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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新公布文物影像中，有三件与王国维（1877—1927）有关的藏品：一枚寿山石“王国维”印章，款作“叔通属心龛刻赠静安先生鉴家清赏”，应是陈叔通请童大年（1874—1955）为王观堂所作，惜无印面图片，不能确定是否即常见的“王”字朱文、“国维”白文一印。其次是王国维行书自作《冬夜读〈山海经〉感赋》诗条幅，署款“明久先生教正。乙丑正月，国维录旧作”，并钤“静安”白文方印、“王国维”朱白文方印。乙丑为民国十四年（1925），明久很可能是民国十二年（1923）三月初一日奉溥仪谕旨，与王国维、杨钟羲、温肃一起在南房行走的景方昶。第三件是一柄成扇（文物号00056402），两面均是书法，分别由罗振玉（1866—1940）篆书、王国维行书书写，从上款“叔平”看，这是罗、王二人书赠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1881—1955，字叔平）者。
王国维、马衡二人的交往，最直接的材料是二〇一七年由马思猛整理的《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全书收录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与鲁迅博物馆藏两人往还信札，共计八十七通。关于书扇一事，恰好《往来书信》中存有零星记录，至少可以证明马衡曾不止一次向王观堂、罗雪堂求书扇面。如民国十一年壬戌六月廿五日（1922年8月17日），马衡致王国维一札最后提及：
张广建藏秦敦，先生想已见过拓片，器底尚有刻款一行，现已剔出，计十字，曰“西□器一斗十升八奉敦”。兹寄呈墨本一分，乞察收。另，寄扇面一帧，即请先生将此敦跋文书于其上，一面当求叔蕴先生摹写敦文也。（图1）
据此可知，马衡曾对扇面上要写的内容，提出自己的想法：一面请罗振玉摹写秦敦铭文，一面请王国维写一段秦敦跋文。秦敦即秦公敦，原器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同年七月初二日王国维回信中说道“秦公敦拓本拜嘉，向闻此敦出于甘肃，颇疑此乃德公徙雍以后之器，何以出于陇右？颇不以估人之言为信”云云，信末言“《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扇面收到，写就后当同寄上”。约一月之后，八月初七日马衡回信说“尊著《五代监本考》及赐书扇面均拜领”，足证王国维已照马衡要求将扇面写就。而此次故宫博物院公布的扇面，王国维所写内容却是罗振玉藏鱼鼎匕铭跋，分为两部分，先摹铭文，次加考释。署款作“漫书所见，祈叔平先生教之。癸亥六月中浣，观堂王国维书于京师履道坊侧寓庐”（图2），按癸亥为民国十二年（1923），从时间和内容来看，均与民国十一年马衡所求不合，当非同一扇面。
雪堂藏鱼鼎匕（图3）现存辽宁省博物馆，王国维跋文收录于民国十九年罗振常蟫隐庐石印本《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一第十一页。兹取扇上王国维所书鱼鼎匕铭跋文与印本相比较，发现释出匕铭字数较前为多，考订内容则大略相同，惟扇面上最后多一句：
图1 马衡 致王国维手札
图2 王国维书赠马衡扇面
图3 鱼鼎匕拓
铭中“下”字作“下”，与今隶全同。此器形制、文字尚是战国以前物，而“下”字已如此作，盖欲与一二之“二”字相别也。
这张扇面，可能是民国十二年夏初，马衡依去年旧例向王国维、罗振玉求取。虽然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没看到求书扇的记录，但却找到了王国维寄还的记录，即本年六月十三日（1923年7月26日）函云：
昨晤幼渔兄，知大驾已起床，至为快慰。介绍毕君书，书就奉上，又尊扇并呈，请察收。周氏《皋陶谟》残石拓本二，系雪堂属交者，其一赠兄，一赠森玉也。
从日期上看，与“癸亥六月中浣”相合，故推测信中附呈之“尊扇”，就是故宫博物院新公布那一柄，惟图片仅有王国维行书一面，背面罗振玉篆书内容待查。另外，正式收入《观堂集林》卷十八的《秦公敦跋》一文，末注写定时间为“癸亥八月”，然则一九二二年夏王国维以秦公敦跋文书扇赠马衡时，其文尚非定稿，与一九二三年以罗鼎匕跋未定稿书扇赠马衡，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