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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当初在民间时，“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到处交游。这种人，现在叫“二流子”。但在战国、秦汉之际，这类人中，颇多豪杰。比如楚王韩信，曾几何时连饭都吃不上，却佩着剑，到处晃悠。汉朝的丞相陈平，年轻时也不干活，吃饭靠他的哥哥，同样成天东游西荡。叔孙通向刘邦推荐人，“专言大猾”，也是指这类人物。
豪杰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种为人气质和行事方式。秦始皇统一天下，最担心的是六国后裔和贵族。但是，这些人中，有豪杰气的，少之又少。豪杰多出于民间。像陈胜那样的，“为人佣耕”，看上去很不堪，却喜欢说说“苟富贵，无相忘”之类的话。人家瞧不起他说这种大话，他就讥笑人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胜在大泽乡首义，虽说是被逼无奈，但其义无反顾的精神和谋略，是称得上豪杰的。
刘邦身上的豪杰气，比陈胜要胜一筹。他的家境比陈胜好些，不必“为人佣耕”。但他“不事生产”，喜欢的是与人交游。他还做过乡官（亭长），在地方上是个人物。他曾经奉官府之命，押送一批人到咸阳服役。不少人半道上逃跑了，刘邦怕被追究，干脆把所有的人都放了。那些人见他如此慷慨大义，便追随他隐身大泽为盗，可见也都是些有豪杰义气的。他们与向来跟刘邦有交往的上至衙吏、下至贩夫走卒的各色人等，后来就成为刘邦沛县起义的中坚。
秦末起义，开始是恢复六国。但真正打天下的，是各地乘时而起的豪杰。灭秦之后，项羽论功行赏，把大部分天下封给了各路豪杰。楚汉战争爆发后，复立的六国，迅速归于消灭。他们的力量，远不如最初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统一天下之后，刘邦先是着手解决异姓王问题，诸如韩信、彭越和英布等。他们都是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豪杰。
接受了秦亡的教训，刘邦对于民间的豪杰，更是不敢掉以轻心。比如，对齐地的田氏，刘邦就想尽办法收服他们。
田氏的先祖，是从陈国逃亡到齐国的公子陈完，后改姓田。寄人篱下，陈完及其后代，做人做事都十分谨慎；族人之间，无分远近，亲亲其爱。
从公元前672年陈完逃到齐国，到公元前386年田和代齐，所历十世，共286年。其中，从田完传至田无宇，凡五代，田氏始成为齐国的卿族。无宇即田桓子。无宇的儿子乞，即田釐子。乞的儿子常，即田成子。田桓子和田釐子的时候，齐国有势力的卿族，都被他们逐个消灭。
齐简公时，田成子受排挤，自感不保，说可以去投奔别国。有族人警告他，如果他逃跑，就把他杀了。田氏族人中，自有一种存亡与共的强烈意识。史书上说，田氏在自己的领地，对百姓广施恩惠，人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据此也可以推知，田氏族人之间的那种亲亲之爱和由此形成的亲族凝聚力。
田成子生了七十几个儿子。儿子田盘继承了他的卿位，是为田襄子。田襄子执政齐国，把齐国的都邑，大多封给了自己的兄弟和宗亲。田氏的力量，遍布齐国上下。田氏最终取齐国而代之，而不是像晋国那样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就是以这种一姓独大的宗族力量为基础的。
公元前284年，燕、秦、赵、魏、韩联兵伐齐，齐国七十余座城市数月之间被联军攻克。之后，楚将淖齿假意率兵救齐。他杀掉齐湣王，欲与燕国瓜分齐地。危难之际，齐湣王的一个族孙，侍从田贾，才十五六岁，在母亲的激励下振臂一呼，召集了四百余人，迅即攻杀淖齿，保住了齐国的王位。后来，以七千将士在即墨大败燕军，并重组齐国军队，收复了全部失地的田单，也是田氏的一个族人。
秦末，在齐地起兵的田儋，同样是齐国王室的远亲。田儋战死，齐人立齐国末代王田建之弟田假为王，被田儋从弟田荣击败。田荣立田儋子田市为王。后来，项羽封田市为胶东王，田荣原部将田都为齐王，齐王建之孙田安为济北王。但这三个封国，都是项羽的傀儡，旋即为田荣所灭。田市、田安皆为田荣所杀。田市被杀，是因为他还是想去投靠项羽。田都逃奔项羽后，莫知所终。田荣自立为齐王，又被项羽攻杀。项羽立田假为齐王，又被田荣之弟田横击败。
总体上，田氏的强大，不在王室，而在族人。其宗族凝聚力，充满了豪杰义气。这从田横及追随他的五百壮士之死，也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豪杰义气，在当时各地的宗族中，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刘邦统一天下之后，顾忌天下豪杰，尤以齐地田氏为甚。他要收服田横，就是要收服齐地的田氏宗族，安定齐地，并以此示天下豪杰以善意。
同样，在处理赵王张敖谋反案时，因为赵相贯高等人到朝廷自承罪责，为张敖洗脱罪名，刘邦就顺水推舟，释放张敖，并将贯高等人一概赦免。这也是为了软化、收服赵地豪杰，安定赵地人心，借此安抚天下豪杰。
刘邦登基之后，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大封同姓王，说到底，就是要防备豪杰造反。秦末豪杰并起，刘邦身在其中，深知其味。平定淮南王英布造反之后，他途经家乡沛县，大宴宾客，意态慷慨悲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所忧心忡忡的“四方”，不是汉朝的四方边境，而是遍布天下的豪杰。故迁都关中之后，汉朝除了强迁“六国强族”入关，更将各地“豪杰名家”强迁关中，总共十几万人。他大封自己的子孙为王，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为汉朝“守四方”的“猛士”。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讲到，吴楚七国反叛，太尉周亚夫兵到河南，发现叛军竟然没有与洛阳大侠剧孟联络，大喜过望，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在周亚夫看来，剧孟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七国造反，不去联合他，可见识见浅薄，还能干成什么大事。
汉初七十余年休养生息，地方上继豪杰而成为社会主流的，是一种称之为“豪强”的人。他们“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那时，社会上将这种人也视之为豪杰。对此，司马迁不以为然。说豪杰都是隐于民间的“布衣之徒”，介于“贤豪”之间，是“乡曲之侠”“闾阎之侠”“匹夫之侠”；他们“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于当世”，“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他们虽然会触犯法禁，但都是急人所难，救人于生死存亡之际；做了好事也不自吹自擂，更羞于向人提起。
然而，这样的人物，如剧孟、郭解，在司马迁时代，已是硕果仅存。汉朝对游侠，或者豪杰，打击甚严。景帝时，济南郡的橺氏、陈郡的周庸，以“游侠”闻名天下，势力非常之大。景帝特命钦差大臣去那里治他们的罪，株连甚广。但是，景帝所打击的济南橺氏之流，“豪猾放纵”，已完全是豪强一类人物了。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显然把豪杰理想化了。他所讲的豪杰，那种为人气质和行事方式，在汉初七十余年中，渐渐地已不再能称名于世。代之而起的“豪强”，肆无忌惮，不讲公义，“武断于乡曲”，是所谓“豪暴”“豪猾”。韩非讲“侠以武犯禁”，叔孙通“专言大猾”，反映的无非是游侠，或者豪杰的“暴”与“猾”。从来豪杰的为人行事，一般都不脱这两个特点。汉史上“豪猾”并称，或称“豪杰大猾”“宿豪大猾”，反映的正是此类人物的共性。汉朝建立之后，乱世的舞台不存在了，“侠”，或者“豪杰”，要么本身已成为权势与财富中人，要么就是以攀附权势与财富者为生，并以加入他们为目标的人。
总而言之，敢于以豪杰风格行事的人，在汉初的无为和放任之下，其“暴”其“猾”，离成为“兼并之徒”“豪党之徒”，都是最近的。承平既久，豪强成为主流，社会即由遍地豪杰，演变为遍地豪强。中国的历史，亦由此翻开了另一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