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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历史长达37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到处是战争，到处是死亡，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虽为诗人的夸张说法，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在这样的形势下，广大劳动人民固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些帝王将相，同样也对倏忽变幻的人生充满了恐惧和不安，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阶层，更对三代、秦汉以来一以贯之的人生价值观念产生了动摇。一时“礼乐崩坏”，于是，一方面，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普遍地摒弃礼教的群体功利事业，而转向追求个体的超然和自适，奉行玄学和清淡，这一新的时代精神，标志着中国古代人文意识的觉醒，在历史上称为“魏晋风度”。另一方面，早在汉代时已传来中国的佛教思想也在此际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上至帝王贵胄，下至庶民百姓的普遍信仰。这两大意识形态，对于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规导作用。
我们知道，汉代以前的上古书法作为一种巫教或礼教的目的，大量地被用于书写纪功或祭祀铭文。然而，这种功能性质的书法，在魏晋南北朝即使还有一定数量的孑遗，至少已经不再占据主导的地位，不再代表时代的风气。那么，占主导地位并代表时代风气的书法，又具有怎样的性质呢？从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士大夫个体人际交往的问疾书；另一类是作为佛教功德的造像碑。特别是第一类性质的书法，可以作为所谓“魏晋风度”的最适切、最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所谓“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只有从这时候开始，书法才真正成为一种独立于所书写的文章之外的艺术，尽管它仍以文章作为必需的书写对象，但它的价值之所在，已不仅仅在于“写出”这篇文章，而更在于“写好”这篇文章。于是，对“怎么写”的技法形式更加孜孜以求，而对“写什么”的文章内容，反倒不甚讲究了。欧阳修曾经指出：
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
由于功能的不同，汉代以前郑重、严肃的篆书和隶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诉求，取而代之的是点画自如、超逸流便、崇尚风韵的楷书、行书和草书的蔚然风行，以王羲之为代表，完成了书体演变史上最终的一大变革。这一新的书风和书体，主要盛行于南方的士大夫中间。从此，无名的书法史成了有名的书法史。
北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与佛教信仰的普及相匹配，上至帝王贵胄、下至庶民百姓的社会各阶层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寄托和来世的幸福，纷纷出钱布施，开窟造像，所以，作为功德、许愿记录的造像碑盛极一时，民间的无名书家大显身手，创造了风格多样、不拘一格的新书体，后世称为“魏体”或“魏书”。
清代的阮元曾经提出“南帖北碑”的观点，作为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的总体把握，虽然不免以偏概全，但至少也不无道理。尽管南方也有碑版的流传，北方也有墨迹的出土，但大概来说，南方毕竟以俊美秀逸的法帖最能代表时代的风尚，北方毕竟以朴实雄浑的碑刻最能说明社会的潮流。所谓“南秀北雄”，在任何时代、任何艺术的形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尤其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反映得更为鲜明、强烈。
然而，尽管南北书法在功能性质上不同，在艺术风格上也不同，但是，在改革汉字书体方面，南方的文人书家和北方的民间书家都做出了共同的努力。南方的楷书、行书、草书也好，北方的魏书也好，相比于汉代以前的隶书、篆书，都是新兴的风貌，直到今天，依然为我们所采用。因此，评价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不仅仅要着眼于其在艺术上的贡献，更要着眼于其在书体变革方面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