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改革开放时代的儿女们如何消化和书写他们的时代？

这一次选一个小切口，看看年轻作家和他们的时代。“凤凰网·读书”曾经做过一个“六十年家国系列”的专题。其中，关于“国家阅读史”有一篇《六十年语文课改与国家变迁》观察到：“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这一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有关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这篇六十年语文课改史举了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做例子：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这些课文依次是：《水电站电灯电话电视机电的用处大》《水稻小麦棉花花生今年又是丰收年》《老师学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新村里，人人爱学习，个个爱劳动》《太阳地球月亮人造卫星我们住在地球上》《年月日时分秒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二〇〇〇年》。不仅如此，课文篇目里也出现了《小猫钓鱼》《乌鸦喝水》等中外经典童话和寓言。在随后的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为什么要从教材改革说起？只是提醒大家注意，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孩子们，即便有的生于改革开放时代之前，但他们的学校教育正是思想解放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回归、复苏和重建之时。而且，1970年代前期，我们从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等也能发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应该是他们和前辈作家完全不同的人生起点，他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整个生命成长都是在改革开放不同的历史阶段展开。虽然他们可能如生于1970年的魏微所说：“像所有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安静地生活，无知无觉地成长。上学，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子，慢慢地负起责任来。一切枯燥之极，也偶有抱怨，也偶有抱怨，因为辛苦，劳累，为千百年来就存在的道德感所约束着。”（魏微：《关于70年代》）但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时间”又一次开始了。

干脆接着选魏微的成长做样本吧。2002年，魏微连续在《青年文学》发表了“我的年代”系列。在她的记忆里，“70年代的日常中国，一切都是混杂的，泥沙俱下的”，但“日常1976”对于“魏微们”而言，“那一年也不过才五六岁，是个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上大班，她梳着羊角辫，穿着及膝的花布裙子，一蹦一跳地走在父母中间。”（《日常1976》）2001年，魏微31岁，她把这些童年记忆写进她的《一个人的微湖闸》。

“魏微们”的20世纪80年代，“就像夏日的农贸市场，充满了各种奇怪、不相干的尖叫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走走停停，心存很多幻想，可有时也是茫然的。”“而这一代的少年呢，他们正在安静地成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活泼向上的年代，每天都在生长，正如‘日新月异’。”“1984年的风气已经很开放了”。（《成长1984》）“1988年来了。”这些改革开放时代的孩子们应该是1988年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涯。如果上中专或者中师这些“准大学”，则更早，1988年，他们毕业了，大多数回到出生地的小城小镇工作，也有运气好的留在大城市里。“从前，这一代的孩子也是老实巴交的，听话，温良，顺从，如果时代不变迁，他们大抵是还会如此这般的。可是这中间经过缓慢的成长，革命，旧思想的死与衰亡……一下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种新思潮来到了80年代，卡夫卡、萨特、康德和叔本华……挤满了中国青年略嫌单纯稚嫩的头脑。他们不满足了，开始反思，批判。”“崔健就这样传至1988年我的家乡小城。”（《1988年的背景音乐》）魏微阅读记忆里还有金庸、琼瑶和三毛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和我的记忆是重叠的。因为初三复读，生于1968年的我，1988年9月开始读大学。写这篇文字，查了当时我的借书证——那时南京师范大学的借书证是红色塑料封面的小本子，我借的书除了魏微说的这些，还有《重放的鲜花》、再版的民国出版物以及同时代当红作家的作品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文系很多学生都有一本，厚厚的一本。貌似不是为了看，只是为了有一本。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看了崔健的现场演出，应该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全国巡演的“南京站”。魏微说：“我是在很多年以后，开始写作时才发现这一点的。那就像偶然推开了一扇门，发现里头的房间构造、家具摆设、气味、人物都是自己熟悉的；亦或是误入一条交叉小径，起先是茫然的，可是顺着它的纹理走下去，却别有洞天，越来越自由。”比魏微更年轻的作家孙频也说过：“我们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的变革，虽然貌似与我们无关，但其实我感觉这个东西是我一直都没有消化掉的，所以有一天会写出来。” （《通往文学之路》，《青年文学》2002年第4期。）

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同此炎凉。网络上有许多超出疫情本身的讨论，甚至争辩和激辩，很有价值。自然地，有讨论就会有立场、观点、表达，以及立场、观点、表达的共识和分歧。往往是，我们很看重，也很容易看到不同代际的差异性，甚至分道扬镳，彼此撕裂。我们并不否认代际观察先天的局限，也不否认每一个代际都会有出“代”成“个”的独异者，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经验往往来自代际体验的合并同类项，比如像有人提出改革开放时代出生的年轻人如何认识改革开放的问题，这其实预先假定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此问题上出现了不同前辈们的新动向。

事实上，这个问题具体到当下文学书写上同样值得观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这代年轻人不同，从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陆文夫等到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格非、迟子建、毕飞宇、麦家、东西、艾伟等，他们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他们书写改革开放时代都有过去时代的经验做参照系，所以，他们写改革开放时代，自然而然地也都从过去时代的历史逻辑向下生长。而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们，如果也要建立过去和他们时代的历史逻辑，则是回溯式的。弋舟的《随园》，徐则臣的《北上》，葛亮的《朱雀》《北鸢》，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孙频的《松林夜宴图》，张悦然的《茧》，默音的《甲马》……这些小说都涉及在家族世系的传递上识别和再认“我是谁？”而一旦回溯当代家族史必然回避不了更大范围的“当代史”，这个更大范围的“当代史”在当下书写中充满着晦暗和禁忌，但同时也赋予小说“历史感”。2019年，《中华文学选刊》向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117位35岁以下青年作家（1985年及以后出生）发去调查问卷，提出了10组问题。其中问题8：“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1985年和1970年，中间隔了15年，如果问题的设计者想象的“历史感”是这种“却顾所来径”的对当代何以成为当代的追问？如果不靠田野调查和文献阅读，单单凭借向壁虚造的想象和虚构，显然不能胜任，自然是“匮乏”的。至于现实感的匮乏，则可能涉及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的轻与重。我们的文学传统上计量一个作家书写现实的重量所取的计量单位可能是所谓的“大时代”，而且在过去和现在对比上，也习惯强调过去时代作为民族记忆之“重”，一旦年轻作家的“现实感”不能在这两个重量级上满足想象，可能就会被诟病为“匮乏”和“同质化”。和前辈们相比更年轻的写作者，什么是他们理解的历史和现实？班宇认为：“一个人的变革可以由外部催生出来，那些荒诞的景观、动荡的时代，确实值得书写，但也可以完全是个体精神上的，这种也很剧烈。卡佛、耶茨、厄普代克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看起来也没什么大的波动，但他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挖掘。”这种个人化、内倾化的和精神性的历史和现实，孙频定义为“共同的隐秘的伤痛感”。可以简单地对照下，班宇、孙频他们最近小说的“下岗”，对照他们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大厂小说”，或许更能理解他们的文学观。

予历史和现实个人化、内倾化的和精神性，可以有效节制“时代”成为标签。标签化进入到文本的“时代”可以举郭敬明的《小时代》做例子。或者说，郭敬明只是某个时段的文学症候。上海的“时代”被标签化，在郭敬明之前的卫慧、棉棉和安妮宝贝都曾经这样去做，只是郭敬明更赤裸裸更无所不用其极而已。可以顺便提及的是郭敬明放弃对新兴城市物欲横流的反思和批判，其实是有意对新粉丝读者群体的迎合。郭敬明对新世纪前后的上海，尤其是上海的分层有着清晰的认识：恒隆（时尚分子和派对动物）、陆家嘴（中产阶级或者富翁们）、新天地（外国人）、南京路（外地人）、沙逊大厦或者霞飞路（上海本地人）。不仅仅如此，郭敬明也意识到新兴城市的暗黑、病态和罪恶，所以小说写道：“我每一次想到上海，脑子里都是满溢的各种文艺小资腔调的形容词，我无时无刻不在自豪地向每一个人炫耀上海的精致与繁华，文艺与高贵。而现在，我每一次想到上海，脑海里都是一个浑身长满水泥钢筋和玻璃碎片的庞大怪物在不断吞噬食物的画面。……因为有源源不断的人，前赴后继地奉献上自己迷失在这个金光涣散的时代里的灵魂和肉体——这就是这个怪兽的食物。”“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中心、恒隆广场……它们不断投射在这个城市地表的阴影。”甚至，就像最近大热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小时代》就写过“地铁里的阶层味道”。郭敬明《小时代》把有可能的新兴城市的洞见换成利益的精明，棱角粗粝的“时代”也被精心地打磨成“时代的贴片”，以至于毫不隐讳地借小说的人物说出：“周六的上午，上海人满为患。唯一可以避难的地方就是类似恒隆、波特曼或者世茂皇家酒店这种地方，以价格来过滤人群。”

并不都是《小时代》这样的“时代的贴片”，近几年青年作家的小说有一些把时间标识得特别清楚，而且有的时间跟时代都对应得特别紧，比如路内的《雾行者》、周嘉宁的《基本美》、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逍遥游》、七堇年的《平生欢》、孙频的《我看过草叶葳蕤》《鲛在水中央》、张玲玲的《嫉妒》等等，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暧昧时间？一批小说都有了类似的东西不是很偶然的现象，我们需要思考每一个具体的时间对作家的文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面有些可能是小说技术层面的，年轻一代作家对大时代大历史之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史、命运史和精神史的处理，可以感觉到中国当代文学1980年以来“新历史”“新写实”的文学遗产的回响。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这些时间确凿的文本，包括所有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观察和表达，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年轻作家正在命名他们自己生焉长焉的同时代。进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和前辈作家们将当代作为过去而来的当代不同，这些年轻作家在当代写当代，是否提供了属于他们时代的新的审美经验，而不是拿既有文学尺度来丈量他们的写作，就像参与上述问卷的小说家远子所说：“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写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网络上、文学期刊上有大量这样的作品。但这种万无一失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完全与现实脱节的主义。比如，他们所写的农村，其实是由一代人共同构建出来的‘文学场景’，而老一辈作家和他们带出来的徒弟还在这上面苦心经营；再比如，他们已经有了一套农民该怎么说话，工人该想些什么，官员该怎么做事的标准。你不这样写，就是不够‘现实’‘不接地气’。就是说他们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原则，恰恰是导致现实感匮乏的根源。”

但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书写的与他们生命等长的同时代不可以是他们所理解的“大时代”？我曾经给朱婧新的短篇小说集《譬如檐滴》写过一个评点，说她从早期的《连生》《消失的光年》到《安第斯山的青蛙》再到最近的《水中的奥菲利亚》《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是一部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从大学生活到为人妻为人母，从清白纯粹的理想到细小琐碎的现实，从整一到裂碎的小编年史，一以贯之地将微小的日常生活发展成反思性与个人和时代关联的“微观的精神事件”。因此，所谓小说文本的“历史感”不应该绝对化地理解为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逻辑，即使不去遥想他们未曾经历的过去，年轻作家所建构的他们同时代的历史逻辑也当然可以是丰盈的历史感。然后，令人遗憾的是，比如魏微从《大老郑的女人》到《沿河村纪事》，徐则臣从“北漂”“花街”系列到《耶路撒冷》《北上》，鲁敏从“东坝”系列到《九种忧伤》《荷尔蒙夜谈》，梁鸿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到《梁光正的光》《四象》，付秀莹从《陌上》到《他乡》，双雪涛从《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猎人》，周嘉宁从《荒芜城》《密林中》到《基本美》，张怡微从《家族实验》到《细民盛宴》……如果我们到研究者愿意细细考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人和时代遭逢的悲欣交集的小编年史。而这些“微观的精神事件”和小编年史如何汇流成为充沛和丰盈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长篇？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如何消化他们的同时代？文学研究又如何消化他们的文学所书写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一代年轻作家或许是晚熟的，但他们最年长者也才五十岁，依然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