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选官和胥吏政治的发展

自清末废除科举，至今已经一百年了。反思科举制度的兴废，对于研究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我们不妨首先回顾一下科举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并不是一个官僚化国家。西周实行的是领主制，统治者各治其民，只不过天子、诸侯用卿大夫为官，卿大夫又用家臣为官。然而，从春秋到战国，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村社共同体瓦解，独立的农户成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再就是原来的领主，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被消灭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不得不对社会实行从上至下的官僚控制。战国的时候，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已基本上官僚化了。官僚化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政治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对于做官的人来说，专门的政治知识已非常重要。当时，各国君主都非常重视选拔那些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做官。秦朝建立后，设了许多博士官，目的也在于用专门的政治知识来治国；始皇帝还下令“以吏为师”，更着眼于从政治知识方面培养和选拔做官的人才。汉代，学问和政治的关系密切，选拔官员越来越看重学问；朝廷设太学和郡国学，学生多被录用为官员。总而言之，政治既然已经官僚化了，就需要做官的人具备专门的政治知识。

汉代选官还非常看重个人品行；久而久之，到曹魏时就设立了制度，将人物分为九品。那时，一个人的人品，总是由他所在的地方来评价的。于是，评品人物的权力，最终操于地方世家大族之手，形成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自汉以来，对读书人做官并没有严格限制。实行“九品中正”，最终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仕途上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紧随其后的，就是隋唐科举制的产生。这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近千年官僚化统治之后，所创设的一种培养和选拔官僚的制度。近人论及科举取士的优点，最看重的就是它的公平，认为公平就能出人才。唐朝出了许多人才，据说都是因为科举制。这样一种意见，恐怕很有问题。汉代没有科举制，不也同样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吗？其实，科举制的好处，仅仅相对九品中正制而言，未必就是历史上最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朝的科举，以明经和进士二科最为重要；但进士又重于明经。明经科的考试，当时分为“帖经”和“墨义”，都是要测试考生对经典文句是否熟记，而不在乎他们对经典微言大义的阐释。明经科考试，后来又增加了“时务策”一门，以考查考生是否有政治见解。进士一科，唐朝最初仅试“时务策”五条，后来又增加了帖经和杂文。杂文一门，最初要试多种文体，慢慢地就只作诗和赋了。科考重诗赋而轻经（帖经、墨义）、策，是当时重文学的风气使然。中唐以后，科考往往又加试“论”。“论”的对象，是经书和史书中的题目，跟“策”专门讨论“时务”不一样。这样的考试再公平，也不能测试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智。唐朝做官，还有门荫一途。在那些因门荫而做官的人看来，做官就该凭才干，而不应该凭文辞。这样的意见，虽然是出于一己之私，而且也非常自以为是，却切中了科举取士的要害。

直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才将明经等科都并入了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和墨义，而增加“经义”一门，与策、论并驾齐驱。所谓经义，就是以儒学经典中的某一句或几句，或某个段落为题，让考生阐发其中的义理，考察他们对儒学微言大义的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够思圣人所思，想圣人所想，讲出圣人的意思。这样的考试，大大地压抑了读书人的思想。好在宋朝热衷于“养士”，对读书人很优容，研究学问的风气因此得到鼓励。那时做学问的风气，是希望通过研究学问，来搞清楚治理天下的道理。所以，尽管有科考经义之流弊，但研究学问的风气对这种流弊还是有制约作用的。只不过做官的人是否因此增长了实际的政治才干，却不得而知。

由宋而元，儒学衰微。入明而后，科举虽受重视，却已失去了两宋那样的学问背景。明朝又重科举而轻学校，也就是重考试而轻学问，学生唯知记诵，而不是去思考和研究儒学义理。没有了学问背景，所有关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仅仅成为通向仕途的敲门砖。于是，一方面是士子们在科场上模仿着经典中的圣人语气，讲着圣人们已经讲过的道理；另一方面就是拼命地在文章和修辞技巧上下功夫。渐渐地，一种有关经义的“八股”文体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章形式，对人的思想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入清而未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认为，八股文的害处就好像是秦始皇焚书；而它对于人才的败坏，则比秦始皇坑儒还要厉害。

以上所说，或强调科举考试科目并不适合选拔做官的人才，或强调科举考试有害于士子的道德培养。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要从头否定科举制呢？恰恰相反。科举制是成功的。科举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使天下的读书人驯服。虽然，驯服未必就没有本事，但不驯服是决不能给官做的。而很多具体的事务，官员不懂得怎么做，无伤大雅，自会有熟悉工作的吏员去处理。远自战国，官府中就有很多吏，秦汉也一样。汉朝的萧何和曹参，都曾做过秦朝的县吏，刘邦则是更低一级的吏。吏的地位一般都很卑微，对社会却很了解，而且都是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其中人物往往也很有本事。刘邦造反，最终做了皇帝。辅助他的萧何和曹参，先后都做了汉朝的相国。战国和秦汉时还有一种“胥人”，或称“里胥”，亦即后世所谓的“里吏”。“里”是当时政府管理的最低一级机构，胥人、里胥连正式官府吏员也算不上，却也必须得到官府的认可，并执行一定的公干。郦食其、陈平都是这一类人物，也都很有本事。汉人讲无为而治，所谓“萧规曹随”，需要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萧规”都已有“胥”与“吏”在具体经办了。

隋唐以下，胥吏制度发展得非常严密。即便是中央朝廷，各府衙的事务亦可全部交给胥吏处理。唐代宗时，元载为相，史书上说他凡事“外委胥吏”（《旧唐书》卷118《元载传》）。宋代设官，最注重权力分散，使官员相互掣肘；官越设越多，机构越来复杂，权力越来越零碎，事务越来越繁杂，而负责具体操作的胥吏的权力当然也就越来越大，其结果就是胥吏政治的形成。“吏强官弱”（《宋史》卷365《蔡居厚传》），是宋史上的普遍现象。司马光说：“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啗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

毫无疑问，胥吏政治的养成，与科举制有着极大关系。隋唐之前，胥吏的问题是“奸猾”，却并不足以控制行政。两汉时，官员往往自辟僚属，胥吏的任用往往只在官员的一言之间。魏晋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的人都有家世背景，也绝不会受制于属吏。惟科举制只负责培养驯服的官员，多数人在为官之前不过一介草民，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或可以讲一套经世济民的大道理，却缺乏真正的行政能力和应有的权力，所以上任伊始自不能不听任胥吏的摆布，否则就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宋仁宗时，就发生过“胥吏讙哗而斥逐御史中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的事情。

元、明、清时期，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国，因为文化方面的原因，对读书人自不能信任，故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但国家需要人来管理，元朝既已轻儒，则不得不重吏，于是元朝的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一县之政，欲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1）。明清两朝以八股取士，读书人更不知治理国家为何物，胥吏专政的情况由此也变得更为严重。那时候，读书人做官，具体的事情却要胥吏做。特别是地方上的事，做地方官的人更要依靠胥吏。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熟悉地方上的情况，官衙的基层行政也只有他们才懂行，权力势必由他们垄断，以至于各衙门的种种条文也都是他们搞出来的。胥吏熟悉法律，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很了解。这两点都是那些做官的读书人根本比不上的。在朝廷六部，以及各官司，胥吏的地位虽然卑微，却因为身居重地，通过种种文案的处分、条例的拟定，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个人的意志转化为朝廷的意志；州、县长官以下官吏的选任，通常也由吏部的胥吏来决定；在地方上，胥吏仰仗着官府的势力，可以让乡民逆来顺受；他们在官府年长日久，关系盘根错节，一般都结成了党羽。所以，对这样一批人，衙门长官要想驾驭得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而越是这样，事情就会变得越糟。所以黄宗羲要说：“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也就是说，由胥吏制定的种种条例，其实都是符合胥吏自己的利益的。这就叫胥吏专政。

明朝人对胥吏的问题看得很重，可就是没办法解决。黄宗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可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那些读书人去做胥吏。在他看来，读书人总比胥吏有道德。钱穆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说的是明朝有个理学家叫陈龙正的，他的一个朋友到绍兴去做知县，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为这个朋友送行。这个陈龙正在文章中说，天下的治乱都在朝廷六部，而六部的胥吏都是绍兴人；这些人虽在朝廷办理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在绍兴。他希望朋友到了绍兴任上，能够注意教化这些人的家庭，说把胥吏的家庭教化好了，将来胥吏也会变好了；胥吏变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了。（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3—127页）无论是黄宗羲，还是这个陈龙正，都无法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提出解决胥吏的问题，所以只能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由于科举选官的目的并不在于选拔治国的人才，那科举制的所谓的“公平”原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胥吏政治大行其道，以至于官不任事，事不任官，所谓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说辞，其最大的意义不过在于表明皇帝对官僚的忠诚和驯顺的信任程度。但是，皇帝的这种信任，从来就是有限度的。隋唐以来，皇权的强化，在中央是用各种办法来削弱相权，在地方则是用各种办法使地方官无权，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严格限制地方官任期，以阻止地方官熟悉地方政务。至于胥吏，唯其不入流品，缺乏像读书人那样的社会感召力，虽擅事弄法，却永不足以与国家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唯其如此，有清一代，科举选官一仍其旧，而皇帝则甘于“与胥吏共天下”（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了。

近人每每称西方的文官制度，因学习中国科举制而来。但是，西方文官制度的作用，与科举制毫无相似之处，倒是稍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胥吏制度。中国的胥吏制度是用来处理国家具体事务的，西方文官制度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官制度，绝对是按照国家的行政法规来处理国家事务的，文官本身并不具备擅事弄法的权力，更不能参与制定政策法规；西方国家对文官的培养，亦即对文官进行规范性的行政训练。这是中国胥吏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不同。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胥吏制度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些弊端，更重要的是这一职事的父子私相传授和私人垄断。一般而言，各部门胥吏所任职事，有种种不成文的惯例必须遵守，有种种特例可为援引；而这些惯例和特例，则由胥吏私人掌握、私相传授。比如，某地土地和赋役的真实情况，只有负责这些事务的胥吏才知道，而成为他们任事的资本。

隋唐而后中国胥吏政治的发展，证明科举本身并不能为国家培养和选拔治国人才，但却是适应专制政治的需要的。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政治，其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消除政治上的竞争者。自秦而后，中国的政治过程有两大特点：就中央和地方而言，则中央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地方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就皇权和相权而言，则皇权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相权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正是在这两个过程中，中国的行政制度的设置，都以限制官员个人发挥其能力为目标。制度设置的目标既在于限制官员发挥其能力，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下要有所作为，必然是“变乱制度”，且“一法既立百弊从生”。而所谓“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的古训，难免不成为后世为官的老生常谈，其准确的诠释，不过是“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东坡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诗虽调侃，自有说不尽的酸楚。后人仕途磋跌，每以此诗自解，正折射出科举选官的用意。如此看来，清末废除科举制，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盖国家面临万世未有之变局，对于做官的人的要求，首先是能干而不再是驯服；而现代化对人才的需求，更是多方面的。不废除科举，则举天下学子不能不热衷于仕途，求得的是做官权力的所谓公平。至于废科举而兴学校，人才的发展从此不拘一格，于是而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发展。反思科举兴废，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