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精忠柏石室藏印》版本不一

春夏间卧病数月，养疴之际，唯以读书遣日。近阅谢泳《钱锺书交游考》，其中提到《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油印本一种，全文已整理收入今人傅宏星主编的《钱基博集·文物散论》里。谢氏称：

钱基博写“大田白方章一对”时提及“吾亲家翁汪星源先生于十年前贻余书，称田黄在清末光宣间，其价已与赤金埒，今更倍蓰。田白远胜田黄。弱冠时，曾于费屺怀世丈（念慈）处一见，视同拱璧”。

让我想起昔日曾见钱基博（1887—1957）手订的《精忠柏石室藏印》一册，书衣上除书名外，另题有“星源老亲翁鉴定”一行（图1），应和写信予钱氏谈“田白”印材者为同一人。按：钱基博生有三子一女，长子钱钟书娶杨绛，次子钱钟纬娶奚赛珠，三子钱钟英娶汪黛云，女儿钱钟霞嫁石声淮。与之有儿女姻亲关系且姓汪的，只有他儿媳汪黛云的父亲，故此推测，汪星源可能是钱钟英的岳父。

巧合得很，在《文物散论》一书中，同样也收录了一部《精忠柏石室藏印》，借用南通凌君钰藏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钱基博题赠费范九打本为底本，以整理本加影印本的形式，全面展示此谱面貌。傅宏星在《文物散论》校订后记中说：

钱先生撰写的第二部文物研究著作，即《精忠柏石室藏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杀青。这部金石研究之作，乃是他六十五岁时，应好友南通费范九先生之请，将所藏古印手拓成，得若干部，分赠友好。印谱共收印五十余方，朱墨灿然，精美绝伦，大体是一印一页，每页都有钱氏特有的书体所作的文物鉴定与考释说明，文字或长或短，然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切中肯綮。

傅宏星之所以说此谱编拓是应费范九之请，源于费本书衣上有钱基博题“费范九先生索拓所得印，稍加说明，如命应之。辛卯十二月，钱基博，时年六十五，客授武昌”之语。不过，傅氏说“印谱共收印五十余方”，与《文物散论》中整理本编号只到四十即戛然而止，在数量上有十余方的差距，不免令人感到奇怪。兹取其影印题赠费范九本，与钱氏题赠汪星源原本加以对比，很快发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异：首先，费范九本始于“夏商肖形印”，终于“清田鹤印”；汪星源本开头与之相同，在“清田鹤印”之后还有十五印。

其次，除了收印数量不同外，所收各印的顺序费、汪两本也不尽相同。汪本已经对各印进行系统分类，分为夏商肖形印、秦玺、汉玺、汉官印（附凿印、刻印、铸印）、宋均窑变瓷印、宋龙泉绿瓷印、宋人花押印、宋人道号印、明印人开山大师文彭刻石、清玺，较费本眉目更为清楚。

第三，对于各印的考订说明，内容的详略、长短，费、汪两本也存在差异。如谱中第二印费本定为“汉玉玺”，汪本定为“秦玺”；费本第三印为汉代“谈阳王印”，汪本将之列为第四印，而将后面的“左司马玺”一印提至第三。汪本在每条考订前，必先记印之材质、钮式，如“夏商肖形印”，汪本先记“铜印，杙钮”，再述“肖形印者，古代常用于封泥，不为文字，而为图画”云云，费本无前四字，径言“肖形印者”云云。

第四，卷首书名下“钱基博拓记”五字上，费本钤“精忠柏石室藏”白文方印，汪本则钤“钱基博印”朱文方印（图2）。费本未见页码，汪本书口有页码，共计二十五个筒子页。

无论从收印数量、各印顺序，还是考订内容、形式钤记等方面来看，显而易见，汪星源本编定的时间，要比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编成的费范九本来得晚。油印本《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编印于一九五二年，往前逆推十年，汪星源在致亲家钱基博的信中谈及“田白”石材的时间，约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当时钱基博正在湖南安化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钱钟英与汪黛云在上海订婚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彼时钱、汪两家结亲已有数年，汪星源、钱基博二人通信也在情理之中。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两亲家在家书中仍不忘谈论印章、印材，却与常人不同。时隔十年，一九五二年后钱基博重新编订《精忠柏石室藏印》寄给汪星源，并求“鉴定”。于此不免怀疑，钱基博对于印材、印章的兴趣与研究，是否曾受到亲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