. - Jun., 1961, p. 31.
[2] “Political Pluralism,”reviewed by Ellen Deborah Ell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xxii, no.3, August 1928, pp.776-778.
[3] “Political Pluralism,”reviewed by Hsin-hai, Zhang,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xii, no.2，April 1928, pp.334-337.
[4] Kung Chuan Hsiao, Political Pluralism ,“Pref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Inc., 1927, pp .vii-viii.
[5] “Political Pluralism,”reviewed by Ellen Deborah Ell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xxii, no.3, August 1928, p.777.
[6] “Political Pluralism,”reviewed by Hsin-hai, Zhang,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xii, no.2, April 1928, p.336.
[7] George H. Sabine, Pluralism: A Point of View,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xvii, no.1, February 1923, pp. 34-50.
[8] 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John L. Stanley说拉斯基在其早期著作《主权问题的研究》（1911）和《现代国家中的权威》（1919）中表达其政治多元论主要观点的论述是讲述历史的。见Stanley为H. J. Laski， 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一书所作的《导论》第9页。
[9]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 , compiled by Tung-li Yuan（袁同礼），Washington, D. C.: Sino-American Culture Society,1961. 林同济的论文题目在该书中写作“Chinese expansion to the Northeast : methods and mechanisms”。其中，“Chinese”疑为“Japanese”之误植。见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10] 参见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11]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xxvii, no.6, Dec., 1933.
[12]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iii, no.1, Feb.,1909.
[13] “Constitu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at its second annual meeting held at Baltimore, MD., Dec. 26 to 29, 1905. Wickershaw Press, Lancaster, PA., 1906, 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