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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縻，在中国历史上，是中原王朝用以牵制周边部族，使其不能形成强大军事集团，以确保国家边地安宁的基本国策。两千年间，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定与否，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关系巨大。秦朝大一统之后，在其西、北边疆基本采取守势。为防备匈奴南下，秦朝将战时各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东起大海，西到今日甘肃境内。但是，从汉初到明朝之前，差不多十六个世纪里，历代都不再在西、北边疆大规模筑墙。两汉、隋唐统一时，主要是以羁縻的方式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弱，羁縻遂告失败。从那时起，外族反复从西、北方向突入中原，改朝换代。明朝驱逐蒙古后，在西、北边境的防御，以“持重”与“固守”为原则，对蒙古和满族皆失羁縻，边疆战事不断，最终导致满族在关外崛起，入主中原。史事纷繁，兹就中国历史上西、北边疆羁縻政策成败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述其大要。
汉朝在西、北部边疆的大规模羁縻，始于汉武帝时期。武帝对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西、北部边境所采取的御敌之策，通常就是在塞外设置军镇，以阻止当地部族相互兼并，形成强大军事集团，威胁汉朝边境安全。如匈奴浑邪王降汉后，所部匈奴被分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地，各为汉之属国，并受所在郡监视。之后，汉朝又先后于河西走廊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将匈奴与西域诸国（主要是针对羌人）的联系隔断。那时，汉朝不断从西、北部向匈奴以及其他部族发起进攻。战胜之后，即设郡、筑城，安置降人，加以羁縻。在打通西域之后，汉朝还设置都护、校尉，羁縻当地部族，保护东西交通。这类机构的设置，与汉朝内地所设之郡县，性质上是颇不相同的。
汉宣帝时，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降汉，被安置于北部诸郡。惟汉朝羁縻不力，其部落日渐强盛，重返漠北，并于王莽和东汉光武帝时不断南侵，汉族边民甚至不得不内迁避害。之后，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入居汉之西河郡（在今山西西北、内蒙古南）；北部匈奴则因连年旱蝗，频遭南匈奴和丁零、鲜卑及西域诸国进攻，迅速衰落；最终在南匈奴与东汉联合进攻下，或降，或溃散，或远遁欧洲。
两汉以来的统治者，对归降的西、北部族，往往使其附塞，或移居塞内，以便羁縻，并用他们守边。至西晋时，入居中原的部族，除了匈奴，还有羯、氐、羌、鲜卑等。鲜卑分布最广，塞内塞外，由西向东，绵延不绝。惟两汉、三国，汉族兵力强盛，即便天下大乱，武力强悍者多为汉族豪帅，入居的外族并不具备争胜的实力。但是，到了西晋“八王之乱”，汉族武力耗尽，这些部族就得以乘虚而起。此后，一方面是南北分裂；另一方面是北方先后出现二十多个部族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淝水战后，氐族的前秦分崩离析，地处代北的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北魏灭掉后燕，又用了三四十年时间，讨伐北部的柔然、高车和西部的夏，以及割据辽东、辽西的北燕，和割据河西的北凉，才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之后，北魏便在其北部边境，修筑了约两千里的长城，沿着它建立了不少军事据点，防御外族进攻，并羁縻被安置在这一漫长地带的各族人民。但是，迁都洛阳以后，北魏便放松了在这一地区的羁縻，任凭边地的鲜卑士兵以及各族人民生存状况恶化，导致这一地区叛乱此起彼伏，并引发河北、关陇地区的叛乱，严重削弱了北魏的统治，使其内部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以至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各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北周灭北齐，重新统一北方。之后，杨坚篡夺北周，建立隋朝。同一时期，南方则经历了东晋以及宋、齐、梁、陈。
隋朝最终实现了中国的重新统一。这段由分裂而统一的历史，其分裂，主要是由于中原汉族政权本身的衰弱；但入居中原的外族的武力破坏，不仅使分裂的程度加剧，也使分裂变得深刻而漫长。期间，当北魏分裂之后，柔然复又变得强大起来，与东、西魏为敌。而后，西北方向的突厥变得更加强大，击败柔然，成为中国的又一强敌。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对突厥都一意求和，满足它的各种索取。隋文帝杨坚，则对突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战胜之后离间其部落，使之分裂为东、西两部。后来，在隋朝支持下，东突厥击败西突厥。但是，到了隋末，天下大乱，西突厥又迅速强大起来：地跨现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以及中亚诸国、蒙古国和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并征服了这一广阔地域内的几乎所有部族，“控弦之士”至于百万。
唐朝重建统一。唐太宗时，终于将西突厥以及曾经附从于它的铁勒薛延陀、回纥部击败。之后，唐朝在西域设焉耆、龟兹、于阗和疏勒诸镇；又设安西都护府，统领天山南北；后来另设北庭都护府，分领天山以北。这些机构的设置，都是为了羁縻西北部族，以保卫唐朝边疆安全。在北部和东北部，唐朝也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使据居在那里的各部落自行管理，接受唐朝的册封、赏赐，保持各自的独立，而不附从于其他部落。在这些设置了羁縻府州的地方，唐朝派有驻军，监视所辖羁縻府州。其作用，与上述安西诸镇，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以及汉代的河西四郡西域都护、校尉，基本上是一样的，即将当地部族分而制之，阻止其相互兼并，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威胁唐朝边地安全。
吕思勉先生在谈到汉唐的羁縻政策时说，汉、唐是将“边防设在边境之外”，一方面“控其道路”，即前述汉设西域都护，唐设安西都护之类；一方面“据其要害”，即前述汉之河西四郡，唐之安西四镇之类；总之，对边地部族“利其弱不利其强，利其分不利其合。睹其强大也，必谋所以摧挫之……其互相吞并也，必遏止之，使不得遂”。这样的分析和概括，具体、精到而透彻。
然而，唐朝对西、北部族的羁縻，不过维持了一百多年，远不如两汉那样持久。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一羁縻政策就名存实亡了。而北部契丹部族因此而崛起，影响尤为深远。
契丹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朝国力衰弱的命中注定。唐初，契丹就很强大。但是，太宗时国力强盛，契丹内附各部皆在唐朝军事重镇营州都督府的羁縻之下。武则天时，契丹反叛。唐朝依靠奚（同为契丹部落）和东突厥，将其击败。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弱。吐蕃、回纥相继进犯，导致唐朝西部的羁縻体系彻底崩溃；内部藩镇割据、叛乱和互斗，也使唐朝陷于实际上的分裂；黄巢作乱扫荡了大半个中国，朝廷孤立无援，唐朝只好请沙陀突厥出兵镇压，又把沙陀势力引入了中原；宦官长期把持朝廷，则使唐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为问题。国家如此苟延残喘，当然不再有能力维持其北部的羁縻，契丹便乘机而起。
至五代石晋，终于将燕云十六州拱手让给了契丹，中国历史的走向也由此出现了影响深远的重大转折。从表面看，割让燕云十六州，只是使中国面对外族进攻，失去了一道重要的战略屏障。北宋统一中国后，面对契丹骑兵进攻，就总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然而，这件事真正深刻的影响，还在于此后每当北宋为应对西部党项而采取军事行动时，都受到北部军事形势的严重牵制。这就决定了汉唐以来，中国在西、北部边境或境外，对外族实行羁縻的政策，变得完全不可能了。1004年，北宋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岁币”换取和平；1038年，党项族建立西夏国之后，北宋最终也不得不以每年给予钱物来换取和平，都是由于这两股力量的同时牵制而不得不为的选择。这说明，北宋在其西、北边境上，是完全受制于外敌的。
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一时期，先是辽对女真，而后是金、西夏对蒙古，都未能分而制之；这些外族统治者，一般都只关心如何向宋朝索要更多的钱物，而无宏图远略。即此而言，因燕云十六州的丢失，而使中国北部边疆无险可守的情况，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短暂而局部的片段；真正具有长远和全局性影响的，是由于契丹和党项的阻隔，在中国西、北广阔辽远的地域内，女真、蒙古先后变得空前强大。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无非是汉族统治者对于女真、蒙古的强大缺乏认识，而使自己陷于灭顶之灾。
游牧的蒙古汗国，几乎将中国西、北境外的游牧民族与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囊括而尽。但是，它迅速分裂了。元朝，则因采取了汉地制度，拥有汉地物力，幅员广阔，兵力强盛，在西、北方向完全没有敌手。但是，蒙元败退草原之后，明朝的西、北边疆，又恢复了旧观。明朝设东胜卫（今呼和浩特东南）、开平卫（原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和大宁卫（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构成抵御蒙古的第一道防线。洪武二十二年（1389），蒙古兀良哈部归附明朝。明朝因其故地，设泰宁、朵颜和福余三卫，隶属于北平行都司。大宁后来撤卫建藩，为宁王朱权的封国所在；兀良哈三卫皆由宁王节制。这两件事，可以称得上是明初对蒙古的羁縻。
及朱棣“靖难”起兵，偷袭大宁得手，劫持了宁王，遂以兀良哈骑兵为“靖难”劲旅。“靖难”功成，作为当初出兵的奖赏，朱棣允许兀良哈占据大宁，东胜卫遂由于地处“孤远”而内迁。这样一来，开平卫因陷于孤立，也不得不于宣德时内迁。从地理形势上看，兀良哈占据大宁，即阻断了拱卫京师的大同、宣府、蓟州与辽东之间的联系；而开平卫内迁，北京“孤悬绝北”，离边境最近的地方不过二三百里，随时都处于蒙古军队的压力之下。明朝对蒙古的羁縻，便从此失据。
总体上看，明朝的西、北部边防，一开始就设在边境线上，而不是设在边境之外，采取的完全是守势。有明一代，由西向东，总共修了长约8850公里的防御工事。其中，边墙长达6200多公里。其他的，或为壕堑，或为天然屏障，辅之以人工修建的防御工事。在这漫长的西、北防御地带，明朝设置了大量军事卫所，还先后建起了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固原、宁夏、甘肃九个重点防御区。每个防御区都设有多个军事据点扼守险要，互为犄角。然而，所有这些御敌措施，用意皆在于严防死守。与洪武皇帝给西、北边防定下的“持重”“固守”原则，是完全符合的。但是，这样的“持重”与“固守”，仅仅因为永乐皇帝允许兀良哈三卫占据大宁这样一个小小改变，大同、宣府、蓟州与辽东之间的联系就从此阻断，东胜卫和开平卫也不得不回迁，使明朝西、北边境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不断受到原本已退回草原的蒙古骑兵的冲击，甚者至于兵临北京城下。可见，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洪武皇帝缺乏深谋远略。
进一步要讨论的是，如果明朝像汉唐那样，能在西、北边疆，把边防设在边境之外，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样子！须知，蒙古退回草原之后不久，就分裂为三部，各自内部也不稳定。而那个时候，明朝已控制着燕云十六州之地，如能把明朝的军队布防于西、北边境之外，战略地理上就完全握有了主动权。如果是这样，北京又何至于“孤悬绝北”！明朝自也不必像黄宗羲所说的那样，迁都之后便时时担心亡国！何况，当时如果这样做了，不仅可以阻止满族部落间的兼并，还可以隔绝满蒙联系。作这样的假设和推论，只是为了对明朝西、北部边防政策，做一种符合实际的批评。事实上，明朝的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种“持重”和“固守”边疆的政策消耗殆尽的，明朝灭亡和满族入主中原无不与这样的政策有着深刻的联系。论者或谓明朝在东北设立过许多卫、所，甚至像奴儿干都司（英宗时撤销）那样的机构。但是，这些举措，都不过以当地部族表示臣服、接受任命而止。
清朝入关之后，西、北边疆的羁縻，已变得不再那么意义重大了。满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已降服了漠南和漠北蒙古；并以联姻和崇奉共同宗教与之相固结。所以，清军入关之后，东北、北部边境，已在长城之外数千里，远离帝国统治的中心，而且境外也无强敌。在这种形势下，清朝的西、北方向，只有漠北以西的蒙古需要征服。而当时的清朝军队，因为有了汉地物力的支持，几乎具有压倒性优势。此后一百多年中，因为同样的原因，清朝的军队也几乎战无不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已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日后所要面对的将不再是塞外部族的进攻。当然，这已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最后要提出的是，有关中国历史上西、北部族入侵中原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那些原本分散的部落，在形成较大的集团之后，难以从草原获得足够食物。这样的看法，较之所谓气候变冷、游牧民族的特点等，更具有解释力。然而，根据以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各朝代内部政治形势稳定，并且能够把边防设在西、北边境之外，塞外部族一般是没有什么结成强大军事集团的机会的。两汉隋唐的强大和主动羁縻，即便如匈奴、突厥之强大，也只能逞一时之胜；宋明被动而羁縻失据，虽说经济力量不弱，仍有辽、西夏、金、蒙古和满族的逼迫甚而入主中国，都足以说明这样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也许应当更多地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历史上各中原王朝的内部治理以及边疆羁縻之策运用得得当与否。而历史的经验表明，凡中原王朝内部发生政治、经济危机，其边疆羁縻之策必定失败，并导致外族崛起及其对中原的侵扰，甚至入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