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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解他思想的媒介，也为了给思考型读者作为可利用的表述想象，施韦泽为自己的思想描绘了许多图像；其中要数“公园”和“荒野”这对情景，在施韦泽的自我表述中扮演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在他的自传《我的生平和思想》（1931）中，已经谈起过“公园”和“荒野”，并且一眼就让人看出他在德语和法语中的双重根基。
至于这两种语言的区别，我的感受是：每当我说法语时，我就仿佛正走在一个美丽的公园精心修缮的道路上；而当我说德语时，我就像是在一个无比美妙的森林里流连忘返。（GW 1, 79）
对他来说，这两种情景再现了他思想的关键要素：“公园”表示简洁明快，“森林”意味多样性和生命的活力（参见Günzler, 1992）。
在《文化哲学》第3卷的手稿中，他又进一步把“森林”提升为“荒野”：
伦理并不是一个公园，它没有像公园那样精心修缮和维护良好的大道小径，它是一个荒野，由他的义务和责任感驱动和引导，每个人都必须在那里寻找和开拓自己的路。（KPh III, 4.Teil, 371）
“荒野—伦理”的思想，作为施韦泽的一个主要发现，贯穿在他大量的文字中，其基础不仅是施韦泽的伦理思想研究，而且还包括了他在非洲长期积累的经验。自1913年至1917年首次在非洲逗留后，他在1920年出版的《在水和原始丛林之间》（ Zwischen Wasser und Urwald ）中，就写下了他对非洲的印象，同时也描述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环境：
这是一项奇怪的工作。我的桌子安放在通向露台的栅格门边，以便尽可能多地感受到晚间轻拂的微风。棕榈树在轻轻地沙沙作响，伴随着蟋蟀和蟾蜍发出的响亮音乐。丛林那边传来讨厌和可怕的尖叫声。卡兰姆巴（Caramba），我的那条忠实的狗，趴在露台上，发出轻轻的呼噜声，想让我知道它就在我的近旁。桌下，在我的脚边躺着一只小矮羚羊。在这样一种孤寂中，我试图厘清和构思自1900年以来一直令我牵挂的思想，即参与帮助文化重建。原始丛林的孤独，我不知该怎么感谢你给我的帮助！……（GW 1, 451）
与欧洲的大学状况相比，在蟋蟀和蟾蜍声之间的这种哲学思考方式，似乎既是田园风光，又有异国情调，但它给人留下的这种印象是假性的：施韦泽总是在一种严酷的现实中，强迫自己进行着夜间思考；抱怨“爬行动物的骚扰和不得不与之斗争”（同上，446）；把自然解释为是“森林中的军国主义”（同上，447）；并坚信，如果没有这项思想工作，便很快就会“因非洲可怕的乏味”而毁掉自己（同上，452）。一方面，他在日常工作中是医生、建筑师、医院管理者和赞助款筹集人；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横跨在这两者之间的，是一种极不稳定且始终处于危险中的平衡。尽管如此，他仍认为自己有义务对丛林的寂寞感激不已；因为这使他“对欧洲人特有的忙碌和虚荣，有了一种敏感的防御能力”（同上）。由此可说，自他第一次非洲之旅起，他就很明白，自己将成为一个荒野中的思想家，因而必须承受一切与此相应的重负，但也会因此赢得一切机会——与传统保持距离。有鉴于他把“丛林的寂寞”作为自己思考的条件，因而如果我们想对施韦泽的文化哲学，以及更不用说当然也包括他的图像化语言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话，就必须考虑到他在思考时的这一外界条件。这里不仅是一个欧洲人讲述自己在丛林中经历的人生，而且也是一个跨越欧非两洲界限的人，在讲述他第二个家乡的故事，因而施韦泽在丛林中发展出的文化批判和伦理思想，也允许被看作是“热带哲学思维方式”对欧洲思想的一种挑战。
与亚里士多德相似，当施韦泽的历史问题研究天分被唤醒后，是丛林以它的寂寞和与欧洲的距离，促成了他的跨界思考。固定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法的界限，并不是施韦泽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他不愿把自己封闭在认知的一个有限区域内，认为这不会形成一种促进生命的效用；因此早在去兰巴雷内之前，他就已经不再把自己的两个专业——哲学和神学，看成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单元，而是一个统一体。他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就已不为所动地坚持了自己的这一信念：
在哲学和宗教思维之间，无法肯定一个确切的界限。老子、孔子和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都以相同的方式，同属于世界哲学史，也一样同属于世界宗教史。斯多葛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Spinozismus）都是哲学，但又具有宗教的特征和意义。任何一种哲学越有更多的宗教思考，也就越深入和有活力。即便是僵化的宗教，也无法完全摆脱思考。（KPh III, 2.Teil, 60）
施韦泽在这里联结了18世纪的遗产，并主要是歌德的思想，即有宗教信仰的时代是富有成果的，反之则是荒芜的（参见Cassirer, 1985, 285f.）。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韦泽认为，启蒙是宗教思想或思考型宗教的标志，这当然不是指宗教信仰的教条主义。因此，倾向于跨越界限的广阔思维，其实是施韦泽得之欧洲的遗产（或说是嫁妆），但只是在非洲对一种新的伦理和文化哲学的思考中，才发展出了它的完整形态。荒野标志着每个人都得在其中自己负责开拓他的道路；施韦泽以此越过欧洲哲学的界限前往世界哲学，也就越过了一种人际伦理的界限前往一种对一切生命负责的伦理；并且也正是在这一综合背景下，施韦泽就势越过了“地球视野”的界限，进入到了“宇宙的视野”中，而他认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从天文学和地质学的观察角度出发，施韦泽批评现代哲学在对“人和人类”以及“地球作为人的生存地点”的研究中，太过于片面；并且评论说：
由此产生的一种世界观，只是来自一种地球的观察视野；也就是仍然只从地球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命运，而不是真正从宇宙的视野；要想有一种基于宇宙视野的世界观，则意味着应当把观察视野从人际关系扩展到宇宙的无限存在。即使在现代宗教中，世界的创造者也只是停留在人类和地球，而不是宇宙自身。（KPh III, 1.Teil, 164 f.）
要求用一种宇宙参考框架来取代地球中心论的观察视野，表明了施韦泽当时已深受自然科学成果的影响：认为科学并且直到伦理学，都应当运用由自然科学打开的宇宙范围的观察视野。
因此可说，“公园”和“荒野”的图像，标志着与研究历史问题的内在需要和基本思维这一假设并立，是施韦泽思想结构的第三个特征。它与另两个特征一起，为施韦泽作为敬畏一切生命的伦理学家走上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提供了充足的前提条件（无论是作为已经成熟的或还停留在暗示的层面）。准备了基地，规划了思维方式，但这也意味着：从一开始就预见了对专业界的影响。看重特定研究方法的专业哲学界，现在必须用批判来回答藐视方法论的施韦泽，指责他思想混乱，自相矛盾地滥用哲学术语；并且专业哲学界也确实这么做了。无论是追溯历史问题、基本思维，还是越过地域和专业界限寻找真相，施韦泽自己特有的这三个研究程序，都没有按照专业研究方法的规则。
如果施韦泽按专业要求这么做了，并且能把自己的思想纳入专业规定的轨道，那么今天就会说他在哲学人类学、社会和教育哲学，在宗教哲学、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在国家理论、历史哲学以及最重要的伦理学方面作出了令人敬佩的成就，并且还不止在这些领域。但他不想这么做，而是想以基本思维的方式，用一份草稿把所有的一切都纳入其中，只是为了能够帮助他那些“不知名的兄弟”，点燃自己的思想火花，参与到人类思想的“交响曲”中去。这使他的思想在专业界之外广受欢迎，但不幸的是，这也减少了专业界对他的兴趣。尽管如此，与施韦泽的学术争辩这一哲学界真正的工作，似乎还有很多要做，因为只有当施韦泽的遗作全部出版后，才能对他的思想作出一种合理的总体评价。