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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读书”，是小说《高玉宝》里的一句，表达了苦孩子想上学的强烈心声。每人都有自己与书的故事，将此人与书的故事连缀起来，亦能从侧面反映其人生。迄今为止，我的生涯与书是密不可分的。
我出生于泰山脚下的乡村，无家学渊源，最早接触的书，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学课本之外，只有毛泽东的语录与选集了。
接触到课外书本，是举家迁居南京后。大约小学五年级，班上有同学家原是开“小书摊”的—在中小学校门口摆个摊，将各种适合儿童的书籍（连环画为主）出租，一两分钱一本，供学生现场租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书摊自然不能摆，他家的书都堆到了一个低矮昏暗的阁楼上。那时上课学东西很少，课后更无作业之类，一帮学生各种疯玩发泄精力。有天在他家玩“躲猫猫”，情急之下，艰难地钻进阁楼，意外发现了“宝藏”，遂放弃游戏，看起小人书来。之后，放学就常到这同学家去看书，不仅免费，还是自助，想看哪本就看哪本，用今天的话，可真是爽。但此事有风险，偷偷摸摸地怕让家长知道。后来，我们想出一法，每天到他家取一本，拿回家看，次日再换，神不知鬼不觉。为了能借到书，我对那位同学百般迎合，小孩子能做的各种阿谀奉承，都做过。小人书看完后，就从他家拿些“大书”（相对于连环画，以文字为主的书）回家看。
书拿回家，又遇到新问题。大书通常较厚，当天读完次日还，以小学生的识字水平“一日一本”，都是囫囵吞枣，挑着看，有时看不完晚上加班加点。家里住房很小，挑灯夜战，影响其他人，家长绝不允许。也有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看书的事，被家长发现，难免被一顿臭骂。同学家用来出租的书，都浅显地迎合中小学生，所谓“大书”，主要是两类：一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小说《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二是前苏联的小说，多是二三流的，没有名著。
上中学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读书无用论”更甚。我们有几个同学私下结成小圈子，互相换书看，逮到什么看什么，基本上是市井小民爱读的，即使文学作品，也没有高大上的经典。“换书”是按市场规律，等价一换一。如果当时没有可借的，就先欠着。我没有自己的书源，就采取“进口替代”，即借到一本书，用最短的时间看完，然后转借给别人。“进口替代”生意运转得不错，但有一次出了大纰漏。同学借我一本挺厚的书，约定5天后还。我用1天看完后，转借给别人，约定3天后还，预算上时间上很充裕。但到第2天晚上，全家已睡下了，突然有人敲门。爬起来一看，那位同学哭丧着脸，边上站着大人，吓坏了我。原来，同学是偷拿了他父亲的书借给我，他父亲又是借别人的，到我这里至少是“第四手”了。家长的上家催着要书，找不着，挨个孩子审问，同学交待了。家长就带着他摸黑找到我家来讨书。可我已转借出去，且不认识下家同学的家。又黑又冷的晚上，再追下去的线索也断了。家长确信书没有丢，我又保证次日归还，无奈地带着同学回去了。我再也不敢做“进口替代”生意了。
高中阶段，我与同桌关系很铁，他特别善良，就是不喜学习。每逢考试，我都想办法帮他过关（各种巧妙地“串通作弊”了）。作为报答，他想方设法去借书给我看（大多数他都没看，只是“二道贩子”）。有天早上，他神秘地拿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悄悄对我说，这是“手抄本”，中午放学要还，你看不看？那时看“手抄本”是要处分的，甚至有被判刑的，我是班级团支部书记，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对江湖上流传的手抄本心仪已久，从未见过，就说：先给我。那天上课时，满脑子只想着找什么机会看“手抄本”。可恨的是，我座位在教室中间的第三排，完全在老师视线之内，没有“犯罪”的机会。说来也巧，那天上午的后两节课突然改开全校大会（好像是传达中央文件）。本来，操场上开会没有课桌遮掩，同学又紧挨着坐，实施“犯罪”的条件更差。但我刚巧坐在第一排的最边上，旁边是同桌（整个过程中，他一直为我掩护，观察周边环境）。当时是一月，操场上天寒地冻，大家穿戴很厚实。我就埋着头，卷曲着身子，紧捂住书，只留着塑料本与眼睛之间一点的空间，在大喇叭里校领导震耳欲聋的声音中，心神不宁地匆匆读完人生第一部“手抄本”。那本“手抄本”字迹潦草，其实不完整，基本上没有故事情节，更像一本粗陋的生理教科书（我们从未上过生理课），估计抄的人要么时间来不及，要么兴趣根本不在故事情节上。在那样的阅读环境下读“黄色手抄本”，危险堪比做“地下工作”，惊心动魄。多年来一直后怕，真是无知无畏，胆大包天，如果被老师发现，直接抓“现行”，提溜到主席台上批斗，都不用另外组织了。
我到现在阅读的“品味”都不高，与朋友交谈，如果说到“国学经典”“西方名著”，多数都没有认真读过，有点自卑。我怀疑与最早的阅读是从深巷陋室的“小人书”起步，后来读的大多是市井小民爱看的书籍有关，“阅读基因”不良。
回想个人早期阅读史，非常感谢所有借书给我的同学，特别是那位冒险借手抄本给我的同桌，如果被逮住，他罪名比我更重，首先是“传播”（腐蚀拉拢“好同学”），其次是“共犯”（我看时他掩护），最后，虽然多数书他只是转手给我，但这手抄本他是看了的。
自己购书是挺晚的事，原因大抵是囊中羞涩。上大学前我已在工厂做学徒，有微薄的工资。上大学后，是走读生，断了工资，吃住在家，一切靠父母，自尊心已不容再向家里开口要钱买书。基本上是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书。记得大三暑假，利用假期打工挣了些钱，事先盘算好买一套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钱刚到手，有同学约去黄山旅游，虽是穷游，回来时工钱所剩无几，硬着头皮请父母补齐购书款。
通常，读书人之好书，与女生购置衣物相近，多多益善，书橱里总觉得少一本好书。我在购书这件事上，相对理智。平时购书并不多，一是先前没钱买，二是无处存放，三是较早就从阅读经历中悟出，就读书效果而言，“购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借不着”。无论多喜欢的书，只要买到手，就感觉已入囊中，早读晚读都无妨，最后多数束之高阁。倒是借的书，到期归还，限时读完。想借而一时借不到的书，绝对激起阅读的欲望，一旦到手，手不释卷—最好的书都在图书馆或是朋友的手里。
我的许多藏书是朋友赠送的，看到书橱里的书，首先想到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想到赠送者与我之间的学术交谊。
最早的赠书来自读研究生时陪住的一位日本留学生。我们同住一年，成为好友至今。他来中国时，带来了一些日文、英文的专业书，都是国内所没有的。回国时，就将书全留赠给我，其中一本是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 Eastman）教授所著《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 1927-1937）的复印本。几位年轻朋友看后都说好，我们就以这复印本为母本，将该书再复印，译成中文出版。
所有赠书中，以台湾朋友赠送最多。我去台湾开会、教书10多次，得到朋友赠书不计其数，或是学者个人新作，或者是他们多余的复本书。台北“国史馆”每出新书，免费发两套给研究人员，朋友常会留给我一套。逛书店购书，是在台湾必不可少的活动，“国史馆”的小卖部（专卖其出版品与小礼物）、“中研院”的四分溪书店、台大与台师大附近的旧书店、诚品书店等，均是必访之地。每次从台湾返回前，最发愁的事是如何将一箱箱购买与获赠的书拖到邮局寄回（通常需要朋友开车帮助）。
有些书与人的故事永生难忘。“国史馆”纂修王正华女士，邀我去她府上，只要是她“暂时不用”的书籍，任我挑选取走。那天下午，在新店“国史馆”工作完毕，侯坤宏先生开车载我去选书，大概选了七八箱专业相关的书，装入她事先精心备好的纸箱，再匆忙赶在邮局下班前寄出。前几年，勤勉敬业的王正华在办公室岗位上逝世，睹书思人，不胜怀念。
2000年，受“中正文教基金会”邀请，赴台访问一个月，后来担任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先生带我到原“党史会”书库，以成本价任我挑书，半卖半送：“只要你愿意，随便拿。”那是我第一次装箱打包书，笨手笨脚，基金会的秘书杨小姐见状，直接让我靠边，她人很娇小，但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十几箱书搞定了。“中研院”近史所的朋友赠书也多。郭廷以图书馆的几任馆长对我都有赠送（馆长是由学者兼任，定期轮换），其中最爽快的是谢国兴研究员，所里的出版品，每样赠一本，我出邮费即可。好朋友张力研究员身强力壮，每次来大陆，都背不少书籍来分送，一见面通常就掏出几本书来。
2007年，在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半年，与系里上下从教授到助教都结下友谊。回杭州一年后，助教来电邮问我，她们系图书馆要处理一批复本书，只需出邮费就能寄到杭州，要不要？这等好事，怎能不要？！很快大大小小50箱书就寄来了。又过七八年，助教再次询问，系上又要处理复本书了，要不要？当然还是要。但是这次很不幸，书到杭州被海关扣下，费尽周折，仍被退回台湾。
拥有间书房，一度以为是遥不可及之梦想。长期蜗居，家里除了一个简易的竹书架外，没有可以放书的地方，许多书就装纸箱置于床下。师友赠书是其呕心沥血之作，放在难见天日的床下，实在愧对。条件改善后，先将师友们赠书在书橱中摆放整齐，郑重一拜，总算是对得起它们了。
1998年，内人单位分配给二居室的房子，房间一大一小，大的那间将阳台打通，约有20平方米，光线也好，左邻右舍都选做卧室。内人开明地说，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这堆书了，你在家时间又长，大的做书房吧。我们又买了挺贵的“光明牌”实木书橱，沿两边墙排开，书房挺有点气势。有句名言，“如果人间有天堂，一定就是图书馆”。对我个人来说，这间书房，就是梦寐已久的天堂，满足了阅读、写作、胡思乱想、与师友对话（通过研读他们的论著）的所有需要。有了宽大舒适的书房后，文章未必就写得更多更好，但有了一方净土，无论俗务多么狼狈，只要走进书房，坐在书桌前，心境就能平静下来。
装修完毕，我们邀请导师茅家琦教授、张宪文教授到寒舍小聚。他们进门，就被书房吸引，茅老师夸奖说，这是南大历史系最大的书房！那时南大教师住房条件尚待改善，学校分房不是以面积而是以几室来衡量，大钟亭的教师宿舍，不到8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能隔出三室一厅来。一般教师宿舍最大的房间不过15平方，自然不可能有近20平方的书房（现在，南大许多教授购置了别墅，书房之大与典雅，令人羡慕）。
茅老师的夸奖，让我们很得意，就想，这么好的书房，应该有个“堂”“斋”“室”之类的雅号（读书人的通病啊）。搜肠刮肚，想到“仿秋斋”三个字，当时还写了段文字，解释理由，大致是秋天里农人收获，天高云淡，从容不迫，是我最向往的季节，为人为学要追求秋天的意境。我在网络上短暂开个专栏，名曰“仿秋斋论史”，现在的微信号，也用“仿秋斋”。
随着住房条件不断改善，书房走入寻常百姓家。南京市举办了一次“书房大奖赛”，“仿秋斋”报名参加了。比赛结果出来，一等奖是位全国知名的女作家，二等奖归了我的朋友、也是作家的叶兆言，“仿秋斋”得了三等奖。坦率讲，开始真不服，那位女作家的书房，是不到10平方的小屋，一个与写字台连在一起的书橱，陈设气势绝对比不上我。但转念又想，书房评比，重要的不是比外在的面积大、陈设好，而是比内在的利用书房创造出的价值与社会影响，这个核心得分点上，自叹弗如。
2006年，调到浙江大学教书，家仍在南京，变成两地通勤生活。书也分在三处存放：南京“仿秋斋”是根据地与老营，杭州办公室与家里，则是近期要用的书或购置、收集的资料。书分两地，自然也有不便之处，有时备课、写文章需查实资料，书却在另一处，着急！好在很少有非要即刻找到不可的程度。有段时间赶写书稿，有部必备参考书，我干脆就将它放在电脑包里，随身携带。书稿难产，那厚厚的书就随我在南京、杭州之间旅行了大概有近一年的时间，高铁坐了不下10趟。
与“仿秋斋”井井有条不同的是，杭州两处的书，极其凌乱，胡乱地放置，尤其是办公室里，办公桌与茶几上，全被书占领。实在看不下去，就请学生来帮助清理一次，但不久，就凌乱如故。因为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专门搜集资料，除了蒋介石直接相关的书籍可以放入书橱外，许多书因无处放，始终留在纸箱中，箱子堆到书橱前面，开书橱也变得艰难。好在，自己基本记得书在哪个箱子里，堆在哪个角落，临到用时虽需东搬西翻，“众里寻他千百度”，但大抵最后总能找到，自嘲是能“乱中取胜”。
对于书与读书，前面说到最好的书在图书馆这个理念。我另一理念是，书只有共享，用起来，活起来，让需要的人能找到、利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学术乃天下公器”。我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时间不短，每次都找到他们馆藏的宝贝，吴文津馆长、郑炯文馆长非常乐意学者们利用。郑馆长多次说，图书馆不是档案馆与博物馆，它的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这对我影响挺大。我获赠的书，多数就交给了历史系的资料室。五年前，浙大蒋研中心与校图书馆共建了“蒋介石文献特藏室”，我把部分个人图书放入该室，供师生阅览。师友相赠的图书，转用于学校师生，正是传播师友的雅意，将学术发扬光大。
2020年，浙江大学人文古籍新馆落成，即将开馆，共建的“蒋介石文献特藏室”就在其中，是集收藏、展示、阅览、上课与小型学术会议诸功能于一体的独立空间，我对此充满了期待。“仿秋斋”的私人书籍，终将全部汇入，那些深藏在办公室箱子里的书，也将重见天日，成为公共资源。换个角度，图书馆也将变成个人日常阅读、写作、交流与胡思乱想的地方，一个扩大版的“仿秋斋”。
浙江大学人文古籍图书馆内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文献特藏室”启用
在图书馆里拥有一间书房，对一个读书人，是多么美妙的圆满。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此文主要内容曾由“南京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2020年8月14日以“校友陈红民教授的书房”为题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