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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题的作家都是新世纪后抵达世界各地的，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新人，新青年。他们的写作也是真正的“新”，只是因为他们生活、学习或者工作在海外，才把他们临时聚集到新海外华语文学的名目下。其实，没有这个名目，他们一样写作；甚至没有写作，他们一样有其他的生活。
近年来，文学研究界有一种声音，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可以收编“海外华语文学”。只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如果“中国当代文学”收编台港澳及海外“华语文学”，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内地和台港澳文学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自然没有问题。但中国之外的“海外”呢？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些年屈指可数几个北美华语作家的“中国化”就可以直接将“海外华语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必须看到，这些作家的“中国化”和强劲的中国内地文学阅读市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的隐秘关系——服务于中国内地读者，自然要考虑到中国内地读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确实，他们的写作怎么看都越来越像中国内地作家。但“海外华语文学”不等于“北美华语文学”；“北美华语文学”也不等于这几个在内地“高曝光”的小说家，当然也不等于小说。我让研究生检索了一下北美华语作家写作情况，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长篇小说出版的华语作家就有50余位，而收入米家路主编的“旅美华人离散诗歌精选”《四海为诗》的华语诗人也有20余位，这么大体量涉及不同文类的北美华语文学真的要收编到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没有观念性和结构性变化恐怕很难完成。何况，比如黄锦树、黎紫书等“马华作家”，早已经是所在国文学的一部分，从审美趋同性可能很难被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
无论是文学观，还是文学实践，一些海外华语作家似乎仍然纠结于冷战背景。我觉得比冷战背景更早的还有“五四”那一代作家所揭示的“弱国子民”心态。事实上，“冷战”“异乡”“离散”“边缘”“孤独”这些都是常常用来解读海外华语作家的关键词。冷战的世界政治格局终结于20世纪90年代，但冷战思维及其左右下的审美心理在当下并没有完全涤除和终结。我注意到最近几次中国内地关于海外华语作家到访的媒体报道，“异乡”“离散”“边缘”“孤独”等等仍然是海内外共同交流的起点和关键词。我承认人在异乡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这不单独地属于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族、某一个代际，它是人类的和世界的。问题是一样的孤独感，随着中国想象世界和世界想象中国的不断变化，几乎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样长度的海外华语文学发生了哪些变化？我发现许多到访中国内地的海外华语作家越来越熟悉“当下中国”想听什么，他们也毫无违和地说出“当下中国”想听的。他们被“当下中国”需要的文学观念塑造着，“当下中国”也假想他们符合我们预设的观念，甚至有的海外华语作家径直冲着这些彼此熟悉的文学观点和语言而来——从“捞世界”到“捞中国”的微妙转换。这样的结果，某些海外华语写作部分，将会成为另外一些更为复杂的海外华语写作部分的遮蔽物，进而妨碍我们对海外华语文学丰富性的观察。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思维方式、审美心理和文学观等自然会有一些调整，因而，比如严歌苓、张翎、陈河等这些对当下中国影响很大的海外华语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冷战时代，与汉语写作在北美的边缘化，以及与中国内地阅读市场关系，甚至他们三位作家为什么近作都要趋同性地集中在“个别”题材，需要进一步去勘探和厘清。这些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华语作家，现在，他们和中国内地“50后”作家共用着差不多的题材和主题，“海外”有没有提供他们的差异性？而同样共同拥有北美的“海外”经验，他们各自的差异与趋同和哈金这样也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内地的非母语写作的华裔作家为什么完全不同？而同样是华裔的英语写作，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谭恩美和出生于中国内地的哈金的差异性又在哪里？我没有专门做过“海外华语文学”研究，但无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疆域拓展，还是我这个栏目的编辑策略，即使是北美地区，也希望介绍比严歌苓、张翎、陈河、范迁等，甚至比陈谦、曾浩文、袁劲梅等更年轻的海外华语作家，这些作家基本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抵达北美的。
我们只要想想，中国内地文学，“50后”作家之后已经经历多少代际的更迭，而如果我们观察“海外华语文学”还局限于这可数的几个“50后”作家将会有多少的作家被湮没掉。不只是年轻代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我们的观察和发现也应该从北美和东南亚这些传统的海外华语文学重镇扩张到整个“地球”。追随“华语”（汉语）在世界的旅行，哪儿有华语，哪儿就有可能发现“华语文学”的踪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类的多样性，“海外华语文学”不等于“海外华语小说”。基于这些面向，这个专题介绍了在美国的倪湛舸和何袜皮，在法国的胡葳，在英国的王梆，连同之前我栏目介绍过的在美国的朱宜，在澳大利亚的慢先生，我希望在更辽阔也更年轻的文学版图上重审和再思“海外华语文学”。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年轻的写作者都共享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中国崛起”和全球化背景下“到世界去”。当“到世界去”不再特殊、个别，“在世界”写作自然也是常态。奇观化写作可能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彼此隔绝。关于年轻一代海外华语文学，倪湛舸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思路，她认为：
现在的“海外华语写作”（如果我们先搁置如何定义这个概念）更像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欧美文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那会，欧洲贵族男青年，后来渐渐普及到中产阶级再是女性，要游历欧洲感受各地文化，还有跑得更远的去亚非拉殖民地猎奇，二十世纪美国兴起后，海明威那些作家也要跑到巴黎待着，顺带着探索或者想象一下北非西亚啥的。所以他们有东方主义的话语，而这套话语的政治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大帝国。二十一世纪，内忧外患当然还在，但中国确实今非昔比，确实有海量人口短期或者长期出国，所以“新”的海外华语写作，无论追求的是严肃还是娱乐，开拓性实验还是再发明传统，都在渐渐地把中国当作主体而非客体，开始追求以中国为立足点的东方主义甚至西方主义的想象，这是以新一代的庞大中产阶级群体为消费对象的。
确实，“新”的“海外华语文学”联系着新的地缘政治，联系着年轻一代如何想象中国，联系着“我”和中国的关系等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新媒体和海外华语写作，这是年轻写作者开始写作时和前辈作家完全不同的“世界地图”。在新的世界地图，他们标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也体验着他们所理解的“我”、中国和世界的新的关系方式——“渐渐地把中国当作主体而非客体”，年轻一代海外华语作家确实可能拥有着“异乡”“离散”“边缘”“孤独”等等主题词，但这些新世纪“到世界”的新人、新青年也发展着属于他们的空前自信——再造海外中国人形象的同时，也再造新的海外华语文学。事情正在起着变化，在微信交流中，倪湛舸认为：“新媒体在重新定义时空，民族国家的界限和信息社会的所谓无边界之间有拉锯”。观察中发现，这个专题的四位作者都有长期的网络写作经历，但他们的网络写作和大陆的网络文学并不全是一回事。而且，倪湛舸、何袜皮和胡葳都在她们各自居留的国家接受了博士教育，这直接影响到她们的写作风貌。还不只是各自的教育和学术背景，比如王梆的性别意识在英国被特别强调出来。和前辈华语作家相比，年轻一代更自我，或者新的网络媒体使得她们的读者有可能突破狭隘的国家疆域，分布在世界各地，她们有的写作年龄并不短，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为畅销书作家。
最后要特别提出语言的问题。这个专题的四个作者（指何袜皮、倪湛舸、胡葳和王梆）都有双语背景。在专题准备的过程中，我和燕玲主编、小烨讨论过胡葳的小说，一致感觉，小说的语言像“翻译小说”。可事实上，这却是胡葳的自觉选择，她认为：“比如语言：大体上，我不写不能转换为西文的句子，有时，我甚至会先用外语来思考一句话。这可能与我渐渐习得了用法语研究写作有关。我和一些有海外经历的作者或西文作品的编辑交流过，这种情况不是独有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中文写作的一种很有趣的尝试。掺入外语的思考，有助于我更准确地为想表达的东西塑形。汉语很自由，它允许写作者探索属于自己的母语。”而王梆的中英文同题诗背后其实也存在汉语文学语言的再造问题。王梆所说的语言中的孤独感，不同于“落后就要挨打”国族的世界地位的等级体认，后者和一百年前相比已经部分获得纾解。可以说，人在异国他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孤独感。我关注的是王梆先英语然后汉语这个过程中英语对汉语可能带来的影响。在以不以中英双语方式发表王梆的诗歌的问题上，年轻的小说家朱婧和我有过激烈的争辩，她担心在一本汉语文学期刊上发表英语诗歌会成为一种噱头。而我希望借助王梆英语诗歌写作尝试做样本，看到年轻一代非母语写作的困难和努力，以及对汉语可能和有限度的反思，这一点恰恰和胡葳的小说语言实践殊途同归。“五四”前后，“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被提出来，地球上的不同语言成为“国语”的重要武库。而随着这些从容地旅行在母语和非母语之间年轻的“海外华语作家”大量涌现，将会对汉语、对汉语文学语言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在进行中未完成的话题。
老派的海外华语作家还在热衷于讲出口转内销的“中国故事”，而最年轻一代的海外华语作家已经给自己设定了“成为一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作家”的目标，这中间发生的变化，值得我们去玩味。而即便是“中国故事”，类似何袜皮的《塑料时代》是不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讲法？（ 本文为2019年第1期“花城关注”“新海外华语作家”专题导言。 ）
2018年深秋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