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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考入大学42周年。昔日风华正茂青年，已成年逾花甲之老翁。将当年奋力高考与大学生活片断记下，雪泥鸿爪，聊以自慰。
我出生在山东泰安，10岁后全家移居南京，1976年高中毕业。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工人。我参加高考前不久，刚分配在南京的一家拖拉机配件厂做学徒工。在当时，不用上山下乡，且在一个地方国营性质的工厂上班，在所有中学同学中，属于很幸运的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秋天听一位中学同班同学说的，同学的父亲是南京工人医院的医生。有天神秘地告诉我，他父亲说，要恢复高考了。这个神秘的“小道消息”，并未在我心里发生太大影响，也就是知道了，觉得它和我的关系不那么大。一是我对上大学没有更多的概念，更不会想到自己能上大学；二是我高中毕业不用下农村，也是满足了不少苛刻条件才留在南京的。在分配过程中，父母托关系才分到这家中型地方国有企业，就是比起其他留城而分到街道小作坊工厂的，也不知要好多少倍，我挺知足。
那家工厂已多年未招工，当年一下子就进了300多名中学生。高考消息确实后，很多青工都表示要去参加大考，跃跃欲试。但我最初没有下决心，说一点没有想法，也不真实。主要是对能否考上完全没有底，没自信，怕报名考不上丢人。
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我的想法，促使我下决心去考试。有天上夜班，工间休息闲聊，一位女工师傅问我，车间里好多青工都要报名考大学了，你打算报名不？我说，我们家里没这种背景，自己也不行，所以就不考了—说没有背景，是指父母文化都不高，且自认为不行，没有自信心，完全是个安于现状的人。那位女工的下一句话，激起了我内心的骚动。她说：“我看车间里新来的年轻人里，就你还不错，其他人都敢报，你怎么就不报呢？何况高考报名也不要交钱。你配而不配地去考一次嘛。”“配而不配”是南京话，意为不做白不做。人生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人无意间的一句话，引发自己内心的震动而发生改变的。我也因为这位师傅的激励，鼓足勇气去报了名。
这位女工师傅其实平时没多少接触，她的名字叫张莉，我永远感谢她。后来招了位研究生，也叫张莉。因为与那女工同名，我对她比其他同学要多些关照。
报名之后开始复习，发现一片茫然。不知道怎么去准备，不知道将怎么应考。一方面是无从找资料，什么也没有，连教材都找不到，根本不知道要复习些什么；另一方面，我的中小学教育正好与“文化大革命”重合，完全是混过来的，那时的教材无非都是“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革命化”知识，如语文主要是毛语录、阶级斗争、革命英雄故事之类内容，化学多是学化肥农药，物理是学“三机一泵”—拖拉机水泵这类东西，要么跟政治运动有关，要么跟工农业生产有关，与基础教育相差很远。没办法，只好找到什么资料就看什么资料，“恶补”一阵子。
我在中学时，数学之类课程考试成绩在班里是顶尖的，曾做过学习委员，原以为自己理科还凑合，起先是准备报考理科，结果一复习才发现自己基础差，加上已高中毕业两年，学校里学到的也忘得差不多了，就决定改考文科。考文科还是考理科，在当时只是为提高录取率的权宜决定，后来却决定了自己一生的职业走向。
复习备考那段时间，白天要上班，干体力活累到死，主要靠晚间那点时间抓紧复习。根本不敢请假，怕考不上，落个“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印象。这时，那些下乡的同学都从农村请假回来，全天复习，反倒时间充裕得多。
1977年江苏的高考，因积压了10年的人才，报考人太多，分初考和复考两个阶段。车间里有几位青年工友一同参加初考，他们都考理科。出考场后大家聚在一起对对答案，结果好像就我不行，要么没答出，要么不正确。我觉得自己考砸了，肯定考不上。初试结束，就停止复习，给自己放假休息。大概是一个月后，初考成绩出来，那些觉得考得好的工友都没考过，车间里只有我与另一工友进入复考。这结果有点滑稽，“落榜者”很有些不服气，我也挺纳闷。后来推想，可能我们初试后核对答案，真正有确定答案的是数学，我确实考得不好，但语文等科目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初试结果公布到复试的间隔好像很短，我只能凭着之前复习的东西去应考。一时的误判，让我未能在初试后再接再厉，反而马放南山，耽误了最关键而宝贵的一个多月时间。
复考以后，我确定自己考砸了，因为数学考得太差，除了第一大题里有5小题考基本概念的送分题外（大概做出4小题），其他的我都不会做。不料，过些日子结果公布，又来了通知让我去参加体检。1977年高考，始终未对考生公布考试成绩与录取分数线，能参加体检说明成绩还是不错，车间里一同复试的那位工友就未体检。然而，好运没有伴我到终点。
虽然事先不自信，也知道考得不好，但体检后有点想入非非了，盼望被录取。自知上不了好大学，祈求能有个学校上就好。到录取工作结束，没有等到通知书。1977年是中止高考10年后的首次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录取率极低。
过了一段，又传来好消息，国家极需人才，要从体检过的“落榜生”中再扩招一批。我又产生了幻想，以为或许能柳暗花明，但最后仍未接到录取通知书。
首次高考，三关过了两关，最后还是名落孙山。
首次参加高考虽失利，却让我信心大增，因为我原先不自信，最初都不敢报名，居然可以走到体检这一步，厂里工友们对我有点“刮目相看”—我是厂里最大牌的落榜生。再次备考，信心气势上很不同。
1977年全国高考因是临时决定进行，等录取结束，差不多是1978年2月了，离1978年高考只剩下半年时间。一位工友的母亲是一所中学的领导，他带我参加了那所中学办的夜间高考补习班，每周有几天下班后坐很远的公交车去补习。那是所水平很一般的中学，办补习班其实有收钱“创收”的考虑，补习老师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知道该教哪些文化知识，该怎么应考。但上一上这样的补习班，还是有用处的，知道了不少信息，至少有基本的复习资料。只是白天上班，晚上补习，人挺辛苦。上大学后，知道许多农村同学，每天干农活，没有复习资料备考。高考很公平，这体现在最后结果上，其实备考过程是不公平的。城里的考生在资料、信息上占了不少便宜。
如果说1977年高考自己完全是懵懵懂懂经历了一番，没有充分准备；那么1978年再考，自己心里就有底了，说是复习，其实是突击学习，掌握了不少中学从未学过的知识。
第一次落榜，使我认识到自己的“短板”与数学成绩的重要性。推算1977年自己的高考数学分大概只有20分左右。那年只考4门，数学、语文、政治，外加历史地理合一张卷子，数学只考了20多分还能进入体检，说明其他科应当考得还不错。因此，再次备考复习时，我就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用在数学上了。甚至想，能否成功，就看数学考分了。1978年高考成绩就全部公布透明，我的数学考了55分，加上其他几门的分数，如愿进了南京大学。自己重点突击数学的策略，是成功的。55分，对文科考生的我是个极高的分数，一度很还颇为沾沾自喜。待入学后才发现，我班同学数学普遍考个七八十分，最夸张的是，有位同学竟然是99分！即使在理科考生中，也绝对是高分了。
印象中，1977年江苏省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苦战》，当时叶剑英有一首诗，号召全民向科学进军—“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样的题目应景当时的国家形势，是很好写的，至少各种水平都能说上几句。到了1978年改为全国统考，作文题竟然变成了缩写题，将一篇社论《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压缩成500—600字之内。这种缩写的形式，好像后来再未用过。
我看到作文题目，有点懵—作文怎么可以这么考？那时也不知道主题词、主题句这些，基本上是按比例“压缩”，写了好一会，文章还未压到三分之一，数下字数，已有300多字，心里一惊，肯定要超过600字扣分的。我就将前面的划掉，重新开始压缩。这个过程，既浪费了时间，更重要的是扰乱了心绪，一边写一边自责前面没有考虑好压缩比例，甚至后悔为何要划掉前面的重起炉灶，其实后面多压缩些，也能控制在600字以内的。生怕超过600字，写一会，数一会字数。作文未考好，对其他题目也没时间仔细考虑，整个语文考试乱了方寸。
1978年高考过程中，有两个难忘的细节：一是第二天下午的考试，到达考场时，我突然发现准考证没有带。考场在宁海中学，离我家不远，骑车回去取还来得及。但匆匆赶来赶去，肯定影响情绪。在那紧要关头，我居然做出了一个超出自己智商的决定，很从容地去办公室找到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请求允许在考试结束后再送准考证给她审查。真是谢天谢地，那位女老师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事要搁在现在，门也没有啊！那位女老师说，没有问题，前面三科考下来，我看这个考场就你考得好。我这才想起，她巡视考场时经常停在我旁边看答卷。这位老师的开恩，不但免了我赶回家取准考证的折腾，她的话，更使我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当天下午是考地理，我绝对超水平发挥，个别不会的题懵着答，也都对了，居然考了92.5分，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更巧的是，多年后，我在另外场合下遇到了这位女老师，才发现她竟然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的太太—窦老师。冥冥之中，是师母当年暗助了我考上大学啊。
另一个细节是，同车间的两个工友一同报考，他们报理科，考场离我家较近，每天中午他们就到我家吃饭，省去路上奔波。第三天下午考外语。那年外语是选考，不计入总分（外文专业除外），我们三个都没有选。但上午考试结束时，监考老师宣布，没有报考的考生下午仍可来考。中午吃饭时，他们就说，反正是最后一门了，下午没事，不如去试试。我坚决不去，天这么热，不如休息一会儿。没想到我刚躺下，还没睡着，他们就回来了。我问，怎么没考就回来了？他们说，考完了，打开卷子，什么都不认识。就在选择题上胡乱画勾，10多分钟就交卷了。等英语成绩出来，他们竟然都在15分上下。要知道英语试卷选择题总共是25分，按四分之一的概率，胡乱选应该是在7分左右。最终他们一人考上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后来去了美国；一人上南京医学院口腔专科，成了有名的牙医。
1977年填志愿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是乱填的。1978年南京的考生是知道成绩再填志愿，各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确定了，填志愿比较有把握（到校后，南京之外的同学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分数，并不知各校的录取分数线。我最想上的是中文系，其次是哲学系，没想到要学历史，因为中学从没学过历史。结果那年政治考了78分，语文78分，历史85分，地理92.5分，数学55分，总分388.5分，超过了南京大学录取线。但南京大学的哲学系和中文系，除了要求总分达到分数线，还要求单科80分以上，所以我上不了南大中文系。如果非要选择中文系的话，可以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现在想不起来到底为什么非要上南大，其实自己也确实对大学各专业都了解很少，也就谈不上对哪个专业有特别的兴趣，想上中文系是以为中文系培养作家，而自己一向作文写得还不错。当时社会上大学生较稀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就“升天”了，和留在工厂有天壤之别，因而学什么专业对我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后来在改革大潮中，我工作了一年多的那家工厂被兼并，没报考或者没有考上大学的工友们，有些人40多岁就多下岗了，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当然，我那时并无清醒的认识，只是觉得要有个机会读书，也有点当大学生的虚荣心。没想到其后的人生境遇会与工友们有那么大的差别。
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庭所在的街道。事先，家里拐弯抹角找到一位在省级机关工作的朋友，他将我的高考分数与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都查清楚，提前告诉，我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话，单科分数达到了，总分也超过不少，很有把握。虽然估计被南京大学录取的概率较高，但是，毕竟没有最后确定，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还有点煎熬。那段时间父母好像也有些焦虑，至今也没有问过父母对我考大学的感想，他们的文化不高，在学业上帮不了我，好像也想不起高考那些天对我的生活有特别的关照。这样也好，我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与负担，考试反而能超水平发挥。
大学同学（后排右二为作者）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对我们家族也很重要。1978年10月初，嫂子住院待产，当时哥哥远在青海服役，无法回来。7日晚上，家母突然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探望（医院较远，她不会骑车）。到医院后等了很久，也没有嫂子生产的消息，只好回家。到家时，已是半夜，人很累。我决定第二天上午不去上班，请假半天补补觉。没有想到，8日上午8点多钟，就有人到家里通知，让到街道去取录取通知书。因事先有预估，拿到通知书只有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并没有许多同学接到通知书时的狂喜。同时，医院也传来了喜讯，嫂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一天，我们家双喜临门。
那几天，家父逢人就说，他一天之内降了几级工资。意即马上要供养上大学的我和刚降生的长孙，负担重了。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正话反说，心里不知道有多美呢。
有个后话是，后来才知道我的导师张宪文是1978年高考的历史命题组成员，也即我们考的历史卷子，是他参与出题的，觉得挺神奇。而1998年至2004年，我也成为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命题专家，连续7年参与全国高考历史考试的命题工作，这更是作为考生应试时做梦也不敢想的。
（此文主要内容曾刊于朱庆葆《我的高考：南京大学1977、1978级考生口述实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