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汉碑

汉代书法艺术的最大贡献，在于隶书的定型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小篆出现以前汉字结构造型的“六书”法则。这一过程，文字学家们称之为“隶变”，其书写特征，在于波、磔笔画。不过，早期的西汉隶书，波、磔并不明显，方折的结体，粗细均匀的笔画，带有从小篆演变而来的特点，通常称为“分书”。直到东汉以后，波、磔的幅度加大，才成为典型的隶书体。所谓波，后来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后来楷书中变为捺或勾挑。此外，隶书中的横、竖、折、点等笔画，则大体上已与楷书相去不远。凡此种种，都为魏晋书法书体演变的完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汉隶的主要遗存，除上面提到过的书简之外，尤其以汉碑最具代表性。因为，汉朝的文治武功彪炳一世，辉映千古，为了使它能垂诸不朽，所以盛行树碑之风。传世汉碑，包括砖刻、瓦当等等，共有数百种之多。以功能性质而论，大多是用于祭祀或纪功，充分反映了礼教天人合一的观念；从风格形式上加以分类，则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为茂密雄浑的，第二种为方整劲挺的，第三种为法度森严的，第四种为舒展峭拔的。

属于茂密雄浑一路的如《郙阁颂》，体方笔重，深厚雍容，气派宏大，没有明显的波、磔笔画，纯以拙重取胜。

而如《西狭颂》，则于雄浑中稍见秀逸飞动，笔道的粗细有较大的变化，波、磔的翻挑也明显而活泼。给人的总体感觉，是结字高古，笔力遒稳，庄严浑穆，天骨开张，有博大的气象（图11）。

《衡方碑》的碑额用阳文，用笔圆浑而有波发之意。碑文则用阴文，结体于方整中有意识地强调了疏密、聚散、避就，而不是四平八稳，所以，雄强中又见奇险之势（图12）。

属于方整劲挺一路的如《张迁碑》，多用棱角森严挺拔的方笔，斩钉截铁，痛快淋漓，同时又有含而不发的波挑笔画，于方整中见变化。其结构则四角撑满，重心偏低，骨力内涵，神完气足（图13）。

《鲜于璜碑》足以与《张迁碑》相媲美，字形方硬而稳重，笔画丰厚饱满，波法平整。形态的变化比《张迁碑》更为丰富，有时重心高举，下方散开；有时重心低伏，呈敦厚状；或左倾，或右斜，或扁横，或纵长，极其生动有致（图14）。

属于法度森严一类的作品最多，历来被公认为汉隶的典范。如《曹全碑》的典雅华滋，字体呈扁形，中宫收紧，波挑柔软舒展，着力轻盈秀媚，再加上字距疏空，所给人的感受，有如一位匀称丰腴、婀娜多姿、体态窈窕的少女，论者或以为是汉隶中的《兰亭序》（图15）。

《礼器碑》的风格也是法度森严而俊秀的，但却不是像《曹全碑》那样的妩媚，而是清新、雅静，秀丽中呈示出一种端庄之美。用笔细而挺健，铁画银勾，方圆兼备，挺拔的线条内含着凝重和朴厚，其波挑的坡度很大，捺脚很重，与细劲的横画、竖画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法度森严中又含有奇、险、峻的特点（图16）。

此外如《史晨碑》《韩仁铭》《华山碑》《张景碑》《孔宙碑》《乙瑛碑》《朝侯小子残石》《熹平石经》《上尊号碑》《王舍人碑》等等，无不左规右矩，端严恢宏，作为礼教书法的典范，有时给人以法度森严过分的感受，浓于庙堂的气象。所以，有人称之为汉隶中的馆阁体，后世学者如果不加注意，便难免徒得其优美之形，而失却其内涵之神（图17）。

属于舒展峭拔一路的作品有《石门颂》，此碑为摩崖石刻，其内容是称颂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书法有雄厚奔放之气，结体、用笔无不豁达开张，中锋用笔如长枪大戟，圆润舒展。因书丹于摩崖，笔随崖走，一泻千里，绝去雕琢的痕迹，而有自然天成之妙。有些笔道拉得很长，与汉简的作风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想见作者书写时的激情和宽博的胸襟气度，令人有惊心动魄之感。所以，后人认为学习此碑，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也不敢学；又说它无庙堂的森肃之象，而多山林的不羁之气（图18）。

《三老讳字忌日记》活泼烂漫，饶有风趣，既有奔放之美，又有古朴之致，左偃右伏，奇纵恣肆（图19）。

《张山子碑》其结体虽近于法度森严的一路，但却不求工稳，法度森严中透露出不受拘束的天真烂漫。有些字写得歪歪扭扭，或头重脚轻，或左正右斜，或上紧下宽，无不各具姿态，再加上刀法爽利，字口如斩钉截铁，更显得峭拔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