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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家的施韦泽，试图用他的基本思维方式，把各种最不同的哲学观点理解为是一个统一体；但是尽管如此，仍能在他的文化哲学思想中，辨认出明确的步骤顺序。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构思安排为四个相互分离，因而也就是有前后顺序的，需要继续加以研究和发展的主题板块。前两个主题是1923年出版的《文化哲学》第1卷（标题为《文化的衰落与重建》）和第2卷（标题为《文化与伦理》），以及已完成手稿的《文化哲学》第3卷（标题为《敬畏生命的世界观》），至于第4卷，从目前收集的遗作来看，施韦泽并未写下完整的文字。它的主题应当是有关《文化国家》（ Der Kulturstaat ）。
从“文化哲学”这个术语，更不用说它四个分开但又相互联结的副标题，都可以看出施韦泽的独创性并不在于他的主题选择，而在于他给出的答案的实质，因为研究文化哲学在20世纪初期已是一种哲学时尚潮流。显然，施韦泽完全很自然地是在文化哲学的时代精神中成长起来的；再加上他作为斯特拉斯堡的大学生，有威廉·文德尔班（Wilhem Windelband）这样一位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文化哲学的重要代表的老师，并且在1899年还参加过格奥尔格·齐美尔（Goerg Simmel）——另一位文化哲学的重要代表的讲座：“在齐美尔的讲座中，我从一个偶尔听课者成为一个有规则听课的学生。”（GW I, 41）
虽说施韦泽在他给出的关于文化哲学的回答中，并不想追随那个时代的人云亦云；但他的主题选择还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当然，在那个世纪交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也很难期望他选择别的主题。
1784年，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曾在《柏林月刊》（ Berlinischen Monatsschrift ）中确认：“启蒙、文化和教育等一些词，仍是我们语言中的新词。它们只是外来的现成书面语，普罗大众几乎还不能理解这些词汇和用语。”（Mendelssohn, 1974, 3）
到了19世纪末，这种情况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文化”成为一个时髦词，文化人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民族的文化使命，攫升为人民最爱的话题。1910年出版了《逻辑杂志》（ Logos ）第1卷，其副标题是《国际文化哲学杂志》（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der Kultur ）；它标志了从现在起，文化哲学这门学科已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参见Perpeet, 1982, 254）。在此之前，鲁道夫·欧肯（Rudolf Eucken）1878年在《当代基本概念的历史和批判》（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Grundbegriffe der Gegenwart ）一书中，赞扬学术界追求新文化哲学的努力，为把文化哲学推向高潮作出了贡献；此书在1904年发行第3版时，改名为《当代思想潮流》（ Geistige 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 ）。那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约纳斯·科恩（Jonas Cohn）、奥特嘉·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爱德华·格里斯巴赫（Eduard Grisebach）和特奥多尔·利特（Theodor Litt），还有我们已在前面提及过的格奥尔格·齐美尔，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都被卷进文化问题的虹吸中；就连作为施韦泽对立面的那位重要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也在这一潮流中于1918年出了一本畅销书《西方的没落》（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只是这本书的成功，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更多在于它的书名，而不是它的内容”：“在那个时代，许多人，并且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在我们高度赞扬的西方文明国家中，有些东西已经腐烂了。斯宾格勒的那本书，表达了这种普遍不适感。”（Cassirer, 1985, 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