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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仅仅天马行空不行。既然是研究，总也要尽量落实一点。落实并不难，更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们通常提出一个问题，总要使这个问题能够成立，然后再想办法去解决它，这就是落实的第一步。问题不成立，就谈不到解决的办法，看书很多，也只限于天马行空。比如，杜车别先生要使明朝“税收太低”这个问题能够成立，首先就要确定对谁“太低”。如何平均赋税，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问题。明朝的诸王、外戚、宦官、勋臣和官僚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投献”。投献的问题，与明朝的历史相始终，而且愈演愈烈。其原因，就是小民百姓要托庇于那些身份性地主，以逃避国家的赋税和徭役。明末，在一些地方，甚至州县的丞佐、胥吏和生员，都接受投献。投献的情况越严重，赋税和徭役的转嫁也越严重。所以，说明朝“税收太低”，仅仅在这一点上，就是个不能成立的问题，更不要说去解决它了。何况明朝的私租剥削一般都是五五开，此亦足见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加起来，税率要高于百分之五十。还有一个问题，即税率不过百分之十，或者更低，也未必就能说是“税收太低”。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百分之五十的剥削率，是指总产出的百分之五十，而不是除去投入之后的百分之五十。如果除去投入，即便是总产出的百分之十，也是一个相当高的税率了。对这些问题如果都不加以考虑，就来谈明朝的失败与税收太低的关系问题，恐怕是不得要领的。此外，杜车别先生还谈到明朝“商税过低”的问题。其实，元明清（太平天囯之前）三代，商税一般都在百分之五以下。明初商税，仅仅“三十取一”。商税低的原因，就是要通商。而通商的目的，与国家实行的货币财政有关，亦即与农业赋税征收货币有关。远的不说，尽管明朝曾一度要以实物和力役作为国家财政的基础，然而仅数年之后，就不得不部分地将赋税和徭役折收货币。折收货币，没有通商不行，通商不充分也不行，减轻商税是促进通商的最方便法门。
杜车别先生还认为，是明亡清兴，导致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成长。换句话说，如果明朝不为清朝所取代，中国历史又是另一番景象。我无法批评他的这一观点。因为，历史的事实，是清朝取代了明朝。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作理论上的推导，既不能用已发生的事实来推翻，更不能用想象中并未发生的事实来推翻。但我要说的是，明朝的问题很多，清朝未必事事不如明朝。我们都知道，由于钱重物轻，南宋、金、元都大量发行纸钞，而且最终总是滥发；与此同时，则是币（铜钱）质的恶劣和币制的紊乱，以及白银逐渐成为市场交易的硬通货。照理说，明朝继起之后，是应该整顿币制的。但是，它不仅没有下决心整顿币制，反而是继续推行纸钞，还禁用金银，甚至几次禁用铜钱。嘉靖之前，明朝对银矿的开采，总体上是禁止的。只不过为了避免与盗矿者发生武力冲突，明朝也时而允许开采银矿。但每每开禁之后，或因矿徒聚众械斗，或因矿徒武力反抗官吏勒索，总是不得不重行禁令。直到嘉靖六年（1527），明朝才开始着手整顿币制。整顿的手段，是大铸嘉靖钱和补铸历代钱。但是，这些钱一进入流通，又被改铸成质次量轻的劣币，并不能改变币质恶劣、币制紊乱的现状。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不得不一切以白银为准，以至于一切征银。黄宗羲说，当时的情况是“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使百务并于一途，则银力竭”（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结果是银贵物贱，以至于物价不抵所值的十分之一。而相比之下，清朝的货币制度却比明朝要好些。清朝只在顺治时，为解决财政匮乏，发行过少量纸钞，但很快就废止了。接下来，清朝则致力于整顿币制，银铜各不偏废，尽可能地平衡铜钱和白银的比价，使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保持充足；既避免了钱（铜钱）重物贱，也避免了银贵物贱，使清朝的物价能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在相对稳定而合理的水平上。即此一点，我们恐怕就未必能说清朝灭亡了明朝，其实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明朝的问题很多。明太祖把蒙古人赶回了大草原；为了抵御蒙古对明朝北部边境的袭扰，在今天的蒙古和辽宁境内，设立了东胜、开平和大宁三卫。后来，明成祖把大宁卫让给了蒙古兀良哈部落，以奖励兀良哈骑兵在“靖难”中所立下的战功。明成祖还因为东胜卫孤远，把它也内迁了。结果造成开平卫在兀良哈的压力下，因孤立无援而不得不内迁。这样一来，保卫北京的蓟州、宣府和大同三个军事重镇都直接处于蒙古骑兵的压力之下。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大同守军被瓦剌击败，即“震动京师”。后来的“土木之变”，明朝败于蒙古，虽然可以归咎于宦官专权，但与明成祖撤大宁卫而让兀良哈入据大宁也脱不了干系。东胜卫的内迁，也是一大败笔。蒙古鞑靼部后来入据河套，并以河套为基地，攻击明朝北部各军事重镇，即与此有很大关系。黄宗羲说，明朝迁都北京后，经常考虑的是“失天下”，而不是“治天下”，就是由于北京所处的军事形势。黄宗羲还说，迁都北京之后，因为各种物资的“京运”，使明朝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都受到了恶劣的影响，即所谓“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縻于河道”（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我们且不说明朝应不应该迁都北京，凡事本就不应一概而论。但是，就这些已存在的问题而言，对明朝已是极为不利。
还有明朝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问题。其实，明朝最坏的东西，就是皇帝制度本身。这个制度，使皇帝通过司礼监和内阁，控制着整个官僚系统；它的本质是宫廷政治，而不是我们历来所说的“朝政”。在这样的宫廷政治中，宦官再专权，也不过是皇帝的家奴；阁臣再专权，也不过是皇帝的家臣。所以，宦官专不专权，其实并不重要。宦官专权，并不是宦官本身的问题，而是明朝皇权的问题。正德一朝，宦官干了许多坏事。正德皇帝死前叫司礼监转告皇太后，说国家的事很重要，要与内阁大学士共同商量；过去的事责任都在自己，与宦官并没有什么关系。武宗无后，皇位没有既定的继承人，宦官一时也找不到主子。武宗知道自己若不预先向皇太后求情，他的这些宫奴是凶多吉少。可见，明朝宦官专权的问题，其实不在宦官而在皇帝。嘉靖朝没有宦官专权；因为嘉靖皇帝以外藩入继大统，与宦官并不亲近。但是，嘉靖朝有阁臣专权，严嵩就是一个例子。那时，还有很多的僧道人物，都是嘉靖皇帝喜欢得不得了的，干的坏事也不少。总之，宫廷政治是皇权的私人化，是皇帝用家奴和家臣来治理国家。这样的政治制度，是否就是“超前发展”的呢？明史上，最有作为的内阁首辅，就是张居正，是真正做了点大事的人，是明史上起衰振颓的人物。张居正之有作为，其机缘则在于皇帝尚幼，又有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从而把章奏批答的权力、“票拟”圣旨的权力，以及皇帝“批红”的权力，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真正做了一回宰相。张居正是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决心，去改革明朝的弊政的。但是，当时的朝议，却认为张居正违背了做一个臣子（其实是家臣）的本分。张居正死后被追究，罪名是“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其实是说他没有做好皇帝的家臣。他是明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他的这种“空前绝后”，与明朝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观点是有抵触的。
明史非常有趣，需要重新审视；无论是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我主要注意它消极的方面，而与杜车别先生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我希望能听到反驳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