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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是大家公认的，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古代传说，仓颉造字，仓颉一个人闭门造车，让天下人都认得，这都是哪儿的事情呢？并且说“仓颉四目”，拿眼睛四下看，看天下山川草木、人物鸟兽，看见什么东西然后就创作出什么文字来。事实上是没有一个人能创作出大家公认的东西来的，必定是经过多少年的考验，经过多少人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理解才成为一个定论。说仓颉拿眼睛四处看，可见仓颉也不只是只看一点儿就成为仓颉，他必定把社会各方面都看到了，他才能造出、编出初步的字形。那么后来画仓颉像也罢，塑造仓颉的泥像也罢，都长着四只眼，这实在是挖苦仓颉。古书上说仓颉四下里看变成了四只眼看，你就知道人们对仓颉理解到了什么程度，又把仓颉挖苦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关门造出来的。这是第一点。
字形从古到今有几大类，最古是像大汶口等这些地方出土的瓦器上那些个刻画的符号，有人说这就是文字最早的、初期的符号，那我们就不管了。后来到了甲骨文，还有手写的。殷也罢，商也罢，只是称谓那个时代的代号吧。甲骨上刻那些个字，现在我们考证出来前期、中期、后期，它的风格也有所不同，但是毕竟是一个总的殷商时期的文字。那么殷商这个时代，后来和周又有搭上的部分，就是金文（铜器上的文字），跟兽骨、龟甲上的不一样。在今天看来，甲骨、金文，都缺一个统一的写法，它有极其近似的各种写法，可没有像后来的各类楷书、草书那样一定要怎么写，还缺少那么一个绝对的规定。但是现在研究甲骨、金文的人，也考证出来，它在这种不稳定的范围里头，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例谱”可以寻找，这个是我们请教那些古文字学家，他们都可以说得清楚的，这个东西是有共同之处的。甲骨文是先用笔写在甲骨上，然后拿刀子刻，有的刻完了还填上朱砂，为好看、好认识；还有拿朱笔、拿墨写出来的字没刻的。这些你问古文字学家，他们也都能找出在不稳定的范围里头所存在的共同的相对稳定的部分。为什么呢？要是一点儿都不稳定，那后人就没法子认识这些个文字到底是什么字了，甲骨文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考证，有许多认识了的字，还有许多字好多专家还在“存疑”，还有争论，可绝大部分现在都考证出来了。又比如金文，像容庚先生的《金文编》，那也是个很大的工程，金文里头绝大多数的字基本上认识得了。至于说他那里头一点儿失误、一点儿讨论的余地都没有了吗？那谁也不敢说，可总算是在不稳定的范围里头还仍然有它使人共同认识的地方。这些共同可认识的地方缘何而来呢？就是由于习惯而来。所以我说字形构造，它有一个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那么我们现在要写字，人家都用那么几笔代表这个意思，代表这个内容，代表这个物体，我偏不那么写，那是自己找麻烦。你写出来人家都不认识，你要干什么呢？我在门口贴个条儿，请人干个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不在家，我出门了，请你下午来，我写的字人家一个也不认识。我约人下午来，人家下午没来。我写个条让人家办个什么事情，人家都不认得，那又有什么必要写这个条呢？我讲这中心的用意，就是说字形构造应该尊重习惯。不管你写哪一种字形，写篆书你可以找《说文解字》，后来的《说文古籀补》《续补》，三补几补，后来还有篆书大字典、隶书大字典等，现在越编，印刷技术越高明，编辑体例也越完备，都可以查找。草书、真书、行书这些个印刷的东西很多。你不能认为我们遵从了这些习惯的写法，我们就是“书奴”，写的就是“奴书”，说这就是奴隶性质的、盲从的、跟着人家后头走的，恐怕不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穿衣裳，上面穿衣裳，下面穿裤子。你说偏要倒过来，裤腿当袖筒，那脑袋从哪出来呢？这个事就麻烦了。无论如何你得裤子当裤子穿，衣服当衣服穿，帽子当帽子戴，鞋当鞋来穿。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书奴不书奴的问题。从前有人说写得不好是书奴，是只做古人的奴隶，其实应用文字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写字就让你们不认得，那好了，你一个人孤家寡人，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与我没关系。那你就永远不用想跟别人沟通意识、沟通思想了。所以我觉得写出字来要使看者认识，这是第二点。
商 甲骨文（王卜辞）
第三点，长期以来，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古的篆书一定高于隶书，真书一定低于隶书，草书、章草古，今草、狂草就低、就今、就近，这就又形成一个高的、古的就雅，近的、低的就俗的观念。这个观念如不破除，你永远也写不好字。为什么有人把同是汉碑，就因为甲碑比乙碑晚，就说你要先学乙碑，写完了才能够得上去学甲碑呢？那甲碑比乙碑晚，他的意思到底是先学那个晚的呢，还是先学早的呢？他的意思是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先写浅近的，写那个俗的，再写那个高雅的。我先问他同是汉碑，谁给定出高或低的呢？谁给定出雅的、俗的呢？这个思想是说王羲之是爸爸，王献之是儿子，你要学王献之就不如学王羲之，因为他是爸爸。我爱学谁学谁，你管得着吗？王羲之要是复活了，他也没法来讨伐我，说你怎么先学我的儿子呀？真是莫名其妙。从前有一个朋友会画马，他说他和他的学生一块开一个展览，说是学生只能画赵孟
，再高一点的学生只能画李公麟，他只能画韩幹、曹霸。韩幹的画还留下来几个摹本，那个曹霸一个也没有了。那他说，我应该学曹霸，你查不出那个曹霸什么样来，那我就是最高的了。如果有个学生说，我要学韩幹，这个师傅就说你不能学韩幹，我配学韩幹，你只配学任仁发、赵孟
。真是莫名其妙。那个曹霸他学得究竟像不像，谁也不知道。如果说你是初中的学生，不能念高中的课本，这我知道，因为你没到那个文化程度、教育的程度。但是这不一样，艺术你爱学谁学谁，爱临谁临谁，我就临那个王献之，你管得着吗，是不是？所以这种事情、这种思想，一直到了今天，我不敢说一点都没有了。我开头所说的破除迷信，这也是一条。
第四点，还有一个文字书，就是古代的字书，比如说《说文解字》，里头有哪个字是古文，哪个字是籀文，哪个字是小篆，哪个字是小篆的别体，哪个字是新附、新加上去的，这本书里有很多。到了唐朝有一个人叫颜元孙，他写了一部书，叫《干禄字书》，干禄就是求俸禄，做官去写字要按那个书的标准，哪个字是正体，哪个字是通用，哪个字是俗体，它每一个字都给列出这么几个等级来。颜元孙是颜真卿的长一辈的人，拿颜真卿的一个个字跟他上辈的书来对照，可以看出颜真卿写的那些碑，并不完全按他那个规范的、雅的写，一点没有通用字，也没有那个俗字，并不然。可见他家的人、他的子侄辈也没有完全按照他那个写法。像六朝人，有许多别字，比方像造像，造像一躯的“躯”，后来身子没了只作“区”。六朝别字里真奇怪，这个“区”字的写法就有十几种，有的写成“
”，有的写成“區”。那么这“区”字到底是什么呢？不过它还是有个大概轮廓，人一看见这“区”字，或许会说这个写字的人大概眼睛迷糊了、花了。多写了一个“口”字，少写两个“口”字，还可以蒙出来、猜出来，仍然是“区”。这种字有人单编成书叫《碑别字》，在清朝后期有赵之谦的《六朝别字记》，现在有秦公同志写的两本书叫《碑别字新编》《广碑别字》，他就看古代石刻碑上的别字，但是他怎么还认得它是那个字的写法呢？可见在不一样的写法里头，还可以使人理解、猜想，认识它是什么字；可见最脱离标准写法的时候，它还有一个遵守习惯范围的写法。还有篆书，有人说篆书一定要查《说文解字》；有本书叫《六书通》，它把许多汉印上的字都收进来了，有人说《六书通》里的字不能信，因为许多字不合《说文》。他没想到《说文解字》序里头就有一条叫“缪篆”这样一种字体，“缪篆所以摹印也”，缪篆是不合规范的小篆，拿它干什么呢？是为了摹印的。可见摹印又是一体，就是许可它有变化的。你拿《说文解字》里的字都刻到印里头来，未必都好看。说《六书通》的字不合《说文》，那是没有读懂这句话。还有后来《草字汇》，草字的许多写法，比如说“天”是三笔，“之”也是三笔，“与”也是，不过稍微有点不同，可是那点不同它就说明问题。“之”字上头那一点，写时可以不完全离开，上头一点，下面两个转弯，有的人也带一点儿牵丝连贯下来。你说它一定不是“之”，你从语言环境可以看出来，所谓呼出来、蒙出来、猜出来，你不用管怎么出来，它也是语言环境里应该用的字。既然这样，可见那个语言环境也证明是习惯。现在写字不管这个，说“我这是艺术”，那不行！别的艺术，比如我画个人，他总得有鼻子、有眼睛。如果你画一只眼、画几只眼，那是神是鬼我不管，问题是你要画人像总得画两只眼，即使是侧面你也得眼睛是眼睛的位置，不能眼睛在嘴底下。字还是得遵从书写的习惯，那么别人也会有个共同的认识，这样才能通行。要不然你一个人闭门造车，那我们就管不了。这是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